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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大陸大廠裁員,降薪50%還是沒找到工作

 

 

求職困境

剛被裁的時候,張書瑤按照以往跳槽經驗,預估自己會在三個月內順利找到一份相對滿意的工作,但實際情況比自己預想的惡劣太多。

她在招聘軟體上主動聯繫的近600家公司,只有十分之一給了她投遞簡歷的機會,其中拿到面試邀約的只有三分之一,而幾乎所有的面試都無疾而終。

考慮到自己的學歷、年齡、未婚未育的事實,以及大廠的運行現狀,張書瑤沒有把目標投向一線大廠,而是務實地選擇了一些中小規模的網際網路公司。這意味著,她要接受30%-50%的顯性降薪,還不包括公積金和其他福利的折扣。

她用兩個月整理了自己以往的設計作品集和知識庫,並且每次面試都會錄音,在結束後反覆回聽,復盤自己的疏漏與不足。在這十幾次面試中,她遭遇過在今年極度炎熱的天氣里坐地鐵往返三個小時,結果根本沒有崗位名額的虛假招聘;遭遇過面試官強硬的大幅度降薪;遭遇過眼看要拿到錄用通知,但因為公司自身朝不保夕而取消招聘。

因為實在找不到工作,張書瑤開始投遞她之前從未嘗試過的外包崗位。但她知道,在網際網路運行系統中,外包員工只能處於最邊緣的軌道,接觸不到核心業務,轉正名額、薪資福利、晉升渠道也輪不到他們。一旦外包經歷出現在自己的簡歷上,那麼今後她很可能再也無法找到一個正式員工的職位。

即便如此,每月1.2萬元的房貸壓力讓她不得不先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

但哪怕爭取這個委屈求全的機會也沒有想像中容易。在一次外包崗位的面試中,HR對張書瑤說,「你早就該來嘗試外包了」。這句話讓她內心五味雜陳:原來在別人看來,自己在如今的局勢下還在爭取一個正職的工作機會,就好像痴人說夢一般。

當視頻面試開啟之後,面試主管過了好久才接通視頻,並且全程表現得心不在焉。張書瑤覺得,這就是這家公司對外包員工的真實態度:眼里根本沒有這個群體。這場面試,張書瑤草草敷衍了幾句,最終,她沒有得到這分外包工作。

連外包的機會都沒有抓住,張書瑤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我沒有做到以一個平和的心態去面對外包崗位,因為覺得委曲求全而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既然已經做出了這個選擇,那就沒什麼好委屈的了。畢竟在這個當下,哪裡還有更好的選擇呢?」

同樣33歲的於琳和她的老公也在這次網際網路裁員潮中相繼失業。從北京某網際網路大廠「畢業」的她,在找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公司要麼是給不起她原來的薪資,要麼就是在用面試「騙方案」。「我覺得自己不管是從內容層面,還是產品思維、營運方式上來講,在北京市場還是有競爭力的。但沒一家公司要我的時候,我還是挺焦慮的。後來發現,其實也不是自己的問題,是人家根本沒那個招聘需求。」

〓於琳在大廠時的年會照片

作為已婚未育的女性,於琳在求職市場上頗感被動。但她的老公,一位36歲的資深程式設計師,更是幾乎徹底被網際網路行業淘汰。基礎的技術型崗位,薪資無法與他過去的水準持平,可能有較大降幅;而總監級別的管理崗位,大多在公司高層原本的社會關係網中篩選候選人。

失業之初,於琳和老公專門找了社保代繳機構繼續繳納兩人的北京社保,每月房租加社保要花掉一萬多塊錢。三四個月後,他們決定離開北京,回到於琳的家鄉。於琳已經在家鄉買房買車,回鄉就業,對暫時沒有收入的兩人來說會減輕很多經濟壓力。

家鄉是一座常住人口1300多萬的新一線城市,但工作機會和北京相差甚遠。很多公司在招聘時明確要求只要35歲甚至30歲以下的員工,於琳的老公因為「超齡」,一直在家待業。於琳則勉強得到了一個工作機會。拿到合同後她發現,與前期溝通不同,這是一份單休的工作,但沒有加班費,也沒有調休補償。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於琳對此大為不解,但公司說這是慣例,如果她不滿意可以走人。氣不過的於琳開啟了漫長的勞動仲裁之路,一個多月跑遍了所在城市幾乎所有的勞動仲裁監察大隊和法律援助中心。但至今她的申請還沒有後續。

「一旦失去平台,所謂的大廠中層,就會像午夜鐘聲響起時的灰姑娘,脫下華服和玻璃鞋,回到灰撲撲的環境裡繼續勞作、掙扎。」被裁掉之後,陳航在社交平台寫下這段話。這個曾經年薪80萬的大廠中層,如今投出的簡歷全部石沉大海、杳無音訊。面對同樣無業的妻子、還在讀小學的孩子,以及每個月紛至沓來的房貸、車貸帳單,他陷入了極度焦慮、抑鬱狀態,不得不通過吃藥來調節心情。

為了生存,畢業於C9高校理工專業的他,通過自己老同學的關係去某成人教育學院做老師,年薪18萬。到學院報到的第一天,他看到自己的直屬科級領導穿著老舊的聚酯纖維運動服,在休息時間和同事分享人均100元在海底撈吃到撐的點單攻略。

「我過去也是能帶著團隊把一個產品從無到有做起來的,現在呢?在給連順豐快遞都不會下單的人打工!」他在網上的吐槽,收到了網友清一色的批評和嘲諷,有人說:「你稅後80萬年薪不就拿了那麼幾年嗎?而你科長的20萬年薪可以拿到退休,還能有增長空間,這就是區別。要不怎麼說宇宙的盡頭是編制呢!」

 

 

難以為繼的生活

被裁員之後,張書瑤找到開發商,希望能夠退房,哪怕已經交出去的5萬元定金打水漂也可以,但開發商不同意。在朋友的建議下,她諮詢了律師,律師表示基本的風險代理費要10萬元,但不保證訴訟成功。多方權衡後,張書瑤只能咬著牙把房貸繼續背下去。

但有一次,她去和樓盤開發商交涉的時候,發現她所買的樓棟有一戶房主成功地退了房子。這時她意識到,自己無法退房的原因,歸根到底因為她沒有任何可以借力的社會關係,甚至連一個可以陪她來和開發商談判的人都沒有。她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一個身高一米五、長著娃娃臉的女孩子。

她一直想證明,嬌小可愛的女孩子也有無窮無盡的能量。也因此,她在工作上拼盡全力,在日常生活中喜歡拍攝自己服裝搭配的照片分享到社交媒體上。那些衣服大多價值百元左右——她一直精打細算地攢錢,從不敢過度和超前消費,只求換來一個安身之所。

被裁員後,她已經4個月沒再買過衣服。「之前不是有被大廠裁掉後跳樓自殺的人嗎?當時我還不理解,現在我懂了。誰不想好好活著呢?可誰又允許我活下去呢?」她想好了,如果真的到了不得不因為斷貸自殺的那天,她要寫好遺囑,把自己的器官捐給需要的人,「我活著的時候沒有感受到這個世界的溫柔善意,希望死了可以讓這世上有人好過一些。」

現在,她把希望寄託於上家公司在巔峰時期分給員工們的股票上,雖然這批股票已經跌得只剩一毛錢,「和廢紙沒有什麼區別」。但她還是祈禱前公司能夠起死回生,「這樣這批股票還能救我一命,讓我苟延殘喘、多活幾年。」

祝清歡則在3個月求職未果、賠償金快要彈盡糧絕的時候做起了兼職。

她的兼職瞄準了北京現在最火熱的市場需求——家庭教師。「雙減」之後,北京有學齡兒童的家庭補課需求有增無減,但補課班幾乎銷聲匿跡。於是,家長們開始潛入各大高校學子組建的家教群發布需求公告,祝清歡精準對接了其中一個家長。

這份工作的性價比並不算高——她需要一周四天往返通勤兩個小時去到學生家裡授課,一次授課時間一小時,能賺到100塊錢,有時家長還會以「溝通孩子學習情況」為由再和她聊上將近一個小時。因為目前家庭私教沒有明確的政策性規定和行業規範,祝清歡經常被白白占用很多時間。但一周400元的收入,對她來說也算是可解燃眉之急。

〓祝清歡在公司拍到的北京晚霞

除了家教外,祝清歡還開闢了第二副業,在社交媒體上做簡歷修改師,主要客戶是應屆畢業生。她發現雖然網際網路大廠內外交困,但年輕人普遍還是想躋身這個行業,「哪個小孩不想進大廠啊?說白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除了手頭的錢越來越少,祝清歡更大的焦慮來自於母親。

祝清歡的父親去世後,她和母親各自處於獨居生活的狀態。因為擔心對方遇到不測,她們給彼此的家裡安裝了攝影頭,說好了如果通過電話聯絡不到,就打開攝影頭看對方有沒有遇到什麼意外。一個工作日的白天,母親通過攝影頭看到了她,質問她為什麼這個時間居然在家,她以請假帶貓看病為由搪塞了過去。在這之後,她調整了屋內攝影頭的監控視野,小心翼翼地保證自己只在監控盲區內活動。

作為山東人,祝清歡的母親期待著女兒能有個標準「山東孝女」式的生活路徑:考入家門口的體制內單位、早早結婚、兒女雙全。對體制內毫無興趣的祝清歡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把一些女權主義的標語文到了自己身上——文身,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和考公徹底絕緣。

儘管生活捉襟見肘,但她堅持沒有告訴母親失業的事,「我不想讓她再跟我提考公很香這件事,我不想讓她覺得我的選擇是錯誤的!」

 

 

責任編輯: 劉詩雨  來源:鳳凰WEEKL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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