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革未被這個體制清算，它就被老百姓遺忘了，中共通過沉默而遺忘文革，很弔詭的功效是，文革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恰恰是它最忌諱的，這說明文革、造反派，甚至紅衛兵，對中共這樣的集權制度，乃是一個大忌，所以中國人徹底遺忘毛澤東，未必是最好的；另一面則是，鄧小平及其接班人們，視八九學運為一次「紅衛兵造反」，直接用坦克機槍鎮壓，可是他們卻從來沒有從思潮、理論上清算過文革，如此注重意識形態的這個黨，實際上犯了一個錯誤，不清算文革便是留下了造反的思想火種，還不要說習近平打算再搞文革有多愚蠢。】
我剛才坐在下面聽，有一些人在提問，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我們在講一件事的時候，比我們年齡小的人，三、四十歲左右的人吧，他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你在敘述一件事時，已經無法穿越你的年齡的界線。
五十年的歷史就已是斷層的，而並非一百年，再往前看，歷史斷層則更厲害。我對"文革"其實並沒有研究，會議邀請我來談一下，我接受的原因，是因為我非常贊成像王友琴與丁抒他們做的這些工作。對於王友琴默默無聞，完全靠自己的錢來調查、研究一九六六年學生打老師的現象，並且堅持不懈十年多的鑽研，我很為她這種精神所感動。所以我接受此次邀請，但卻不知說什麼才好。
那麼從何說起呢？我剛剛收到一個朋友給我的電子郵件，他是一個向美國出版界即書商介紹中國文學包括大陸、台灣、香港這些地區的小說、散文等的那麼一個人。他的電子郵件是用英文寫的，我現在把他翻譯成中文。他說：
『我並不認為非常優秀的散文，比如像楊絳的《幹校六記》，現在可以介紹給非中文的讀者，這裡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屏障"，現在的"中國的經驗"，還沒有能夠被西方的讀者所了解。很多非猶太的讀者已經可以大量地讀到關於"大屠殺"書籍；很多非法國的讀者可以讀到關於"法國革命"的書籍。它們兩者即"大屠殺"與"法國革命"的事情已經跨越了國際的邊界。』
但是我們的'文革'遠遠還沒有成為世界的記憶"。這就是他跟我說的問題。其實，三十歲以下的中國人，都不知道我們在說些什麼
了。他的這個問題，我覺得提得非常好，他完全從一個出版者的角度來看問題。那麼這是什麼原因促成的呢？我們可以做很多理論研究，但我在這裡簡單地談一點我的看法。
我覺得國際上對"滅絕、屠殺猶太人"，這個事實，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價值判斷的。對於滅絕、屠殺猶太民族的行為，所有參與屠殺的納粹罪犯都要受到審判，逃避審判的人直到今天還是要被追捕。
那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國際上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價值觀念嗎？沒有，至少我知道美國的學界沒有。美國的學界有許多左派，即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他們都是很好的人，都是些學有所長的學者，但他們直到今天都認為"文革"沒有錯。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叫弗雷德里克·傑姆遜（Fredric Jameson），他教了很多的中國學生，而這些學生對現在的中國大陸影響非常大，目前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個叫"新左派"思潮，鼻祖就是我們的傑姆遜先生。他對中國的"文革"寫了很多東西，但是這裡的中國人圈子裡沒有人談論他。（今天可以從網上搜索到：他當代美國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和理論家，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批評家。他的後現代理論已成為當代西方文論的經典敘述。）
後來王友琴推薦給我一篇文章，作者叫郭健，文章題為《傑姆遜與中國文化大革命》，文章發表在一九九九年的《萬象》雜誌上。介紹傑姆遜在一九八四年發表的一篇叫《後現代主義和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傑姆遜用熱情的筆調讚美"文化大革命"，認為"新中國是完整的社會實踐，在世界史上無與倫比，人做為集體對自己的生命有了把握"等等言論。這樣的文章，在中國竟然受歡迎，所以你可以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這個論調直到今天，在中國還是有相當市場。許多學者開始研究"文革"，但卻不是研究"文革"的問題，而是研究"文革"的合理性。它為什麼合理呢？當然我並不認為這種洋人的論調，對中國老百姓會產生什麼影響。"文革"並不能成為人類共同的經驗。
"文革"主要還是對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感受。我想簡單地談一下我的感想。首先我認為中共並沒有真正清算"文革"，所謂毛澤東逝世、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鄧小平上台，清算"文革"的內容，基本上是老幹部的一次清算"造反派"的行為。誰打過我、誰鬥過我、誰整過我，我倒過來整你、清算你，把你打成"三種人"。如果說"文革"被清算過，那麼在這個意義上確實是清算過，這就是老幹部的報復行為。
當然"報復"的背後是權力，即鄧小平要重新拿到權力，所以清算"文革"實際上是復仇與奪權；另外一點，在鄧小平看來，"文革"的本質就是中共喪失政權的一次經驗教訓，按他的邏輯即我被罷黜就是喪失政權。因此，他的看法與傑姆遜解讀"文革"是"人性的普遍解放"，則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因此，作為這樣的一種看法，"文革"就成了一個被研究的禁區，因為它是使中共丟掉政權的一次歷史。同時，任何懷疑中共政權的思想與行為，都被認為是"紅衛兵"思想。
一九八九年的悲劇，其原因不出其右。鄧小平就認為柴玲他們，就是新一代的紅衛兵的出現，"文化大革命又要開始了，非要鎮壓不可"。談到這一點上，我們不去深入研究柴玲、李錄他們的行為是不是與六六年"文革"中的紅衛兵有相似之處，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甚至他們是不是在學"文革"紅衛兵的做法？絕食——其實就是紅衛兵的一種做法。
這在我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這非常值得研究。但在鄧小平看來，這些學生一定要鎮壓，這是他的經驗，也是整個共產黨的"文革"經驗。誰要奪我的權？誰要反對我？那就是紅衛兵。這樣的一種看法在共產黨內是非常普遍，這當然是非常狹隘的一種看法，不可能成為什麼"人類的共同教訓"，根本是不可能的，這只是共產黨的一種報復心理，一種獨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沒有在人權、在人道的意義上得到清算。（對紅衛兵的記憶很有趣，例如今天國內對習近平搞清零、隔離所使用的人員，因為穿白袍，而被人們痛恨地稱為「白衛兵」，無疑是來自紅衛兵的恐怖記憶。）
剛才那個女孩子的提問，她已經不耐煩我們的描述，她要求提高到理論高度。但是當我們根本沒有辦法描述清楚的時候，那我們又怎樣研究？又怎樣提高到理論高度？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已經遺忘"文革"了！現在基本上想要把它描述清楚都已經相當困難，如果當"文革"的暴力細節都被遺忘掉，那麼"文革"確實可以按照另外的邏輯重新建立起來，或就按照傑姆遜的邏輯建立起來，這就成了另外一回事，我相信這種可能性是完全成立的。
"文革"中毛澤東鼓吹的"造反精神"，真的流傳下來了嗎？在中國還有嗎？過去我認為是有的，中國大陸到海外來的人，總是被其它地方來的華人視為具有"鬥爭性格"，這是因為"文革"造成的，都是"造反派"嘛。其實這幾年我發現，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早就已經不存在了，如果還存在，共產黨在"八九"年殺了人以後，直到今天，沒有遭到中國的任何人的強烈反抗，整個中國十幾億人還生活在一個大謊言裡，並沒有什麼"造反派"出來造這個反，紅衛兵已經永遠沒有了，這種精神不存在了。
（本文作者在2001年夏「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北京之春-2001年9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