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談普京、習近平的後集權，建制於民族主義，乃是共產黨成功換代意識形態，向傳統要合法性，如大俄羅斯主義、中國大一統這些貨色，這個更新換代，也有一個過程，其建構至少也有三十年之久，人們早已忘記其濫觴，陳年舊事裡，有一樁涉及到我，我亦有一文敘之，今天貼出。】
1991年春，我從巴黎轉來普林斯頓的第二年，尚在哈佛讀博士的丁學良寄給我一個複印件，並附言道：「這樣的昏話，實在看不下去，你應駁他一駁。」
那是刊登在台灣《海峽評論》上的一篇文章，作者顏元叔，緣起他讀了何新的什麼宏論，「老淚縱橫」:
『信不信，我為亞運183塊金牌，也情不自己地流淚——無他，只因為我們中國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頭地！」
此人極為霸道，別人告訴他長江黃河污染嚴重，他竟破口大罵：「你這麼糟蹋你自己的祖國，你究竟是『人』還是『狗華人』？」
丁學良最看不下去的昏話，是顏氏說中國的科學家「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死，千千萬萬她與他不累死，中國科學怎麼迎頭趕上西方！怎麼出人頭地！」、「所以，中國人必須以一條褲帶束緊千萬億腰杆，中國人才得解放！」諸如此類的昏話，不勝枚舉。（隔了三十年再去引述它，特別是背襯了目下中國兩極分化、冤獄遍地、狼煙四起的圖景，我都有點替對方臉紅。）
讀罷我便按奈不住揮就一文，作題〖對苦難漠視的殘忍——讀顏元叔大作有感〗，3月21日在香港《信報》刊出，我尚不知顏氏何許人也，只知他是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自然是留過洋的，而留洋階層中多因憎恨西洋而倍愛中華，乃是某種心理扭曲，原不必認真的，我也只是憑了一時的義憤，去駁斥那種近乎蠻橫的歪理，因為受不了他們這般辱沒死於中共專制的幾千萬人，他們留洋只徒然惹了些自卑和偏激。但是，那時節大陸裡面黃金滾滾、跑馬圈地之間，有些什麼精神層面的東西在生成，卻是我們看不清楚的，並非只有基督教、法輪功，這個體制也在打造新的意識形態，以取代原來老舊而廢棄的。
不久，我在普林斯頓大東亞系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裡混亂翻閱時，無意間發現從中國大陸進口的期刊雜誌中，竟也有那本極左的《中流》，以公開反對鄧小平搞資本主義而著稱，其九一年六月號辟一專欄，名曰《愛我中華的心聲、壯我中華的呼喚》，將顏文和《信報》上的拙文「一字不易，未加刪節」地刊出，擺開一付約稿、摘登來信的大批判架勢，這是文革及政治運動中黨報必行的老套數，而六四屠殺後中共宣傳機器對所謂「長鬍子」的大批判，一般是不主動找靶子來打的，挑選我與顏元叔的筆仗大做文章，應屬罕見。
《中流》的編者按說，顏文刊出後「在社會上引起十分強烈的反應」，「我們不斷接到來自各方面的讀者的來稿、來信，以及在其他各種場合的反映。其中有思想戰線的老前輩，也有來自最基層的普通讀者」，前者指魏巍、吳冷西、程代熙等，後者冠以「來自廣大讀者的反饋」，則包括農民、中學生、教師、退休幹部等等，不一而足，來稿來信皆一派文革大字報的謾罵風格，則是絲毫不奇怪的。可惜我只找到三期《中流》（九一年六、七、八月號），不知道這場「圍剿」究竟持續了多久，卻看到了晚近二十年裡風生水起的民族主義喧囂之端倪。
我對顏元叔等輩的駁斥，有兩個重點，反過來成為他們批判我的重點，現分而述之。
第一，針對顏氏大讚中國大陸老百姓「一輩子吃兩輩子苦」乃是值得的「煉獄」，我舉毛澤東五九年「趕英超美」導致大饑荒餓死兩千萬人，予以駁斥，而魏巍等人對我的反駁，唯有徹底否認這場大饑荒而已，並斥為「反共傳單上的下流語言」。今天，「大饑荒」真相在中國仍是禁區，所幸我們終於有了楊繼繩和他的悲憤之作《墓碑》，真像已大白天下，再也不能禁止了。容我只摘引《墓碑》前言的一段話：
『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數字有時候比理論強大得多。顏元叔等人也許不知真相，但他們所秉持的一種「發展與國家強盛的反人道傾向」，是違反普世價值的，他們有的人從未在極權制度下生活過一天，卻天然具有反人道的極權意識。
另一個爭論重點，是長江、黃河的泥沙化問題，顏氏所代表的可稱為「掠奪型發展與經濟增長觀念」，即晚近二十年中國經濟起飛所帶來的環境代價，今天已成不爭的事實，無需我們在這裡多費口舌了。因《槍、細菌和鐵》一書獲普立茲獎的Jared Diamond教授，2005年出版一部新著《大崩壞：人類社會如何選擇敗亡或成功》，其中專設第十二節〖中國，蹣跚巨人（China, Lurching Gant）〗，他評說中國近10%的年增長率：
『「受惠」於這些輝煌的事功，中國的環境危機演為最烈者，並持續崩壞之。空氣污染、生物多樣性減損、農田流失、沙漠化、沼澤消失、草原荒蕪、和人為自然災害之規模與頻率增大，如物種侵入、無限制放牧、江河斷流、鹽鹼化、土地侵蝕、垃圾堆積、水的污染和匱乏，還可以列出很長的單子。各種環境問題皆導致巨大的經濟代價、社會衝突和健康問題，其中某一個單項都足以引起中國人的嚴重關切。但是以中國巨大的人口、經濟和區域，其環境問題勢必不止是個國內事務，而將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與中國分享一個星球、一個海洋、一個大氣層的皆將漸次受到影響，亦即中國的環境問題也將「全球化」。』
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起飛，是以一個民族主義的新意識形態作支撐的，其發展才獲得了秦暉所說的「降低交易費用」的獨特方式——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各方交易（討價還價）權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些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降低「費用」，1992年開始的中國市場化，在產權改革之前先用國家權力來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農村則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外，任憑公開瓜分，然後就是「圈地運動」。這一切國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個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殺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便是中共的底線；而無情的剝奪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這便是中共宣傳機器的特長，我在上文提及的那兩點，發展和國家強盛的反人道傾向、掠奪型發展與增長觀念，便是他們民族主義武庫里的兩件把式。』
不過顏元叔的大作，實在是「國家話語」的一篇傑作，乃是何新，更不要說魏巍之流寫不出來的，未知後來習近平怎麼沒把它收進中小學課本里去？
顏元叔雖然是從台灣出去留美的，但是他把留學中的個人經驗，諸如「受歧視」的屈辱、尷尬、掩藏內心的痛恨等等，極準確地升華到一種集體的、種族的層次，於是就具備了作為「國家話語」的檔次，而註定會被中共收編。
但是「國家」最看重的，是顏元叔所提供的這種私人經驗中的恥辱、自卑、仇恨的成分，也就是所謂「恥」——近代中國飽受西方列強欺凌，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中無疑儲存了大量的「恥」，那是為「民族國家」建構預備好的「精神財富」，可以用來刺激、麻醉、洗腦國民，以便於駕馭和統治。
二戰時期中共躲在陝北養精蓄銳，對蔣介石指揮國軍浴血抗戰作壁上觀，但是奪取政權之後，它宣稱自己才是抗戰主力，以便最大化「國恥」資源，還徑直延伸到一八四〇年才滿足，非撈夠「恥辱」泔水不罷休，這種精明令人望塵莫及。
可愛的顏元叔教授，還有魏巍他們，都號稱是馬克思主義信徒，卻對晚近三十年中國的貧富崩裂之大不公平，不置一辭，熟視無睹，還推波助瀾，不免也是那個「低人權、低福利、無工會、高消耗」發展模式的罪人；
另則，這些文人以極左理論為極右的政治服務、以仇外心智為從西方引進資本、文化作粉飾、以偏狹愚昧的國家主義餵養毫無個人權利意識的民眾，凡此種種，皆營造著某種人格分裂的精神氛圍，而彌散於中國近三十年，令民族和個人都很難建立自信、少受傷害，這便再也摘除不了「東亞病夫」帽子——這頂帽子，才是最恥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