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契夫（港譯：戈巴卓夫）在世界陷入巨大危機的時刻離世，引發了許多人對歷史的思考。一個不變的主題，就是「個人在歷史的地位」，這個問題在現代世界揮之不去，恐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個人的道德選擇，可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改變其他人的命運。無論你喜歡與否，無論當事人幸與不幸，戈巴契夫和習近平都是留下巨大歷史印記的當代人。
兩人最大的共同背景，就是他們的歷史性機會和地位，都源自「後共產革命」的社會與政治實踐，但他們的個人品格和家世背景又極為不同。戈巴契夫來自蘇聯社會底層，是地道的「農民兒子」，而習近平則生在紅旗下的權貴之家，年紀輕輕就到北方農村插隊。這個背景差異，對兩人在歷史關頭做出截然不同的道德選擇，有非常大的影響。不過，兩人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相似背景，那就是在極度官僚化的紅色政權下投身從政，且都不靠政績，而是靠「上面有人」蔭蔽和提攜，意外走上最高權位。這說明他們都有超群的政治生存本能，都深諳「紅色官場」的為官之道。那麼，不同的家世背景和社會體驗，如何通過不同的品格導致了兩人天壤之別的道德選擇呢？
我以為，戈巴契夫和習近平異乎尋常的「官運」，帶來一個極為致命的負效應，就是他們在臨危受命之際，既無執掌大權的經驗，更無應對全面危機的班底。在這種情況下，兩人的家庭和個人經歷，對他們的判斷和生存策略之選擇，有決定性影響。戈巴契夫對上層黑暗的「遲知」，保護了他由親情養育的良知，而習近平對高層政治黑暗的深層體驗，及對中國農村社會，尤其是北方農村社會徹底解體的直接經驗，則讓他完全不能理解一個有平等尊嚴的世界。
但戈巴契夫獲得崇高的歷史地位也是無疑的，因為他的道德選擇，豐富了人類的自由經驗，維護了現代社會合作不可或缺的平等尊嚴。習近平「選擇性反腐」保權位的策略雖然成功，但其災難性的後果之大，無法估量。習近平是有機會做「中國好男兒」的，因為他捕手的中國雖然危機四伏，但尚有「一手好牌」。現在，習近平打光了所有好牌卻還能保住大位，最重要的原因僅僅是無人能捕手，因為當下的中國，已成為一個「社會無信任，精英無廉恥，官家無良心，商家無希望」的四無國家。
那麼，中國人真的就沒有選擇，只能為習近平「我將無我」做陪葬嗎？我還沒有這麼悲觀。我相信中國的好男兒已經活在當世，他應該來自農村，但有完全不同於習近平的農村經驗，他不大可能出身如今只知欺上瞞下的「幹部」世界，而更可能來自商界，因為只有在商界，才可能有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自由同時在中國也在全球擴展的積極經驗。
這樣大規模跨越文化和文明邊界的自由體驗，是歷史上的中國所沒有、也是當今中國人最大的財富。儘管對很多人來說，這樣的經驗並非完全正面、甚至是相當不幸的，比如很多人在沿海打工失去健康、失去家園，甚至失去了後代。但我相信，中國的好男兒將從這個共同經驗中脫穎而出。
(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