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適
1964年9月，南京中華門外戚家山出土了一塊墓碑《謝鯤墓誌》。經專家考證，謝鯤乃東晉宰相謝安的伯父，系東晉初年名士。他的墓誌立於公元323年11月，質地是花崗石，志文共67字。《謝鯤墓誌》字體扁方，筆畫舒展自然，撇與捺的收筆向上翻挑。刻工精妙，用筆遒勁，筆體較多地保留了漢代隸書質樸的氣息。
4個月後，1965年1月，又在南京燕子磯人台山出土了《王興之夫婦墓誌》。專家考證，王興之是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堂弟，比王羲之小三歲。《王興之夫婦墓誌》兩面刻字，一面為王興之墓誌，另一面為王興之夫人墓誌。墓誌共130字，字形方正，結體緊密，筆畫挺直，被專家稱為「方筆隸書」。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王謝兩大家族兩塊墓誌的相繼出土，很快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他把兩塊墓誌與王羲之的《蘭亭序》反覆對比，結合自己的書法體會，很快寫出了《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石破天驚地得出結論：《蘭亭序》不論文字還是書法均非出自王羲之之手。
文章先後在1965年6月的《光明日報》及這一年第6期的《文物》雜誌上發表。在這篇長達兩萬多字的論著中，郭沫若大膽論斷：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並非王羲之所寫，而是他的第七代孫智永和尚偽造的！
此言一出，當即在學術界引起震動。
但鑑於郭沫若在史學界的地位，很多專家雖然不同意郭沫若的論斷，卻不敢公開出面與郭沫若論爭。如果一直這樣萬馬齊喑，今天的出版書籍和教科書上，蘭亭序書法和文章的作者，就都改稱智永和尚了。
然而中國這塊土地上，真還有膽子大的，這人便是江蘇省文史館館員高二適。眼見眾人都不做聲，高二適伏案疾書，很快便寫成了《〈蘭亭序〉的真偽駁議》，文中引證大量文獻和法帖資料，針鋒相對地提出：《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鐵案。
高二適，江蘇東台人，擅長草書，其書法狂放恣肆，自具一格。批駁郭沫若論點的文章寫完後，高二適便將它寄給了《光明日報》，沒想到稿件卻被編輯部退了回來。性情耿直的高二適氣憤之下，索性拿文章寄給自己的老師章士釗，請他把文稿轉呈毛澤東，以求得到公正對待。
7月16日，章士釗給毛澤東寫信，推薦高二適的文章。7月18日毛澤東答覆章士釗說：「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
同一天，毛澤東又致信郭沫若說：「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行嚴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若何？」
郭沫若收到毛澤東的信後，當天就約見了《光明日報》總編輯，表明同意在報紙上組織討論。這樣，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才在1965年7月23日發表在了《光明日報》上，幾千字的影印手稿也在第7期的《文物》雜誌上給予了轉載。這篇與郭沫若唱「對台戲」的文章發表後，立即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蘭亭論辯」。
短短半年時間，就有幾十篇文章發表在《光明日報》《文物》等各類報刊上。除郭沫若自己的文章外，還有大量支持郭文觀點的學者、書法家，如張德鈞、啟功、龍潛、趙萬里、於碩（於立群）史樹青等人，也紛紛撰文跟進。支持高二適觀點的，有唐風、嚴北溟、商承祚等人。古文字學家商承祚在抗戰時期就和郭沫若相熟，郭當時對《蘭亭序》的看法和他後來寫的文章大相逕庭，商承祚不明白「為什麼他突然改變了自己的觀點？」
對於這場「蘭亭論辯」，郭沫若雖然表態說「歡迎大家討論」，但對高二適首先「發難」仍頗感不悅，他對《光明日報》記者說：「我只是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寫的，並不想什麼書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騷動……高文也的確太不成話了。我從來不寫什麼指正之類的客套文字，為了高二適，我只好『變節』了。」
郭沫若除了親自撰文反駁外，還通過文藝理論家阿英（錢杏村）告訴啟功：「郭老叫你寫一篇文章，響應郭老的觀點。」啟功便寫了《〈蘭亭〉的迷信應該破除》，交給郭沫若審閱，郭立即送《光明日報》發表。啟功在文章中說：「余曾固執以為《蘭亭序》乃大王真跡，自從看了郭老的文章，說二爨和《喪亂帖》有一脈相通之處，我的理解就活潑多了。」然而文革結束後，啟功卻一反前言，表示當初是「言不由衷」。
有人對此卻堅守沉默。陳叔通曾鼓勵書法家沈尹默參與論辯，沈回信說：「郭文自相矛盾之處頗多……郭公對此忽爾興發，寫此弘文，實不可解也。」堅決地表示了拒絕。
在這場論辯的幕後，有許多操作與學術完全無關。事情的緣起，最早是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康生，將江蘇省送給他的「王謝」墓出土的墓誌拓片轉送給郭沫若，讓他寫篇文章。原以為可以一錘定音，沒想到高二適不懼權威，冒險犯難，著文駁議，毛澤東又建議公開發表。架勢拉開，不能不回應，於是康生再次提供材料，親自整理出五條史料，交給郭沫若作為反駁的重要依據。郭也心有靈犀，將自己寫成的文章初稿送給康生審閱。康生回信給予高度肯定，同時向郭通報了毛澤東的態度。毛問：郭老的《蘭亭序》官司能不能打贏？郭得知消息後，當天就把新寫的《〈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篇文章的清樣呈送給了毛澤東。
康生不但通報上層信息，還親自組織反駁高二適的文章。他對北京發表的幾篇文章都不滿意，尤其是北圖研究員趙萬里的文章，批評說「只寫了巴掌大的文章」，有敷衍之嫌。於是派人到上海，請上海博物館館長、古文物鑑定權威徐森玉寫篇文章。徐森玉認為支持郭沫若容易，但要駁倒高二適難，為了交差，就寫了一篇「繞圈子」的文章《〈蘭亭序〉真偽之我見》，既支持郭沫若，又避開和高二適的辯論。
高二適對論辯背後的暗中運作一無所知，仍老老實實地著文反駁。但尚未來得及發表，而文革爆發，論辯就此中止。
六年後，餘興未盡的郭沫若，又在1972年第2期的《文物》上，發表《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認為找到了「新的證據」，稱1965年期間曾熱烈辯論過的《蘭亭序》的真偽問題，「在我看來是已經解決了」。郭沫若在文章中，還用了大量篇幅駁斥章士釗的「非偽說」，原因是章士釗在他剛出版的《柳文指要·柳子厚之於蘭亭》書中指出：蘭亭盛事，如果沒有王羲之，則清流急湍、茂林修竹，都會埋沒於空山之中。有人持一己之說，想否定王羲之是蘭亭序的作者，是辦不到的。
面對郭沫若的駁斥，92歲高齡的章士釗，約請高二適代他寫一篇反駁文章。高二適於是撰寫了《〈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但這篇論文，因章士釗赴香港治病並於1973年7月逝世，沒能發表。
因為郭沫若宣稱，《蘭亭序》真偽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所以1973年3月，文物出版社即編纂了《蘭亭論辯》一書，書中收錄了有關真偽之辯的文章18篇，按立論不同，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收郭沫若及其觀點相同的文章15篇，下編則僅只保留了章士釗、高二適和商承祚的3篇文章。
編者在出版說明中指出：蘭亭論辯「反映了唯物史觀同唯心史觀的鬥爭」。把原本純屬學術上的不同看法，上升到了階級鬥爭的高度。對此，高二適曾憤憤然說：我怎麼就唯心主義了！
如今，高二適和郭沫若兩位學者都已相繼作古，他們之間的那場「蘭亭論辯」，因為誰也無法說服誰，到今天仍無定論。然而，除學術界外，郭沫若的觀點已經很少有人再提及了。主流的看法依舊認為，王羲之是《蘭亭序》文本的作者，書法蘭亭序的真跡也是存在過的，只不過在唐太宗的昭陵墓中做了陪葬品罷了。今天我們看到的各種版本，雖然都是臨摹本，卻並不能因此否定王羲之是它的作者，更不能輕率結論，《蘭亭序》的作者另有他人。
資料來源：
1、馨心齋主《毛澤東與〈蘭亭序〉和「蘭亭論辯」之探微》
2、《第一行書〈蘭亭集序〉的作者究竟是誰？》
3、兔小利《蘭亭序不是王羲之寫的？揭秘蘭亭序真假之謎》
4、百度百科《蘭亭集序》
2022-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