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教授警告說，習近平在20大上提拔的是一堆奴僕，而不是政策專家。他質疑說，像俄羅斯的普京一樣，會有下屬願意站出來批評習近平的錯誤政策嗎？
中共20大將在十月召開，預計習近平將獲得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教授安東尼‧賽奇（Anthony Saich）近日在《中國在線》（the Wire China）撰文，預測中共20大後在國內外政策上的走向。
他說，20大後新上任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人員組成將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中國未來的政策方向。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加上中組部部長陳希和中宣部部長黃坤明都是值得關注的可能被晉升人選。
在現任總理李克強宣布屆滿退下後，現任副總理胡春華和現任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是為數不多的可能接替總理職務的高層領導人人選，兩人都具有擔任總理的相關經驗。
賽奇表示，鑑於習近平已經剝奪了總理的大部分權力，任命胡春華可能被視為向核心圈子外拋了一塊骨頭，對習近平本人沒有什麼損失。
「總的來說，習近平對任命的偏好是忠誠度高於專業適合性或技術適合性。這對於中國在20大會之後所面臨的政策挑戰來說，不是一個好兆頭。」
習近平身邊無人敢批評錯誤政策
他說，20大後，習近平身邊會圍繞著一堆跟他親密、且被信任的隨從，這對一人制的中國來說並非好事。
賽奇說：「這在專制政權中是個問題，尤其是在沒有其它來源並允許關鍵資訊流通的情況下。就像俄羅斯的普京一樣，會有人願意站出來批評錯誤政策嗎？很可能沒有人願意走出習近平的回音壁。他所提拔的大多數人都是忠誠的奴僕，而不是政策專家。
「其次，由於習近平看起來希望一直保留（權力）主導地位到2035年，這就把繼承問題進一步推到了歷史舞台上，增加了未來不穩定的可能性。這種嚴重集權的個人化統治是中國在目前發展階段所需要的嗎？」
中國國內政治不太可能有重大轉變
賽奇表示，所有跡象表明，20大後中國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方向不太可能有任何重大轉變。習近平已經為中國2049年前的發展制定了計劃，但他的思想仍然受到蘇共解體的影響。習近平經常談到蘇共的倒台，他曾說，「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蘇共倒台）」。
賽奇說：「習近平認為，中國（中共）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不應該要同等的開放，而應該加倍消除異議，黨要儘可能地廣泛地擴大影響和控制，這是一種『強硬威權主義』。」
「習近平經常提到馬克思主義，他並非只是嘴巴說說。他篤信，馬克思意識形態為國內和國際的分析和行動提供了指導。在習的統治下，重新推動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同時強調了（假的）傳統文化。隨著經濟放緩，這種對意識形態的推動得到了民粹主義的支持，在共同富裕的口號下要求福利和解決不平等問題。習近平還訴諸於民族主義。」
鑑於上述原因，冀望北京的經濟戰略會在20大後發生重大轉變、加強市場作用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習近平篤信私企和外企必須服務黨
現在幾乎所有中國國內、外的分析家都一致同意，中國的高速增長時代已經落幕，只是對增長的下降程度和可能產生的後果存不同看法。
賽奇表示，在20大後，外界將看到，北京繼續在內部和外部偏向國有部門，儘管非國有部門占中國GDP的60%左右，並提供了85%—90%的新增就業崗位。
此外，北京將繼續傾向於給國有企業貸款，同時推動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與成功的私營企業合併。北京還會加強對私營部門的控制，入股私營企業，並試圖加強黨委在私企中的作用。
賽奇說：「與中共創始人以及1949年後的領導層不同，習近平並不反對私營部門——因為比如，如果他想解決青年失業問題，他就不能反對私營部門。
「但是習近平認為，私營部門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為了服務於黨的目標而存在的。他和共產黨對外國企業和外國直接投資持相同的態度……只要它們為黨的利益服務，並且無法被中國企業所取代，那它們就可以繼續發揮作用。」
中美脫鉤將繼續部門間的程度各異
中美脫鉤過程將繼續下去，只是不同部門的脫鉤程度會不同。賽奇預測，中國與美國的總體貿易將繼續長期下降。
由於美國和歐盟都實行了更嚴格的控制，20大之後，預計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也將進一步下降。
在資本市場方面的，中、美脫鉤將非常困難，因為金融關係幾乎到了不可能解開的程度。
賽奇說：「相比之下，人工智慧和技術方面的脫鉤已經開始，並將繼續快速發展。北京希望成為新技術的主導者和全球標準制定者。這將給其它國家帶來巨大的問題，它們將被迫在中國和西方的系統中做出選擇。
「這一切導致了20大後的兩個結論。首先，脫鉤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將不得不制定某種形式的『管理式脫鉤』。第二，這些趨勢將在華盛頓和華爾街、全球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間建立起競爭。」
北京的遊戲搶先制定規則及占據國際要職
賽奇分析說：「中國（中共）已經採取了雙管齊下的方式來緩解地緣政治風險。第一是加強與那些拒絕美國主導全球秩序的國家的關係——因此北京拉近了與俄羅斯的關係，並向伊朗伸出了橄欖枝。
「第二是涉及擴大中國（中共）在全球機構中的影響力，特別是在那些它感覺到美國正在退出的機構中，或者在那些不反映中國價值觀和前景的機構中，比如與人權有關的機構。」
北京在擾亂國際秩序方面也是如此操作的。它一邊自詡是《聯合國憲章》的堅定捍衛者，一邊拒絕國際社會對南海問題的監督和裁決。
同樣，它也在試圖削弱國際人權機制的影響，其它專制政權和中共經濟控制下的政權在人權問題上跟北京是抗瀣一氣。最近的例子是北京對聯合國人權機構報告的反擊，人權機構的報告稱，中共在新疆構成了「反人類罪」。
早在2014年，習近平就表示，北京將不再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扮演被動角色，他要求在國際機構中宣揚中共價值觀，並在這些機構中尋求更多的領導職位。到目前為止，北京已經主導了聯合國的四個專門機構，處理電信、航空和農業領域的標準制定。同時，它也在提高在其它重要組織中的影響力，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和國際電工委員會。
「中共領導層已經得出結論，那些在主要行業制定技術和其它標準的國家才是大國。這就是中國（中共）正在進行的遊戲。」賽奇總結說。
評論人士：中共政權危機已到前所未有程度
也有一些評論人士認為，在內外危機夾擊下，中共未來存在變數。
學者袁紅冰說，中共現在對社會控制越來越嚴苛，中共黨內甚至有人提出來要搞十戶長制，也就是十戶要有一個長官來管理，這比秦朝還嚴苛。這說明中共獨裁專制統治，已經反動落後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也說明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