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黃章晉
編者注，本文是黃章晉《戈巴契夫難題：水淺的地方，石頭都被摸完了》一文中的一節。為了便於閱讀，轉載時我加了小標題，同時做了少量刪節。
勃列日涅夫時期：石油價格與國力
勃列日涅夫去世時，外部世界對蘇聯最強烈的感性認識，是1981年9月4日西方-81軍演，這也是廣大「蘇聯愛好者」最為難忘的時刻。
當時蘇聯常規武器和核武器規模都遠超美國，軍費甚至比美國高出50%，處於全球擴張的頂點。
石油價格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國力上升的最重要助推器。
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只用了19天，每桶石油由3美元漲到13美元，其後一路上漲近20倍。而蘇聯在1969-1980年間，石油產量增長了9倍。
從石油危機爆發到戈巴契夫上台前，蘇聯的石油紅利高達2700-3200億美元。美國的蘇聯史權威科特金認為，沒有石油，蘇聯可能提前20年解體。
但是，國運被勃列日涅夫一個人用完了。
戈巴契夫面對的財政困境
戈巴契夫上台時，石油成交價已由80年代初的40美元暴跌到10美元，油價走低同時，為蘇聯貢獻滾滾財源的油井開始老化，採油成本迅速上升。
勃列日涅夫留下的蘇聯，外表無比強大，但腐敗和低效問題空前嚴峻，對繼任者來說，最緊迫的威脅，其實是急劇惡化的財政問題。
為爭奪世界霸權，蘇聯軍費從1965年的326億盧布增長到1981年的1550億盧布，占財政預算1/3，為應付居民的消費需求，1985年補貼超過730億盧布，占財政預算18%。而七十年代為應付糧食不足，不斷增大糧食進口，它日益成為一個外匯無底洞。
財政缺口不斷擴大的同時，西方債務也迅速攀升，1975年債務為154億美元、1980年為252億美元，到戈巴契夫上台的1985年上升到383億美元。
無論是誰上台，都面臨如何解決迫在眉睫的財政問題。
削減開支的選項：1、削減軍費；2削減對友好國家援助；3、削減居民福利、4、削減行政成本；5、反腐；
增加收入的選項值有兩條：1、改變管理制度，釋放社會生產力；2、加消費稅。
改革的最大推動力是財政危機
對史達林體制的態度是改革還是保守，很大程度上是個財政問題，改革的內在驅動力是財政危機，其推進決心與面臨的困境壓力成正比。
所以，勃列日涅夫從支持柯西金繼續改革，到重彈計劃經濟和加強集中管理的好處，把「改革」變成「完善」，並非他突然又喜歡上了史達林體制，而是從天而降的「石油紅利」，手頭突然寬鬆了
既然手頭突然寬鬆了，為什麼還要費勁心力以傷害大批同志的利益為代價去改革呢？
更大的誘惑是，財政突然變得特別寬裕，誰不想把權力上收，集中資源辦幾件能讓人看得見的大事，讓自己以有為之君載入史冊呢？
同樣，當巨大的財政壓力舊體系無法維繫時，無論是情報頭子出身的貝利亞、安德羅波夫，是為趕進度不惜人命瞎指揮的赫魯雪夫，還是因理論正統曾被「紅色主教」蘇斯洛夫賞識的團派幹部戈巴契夫，最後開出的藥方幾乎一樣：
對外與西方緩和、給盟友鬆綁，允許小弟各走特色道路，對內則是變革史達林體制，調動生產熱情。
如果改革阻力太大，需要爭取民心和聲望來提升政治資源，則有兩個辦法：一、反腐反特權；二、平反冤假錯案。
戈巴契夫化解危機的努力
戈巴契夫上台後，政治上繼續安德羅波夫的反腐和反特權，以年輕化之名清洗勃列日涅夫的「第聶伯幫」高層成員。生產紀律整頓上，則以強力手段嚴懲偷竊、礦工、酗酒、溜號等破壞生產的行為。
戈巴契夫的經濟舉措，卻是典型「技術派」的「加速戰略」，即通過重點加大對機械、化工、金屬領域的投資追趕西方，「加速戰略」加劇了經濟結構的不平衡。
戈巴契夫真正被外界打上「改革派」標籤，是主動恢復裁軍談判。他第一次在西方露臉，是1983年5月作為政治局新人訪問加拿大，他的睿智、犀利，與蘇聯領導人的老邁、僵硬形成鮮明對比。
戈巴契夫既能舌戰激辯加拿大參眾議員，又能與西方記者談笑風生；剛上談判席時，是個冰冷的對手，僅過兩年就變成和平天使，西方從沒見過這樣讓人迷惑的蘇聯領袖。
從1986年戈巴契夫首次提出關於國際問題和外交政策看法的「新思維」，到兩年後他在聯大同題演講，西方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研讀戈巴契夫的誠意上。
戈爾巴喬成功掩飾了其真實動機，占據牌面巨大優勢的西方國家，要在蘇聯解體後，才知道當時蘇聯正處於內部塌陷式崩潰的邊緣。
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戈巴契夫甚至成功地說服了自己，相信當初積極主動的和平主張，是因為人類共同利益的偉大理念而非手裡缺錢。
外交新思維讓戈巴契夫在西方贏得巨大聲望，穩固了國內地位。政治代價是得罪了軍方和相關從業者高達500-800萬人的軍工集團。
戈巴契夫的努力為何功敗垂成？
戈巴契夫最失敗的改革，是1985年5月實施的禁酒令，當時他才上台兩個月。
酒在史達林時代就為國家專營，對蘇聯財政的貢獻相當於菸草對中國財政的貢獻。如果規劃得當，它本可以加價增稅方式紓解財政困境，但戈巴契夫是安德羅波夫衣缽傳人，一定要完成前人未盡事業。
利加喬夫負責制定的方案，比1958年的赫魯雪夫，1983年的安德羅波夫禁酒令要嚴苛得多，雷日科夫認為如此一刀切的行政手段不可行，但方案獲得戈巴契夫首肯。
1988年，轟轟烈烈的禁酒改革悄然謝幕，它雖然有許多立竿見影的成效，甚至真的短期提升了生育率，但數百億盧布的財政損失，讓它以雪上加霜型改革載入史冊。
除去軍費和對外援助，財政負擔最重的是居民消費補貼。
1971-1985年間，蘇聯貨幣流通量增長2.1倍，而消費品生產卻未增加。嚴控物價導致消費品嚴重短缺，享受補貼的蘇聯公民也沒沾到好處，他們以每天排隊的方式支付了真實價格。
儘管面臨沉重的消費品補貼壓力，蘇聯卻不敢像1988年中國那樣實施「價格闖關」，修正扭曲的價格體系，減少財政補貼。
1980年代初，蘇聯隱形通脹已經嚴重到一旦放開價格管制，就極可能會清空城市居民錢包的程度，沒人敢冒這樣的險。
1962年5月，赫魯雪夫只是提高肉蛋奶價格，就民怨沸騰，新切爾卡斯克爆發大罷工，先得罪全黨同志，再得罪老百姓，幾頭不討好的赫魯曉不久即被退休。
赫魯雪夫闖關翻車，蘇聯領導人從中吸取的教訓是：為了避免城市居民放下筷子罵娘，只能一邊不斷提高食品徵購價，一邊凍結零售價，財政補貼買社會穩定。
到了戈巴契夫上台，財政問題已經變成一個坡道上滾了二十年的大雪球。
中國搶在蘇聯之前嘗試價格闖關，有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剛啟動不久的改革，曾取得過大幅改善居民收入的成果，改革推進者由此獲得更充分的社會信任和推進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