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可以說防疫已然成為一場政治運動。當我回顧大躍進與大饑荒的這段歷史，卻發現如今中國的防疫政策造成的種種亂象居然和那場大災難在運行機制上有著驚人的相似。
最近在讀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就像書名所寫的那樣，這本書講的是在中國歷史課本中被刻意淡化甚至抹殺的那段歷史——大躍進所引發的六十年代大饑荒。
作者曾經是新華社高級記者，這個身份讓他有機會對體制內的人員做訪談調查，接觸到當時黨內的親歷者，也有調查檔案的資源，可以說可信度還是有一定保證的。同時，作者的父親曾在那個年代被餓死，也導致他出於個人情感的原因願意去記錄和反思這段歷史。
這本書的上半部分盤點了當年饑荒較為嚴重的11個省的統計數字和訪談調查，以紀實的方式赤裸裸地呈現當年的慘狀。後半部分主要梳理了造成這場人禍前因後果，分析了造成這場慘劇的機制，直言不諱地批評毛時代的極權主義。
牆內禁書，或許可以找到電子版
在出國之前，我對於大躍進和大饑荒也不是完全沒有了解。我們的歷史課本會說大躍進過程中出現的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以及浮誇風和共產風，也會經常聽老人們講六零年代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故事，但卻從沒有把這大躍進和大饑荒聯繫在一起。出國之後，我慢慢明白大躍進並不僅僅是課本上所說的「曲折探索」那樣輕描淡寫，而是造成了成千上萬人餓死的大型人為災難。
然而，就算我已經有一定的基本認知和心理準備，但當我翻開這本《墓碑》的時候，還是被作者直白語言下所揭示的赤裸裸的慘劇所震驚，因為對慘狀的形容過於直白，一度讓我產生生理上的不適。當我讀完這部書，我對那場大災難的認知便不再是抽象的數字和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畫面。
更重要的一點，我從這本回顧歷史的著作中，仿佛看到了疫情以來中國的防疫政策的影子。
不知道你有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
為什麼要給動物做和鋼筋做核酸呢？在人煙稀少的雪域高原和牧區為什麼要製造群聚環境做核酸呢？為什麼質疑蓮花清瘟和中藥在防疫中的作用會被禁言？為什麼之前我們談封城的時候還感覺像個大工程，怎麼現在封城換了個叫法就成了家常便飯了呢？在40多度的高溫下排隊做核酸是哪個腦子被驢踢了的人做的決定？是誰要求女排運動員要戴著口罩比賽呢？與病毒共存這個茬兒，為什麼在牆內再也沒人提了？
哥們兒，恭喜你，你正在見證一場名為防疫的政治運動。
啥？這個年代還有政治運動？
誠然，嚴格意義上來講，它並不像文革那樣，從一開始就聲稱是政治運動，也並非從一開始就有明確要打倒的目標。然而這不妨礙它演變成政治運動，或成為政治運動的載體。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六十多年前也有一場披著建設社會主義運動的外衣的政治運動——它的名字叫大躍進，它的後果是餓死上千萬人的大饑荒，它的後續發展叫做文化大革命。當我翻開六十多年前的那段歷史，去了解大躍進和大饑荒，我驚嘆於當年這場超英趕美的建設高潮與如今獨步天下的動態清零有那麼多的相似之處。
始於和外國比高下
中國的制度永遠是優越的。不論是當年的計劃經濟下的所謂社會主義，還是如今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不可質疑的前提。既然制度是優越的，那麼我們六十多年前就就應該能夠超英趕美，六十多年後就應該可以在全世界都消滅不了病毒的情況下，持續不斷地清零，這正是體現我們的制度優越性的時候。巧了，毛太祖和慶豐帝不約而同地把趕超目標錨定在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各國。
三面紅旗不容否定，動態清零不可動搖
大躍進餓死那麼多人，但是不論事態多麼嚴重，不論大躍進錯的多麼離譜，「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個路線是不能否定的，這是立場問題，是路線鬥爭，是是否向毛核心看齊的問題。時至今日，清零的總路線也成為了這樣一個存在，所有對防疫正常提出異議和質疑的人都會被視作攻擊黨的總方針和意識形態，是否與病毒共存的討論空間越來越小。不論是暴力防疫還是封城下的上海吃不飽飯買不到菜，這些對於官員來說都是小事，經濟和民生受損頂多是能力不足的問題，而是否嚴格執行清零政策則是政治忠誠的問題。
防疫成為官員政治表態的手段
這本書中作者有一個觀點很值得玩味：除去自然條件的影響，對上面政策執行不夠的（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餓死人就越少，對毛澤東的路線越忠誠的地區餓死人就越多，在上面下達命令的基礎上創造發揮的越多，造成的災難就越大。
如今各地應對疫情何嘗不是這樣呢？
如何應對疫情早已不是科學問題，而是政治立場問題，官員怕錯隊，因此會寧可過度執行，更有甚者他們會揣測上意，在動態清零的大方針的基礎上發揮創造，他們要做的比其他人更過火，才能表現出他們的立場更堅定，自己才更有可能更上一層樓。比如不僅有陽性會立刻封城，就連沒有陽性也要搞什麼「大練兵」模擬封城；給動物和非生物測核酸，在雪域高原和大草原上做核酸，讓人門在酷暑下排隊做核酸，這一切都是政治表態。這些做法不僅僅是懼怕上級高壓的過度反應，而更像是對上面的刻意逢迎，這種逢迎越嚴重，對清零總路線執行越堅決，民眾生活就越困難。這何嘗不是這個時代的「浮誇風」呢？
不僅要消滅疫情，更重要的是消滅不同的聲音
之所以說防疫是一場政治運動，是因為他和當年的大躍進一樣，不僅僅是不切實際的做蠢事，重要的是生產運動中一直伴隨著「扣帽子」式的批判，說白了，大躍進也好，如今的防疫也罷，對於統治者來說主要的目的並不是超英趕美或防疫本身，重要的是在生產運動和防疫運動中消滅和打倒反對派和不服從最高權力的力量，不論著些不服從的力量來自於體制內官僚還是民間。
大躍進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反右傾的清洗運動，誰反應基層的困難誰就會被扣上右傾的帽子；而防疫運動則是先以防疫為理由限制和剝奪人的自由，再以反對防疫政策為罪名消滅爭取自由的人和思想，最終篩選出可以忍受不自由的人，以及甚至狂熱支持極權主義思想的人，體制內與病毒共存的呼聲被壓制，甚至連批判中醫都會被直接扣上不愛國的帽子。
都出現了非人道慘劇
雖然大饑荒時期造成的人道災難要比防疫更慘烈，然而考慮到當今整個世界和中國的發展水平，防疫過程中發生的非人道的事情也算是駭人聽聞：封城導致的斷糧；沒有核酸無法就醫導致有病不能及時治療；醫療資源的在防疫上的濫用導致醫療資源緊張；以無害化處理為理由撲殺寵物；國際航班五個一政策導致的無法回國探親；為了完成中央規定疫苗接種率，地方政府強制打疫苗，不良反應致死的人維權無門；為了防疫把門釘死不讓人出門；因違反當地防疫政策被拉去遊街示眾當眾羞辱......這些非人道的事情不勝枚舉。
在結果上都加強了政府對社會的控制
人民公社的負面結果並不僅僅是通常所詬病的大鍋飯造成的浪費，我們更要認識到：在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偉大目標的號召下，政府利用人民公社和生產隊這種組織模式，悄悄地剝奪了個人的一切權利，並掌控了一切信息來源，甚至個人生活，社會關係以及個人思想。集體主義下的原子化莫過如此——人作為集體的一個單元，而原子和原子之間沒有自由的資訊流動的思想交流，一切信息和思想來自於這個集體，那麼人就很難對現狀有制度層面的質疑。《墓碑》的作者在書中的自白，很生動地描寫了這種環境下人的思想：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回過頭來想想，現在被社會主義鐵拳錘爆的粉紅們何嘗不是這樣呢？其實這樣的人早已有之，年代雖然變了，如果鉗制思想的制度不變，人的思考和行為方式也不會變。看看早已習慣的核酸檢查和健康碼，看看那些志願者」大白「，看看那些名為防疫人員實為維穩力量的白衣黑皮們，哪個不是在剝奪你的自由呢？當人們從被迫服從到主動配合再到真心贊成的時候，個人的一切——從外在的生活資源到內在的自主思維方式都將會被剝奪殆盡。
防疫這場政治運動可能會造成的後續影響
我用大躍進與大饑荒來和防疫運動做對比，不僅是因為兩者表現出很多相似的特徵，也不僅是因為兩者有著同樣的運行機制，更是因為我隱約地感覺兩者處在相似的歷史節點。
大躍進造成大饑荒之後，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的一尊地位首次遭遇挫折，被迫退居二線，將一線的具體事務交給了劉少奇。然而，毛是一個善於秋後算帳拉清單的人，在這場他看來的」路線鬥爭「中，他明確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後來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為了奪回黨和政府的絕對的控制權，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而如今的動態清零同樣使中國的經濟增速驟降，這使得路線鬥爭又一次擺在了明面上。表面上這是要清零還是要經濟這一具體問題之爭，而其背後實際是走改革開放路線還是走強化國家控制一切的極權主義路線之爭（雖然具體形式可能與之前不同）。很不幸，我不得不說後者勝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或許今後就像大饑荒過後的文革一樣，更加激烈地更加深刻地消滅反對聲音。
為什麼要在防疫運動的時代回顧大饑荒
我這種單純的比較或許有緣木求魚之嫌，我也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要重演。但是我們必須充分地理解當年大饑荒的產生機制，同時在感性上深刻地體會到這個大災難的嚴重性才有討論的前提，畢竟，我們無法指望連大饑荒這件事本身都不甚了解的中國年輕人會有什麼深刻的反思，更不能指望這樣的社會能夠學習過去的經驗教訓進而避免相同邏輯的人禍。
特別是當這個專制體制不僅沒有根本變化並且加速回歸獨裁之際，我寧可把事情想得更糟糕一點，去回顧1949年以來（或許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災難。因為只有記住災難，才有避免災難的可能。
最後，還是用本書前言中的一段話做結尾與朋友們共勉。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