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能反覆告訴ta，這不是你的問題。」在一期離開北京的播客里，竹子印象最深的是這句話，「這個感受非常普遍。剛離開時候，我會想個人原因和環境因素哪個更大。」今年8月，她離開了北京。
很少會這樣，離開一座城市，人們要如此謹慎地反思、審視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問題？但北京是個特別的地方。
人教版教材里，每個學生從小學一年級就該認識「北京」，它出現在課文《我多想去看看》裡：「遙遠的北京城，有一座雄偉的天安門，……我多想去看看！」
來到北京總是相似的野心或者激勵。地圖上，北京是雄雞的心臟。去北京，有出息。
而北京又是個複雜的龐然大物。它創造了許多名詞，北漂、朝陽群眾、海淀媽媽，人們被北京定義。關於它的文章光怪陸離，《北京零點後》是密集，《北京摺疊》則是弔詭。今年六月，北京成為中國首個減量發展的超大城市，實現城六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標。
於是，說起「離開北京」，像是逃兵，被競爭、房租和交通壓垮，一種被淘汰的失敗。
近三年來，「離開北京」這個話題越來越熱門，而且人們的去向越來越多元，去深圳、去上海、去成都、回老家、去國外，已經有很多地方可以拿出來和是否留在北京相衡量了。這是怎樣的一種趨勢，同時也是一個個真實故事發生的情景呢？
20+，
離開北京的 gap year 探索
毫無疑問，竹子在北京已經足夠努力，光看她的履歷表就可以知道。
從2019年畢業前，到2022年，竹子在北京至少換過五份工作：廣告公司、紀錄片工作室、文化空間、劇場、媒體……
與此同時，她還在夜裡兼職，有時是咖啡店的店員，有時則是酒吧bartender，最晚時清晨六點下班，早上繼續上班，精力充沛得像個孩子。
北京滿足了她探索的欲望。竹子在東北成長至22歲，學習的廣電專業，在家鄉一帶往往只能找到事業單位的工作，她總是倒在筆試環節。
在北京，工作機會要龐雜得多。劇場那份工作，竹子起先只是想搜索現代舞課程，卻找到了招聘啟事，幾個月後，她就與以色列、加拿大老師，一同出現在舞蹈周節中。另一家文化品牌，竹子則乾脆以實習生的身份加入，在空間裡遇到了陳嘉映與劉瑜。
北京永遠有最新的東西。竹子剛來北京時，短視頻上了風口，無論她在的哪家公司，都願意試試短視頻；疫情之後，她的工作又轉成了新晉寵兒——播客製作。
就連兼職的酒吧，在北京也有足夠多的劃分。一種是她熱愛的酒吧，多在東城，譬如school，人群混雜著隨意喝酒，聊天才是要緊事。
另一種泛稱為三里屯酒吧，由知名調酒師、優秀供貨渠道、穩定而資深的投資者組裝而成，像一輛福特汽車。據說，部分酒吧有著嚴苛的規則，著正裝進入，消費達標可以進入二層，再往上升，還得有點品味，一種隱喻。竹子的態度是：「我暫時是不太習慣三里屯酒吧。」
在京三年，竹子的工作就在「東城酒吧」類型和「三里屯酒吧」類型中切換，要麼是更成熟和商業廣告公司，要麼是體量更小或更理想化的文化公司，總是不滿意，兩者難以平衡。商業化帶來了無價值感，而缺乏商業的理想同樣感到讓人虛無，竹子說：「那種沒有一個行業和崗位想做，就和咖啡師沒有一個店想去的感覺是一樣的。」
疫情是讓竹子離開北京的直接原因之一：她所兼職的酒吧和咖啡店都不得不關閉。正職的文化空間也從實驗性的，變成努力求生的小店。
竹子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但至少她還挺喜歡bartender的工作。於是，她去了三亞，繼續做bartender。
此前，她猶豫過，對於一個接受了高等教育、能夠成為白領的人來說，完全變成bartender是否是一種墮落？
但三亞好像沒人在乎。這裡曾經去過、住過北京的人不少，現在，他們都在這裡，等到夜裡來喝杯酒、聊會天。
竹子的生活變成了發呆、潛水、無所事事或是學習。她想：「離開北京對於我們這樣機會很少的小孩來說，其實只是讓自己有得選，哪怕只是看起來的、暫時的。我終於發現，當吧員不是一種跌落。而是回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再去看能做什麼，代價是什麼。」
可以把離開北京看作是竹子的gap。她在北京已經培養了足以養活自己的技能，只是，浩瀚的機會讓人疲憊。她需要休息和考慮。
竹子打算繼續學業。那之後，會不會再回到北京？也許吧，誰也無法預測幾年後的事。
同樣去往了旅遊城市的還有日堯，她在大理和滇西之間往返，從事動物保看護作。
在離開北京一家網際網路大廠前，日堯決定：「我要到山裡去，人越少越好。」而後得償所願。
滇西的村寨得開車抵達，距離縣城一個小時的路程，攏共二十九戶人家。每天早上八九點鐘，長臂猿像公雞打鳴那樣把人叫醒。村民們把長臂猿叫做「甲米嗚呼」，傈僳語，「嗚呼」就是模擬它的叫聲。
和族人建立聯繫，日堯也會和他們一起餵牛、打筍子，偶爾用漢語聊聊天。傈僳族人說漢語依然遵照自己的語法，先說主賓，再說謂語。
大理的辦公室沒那麼山野氣息。其實日堯過去並不喜歡大理：「總讓人想起安妮寶貝，或者文藝青年。就是太文藝了的感覺。」但她覺得大理和想像中很不一樣。
在大理，日堯租住在750元一個月的房子裡，看得到蒼山，走路幾分鐘便能到達古城。她參加過706空間的聚會，在那裡，比她還要「離經叛道」的人更多，數字遊民們分享著經驗，大家把大理叫做「大理福尼亞」。
「離開北京以後，感覺到世界開闊了，原來還有那麼多種生活。」這是日堯的感受。
在北京，日堯最自在的行為，是工作後去看live。非得在現場，才能沖刷格子間裡螺絲釘的感覺。每周或每兩周一次，從公司出發得一個小時，回家得兩個小時，北京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超大城市裡可供選擇的娛樂地點種類不多。日堯的工作地點曾在798邊上，有同事趁著午休一口氣逛了三個展覽。今年，龐寬進行了十四天直播，日堯很容易地認出那就是798里的星空間。
798園區里四處是塗鴉，時不時有人拍照，日堯覺得那很傻——她太頻繁地來到798，對於塗鴉已經習以為常。她幾乎不拍照，能找到的完整塗鴉照片只有一張，是一行字：「今天是好人，明天不一定！」
換了工作近一年，日堯還沒有去過live，也沒有再去找live house。好像不再需要了。日堯暫時沒有計劃再回北京：「現在，我還有好多地方想去。」
30+、40+
最後的離開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