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日，在北京的一次遊行中紅衛兵揮舞毛澤東的「紅寶書」。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Hans Yeung撰文／任季編譯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充滿了禁忌話題，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文化大革命。
1981年，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做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嚴重災難的內亂」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一個相對自由的時期，出現了一批關於文革的歷史著作。其中，政治學者嚴家祺和他的妻子高皋所寫的《中國「文革」十年史》最為著名，該書後在香港《大公報》連載。然而，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和屠殺事件發生後，這本書被禁止發行，因為作者被中共稱為事件的「幕後策劃者」。
有些文化大革命史料採用了軼事的形式。我手上有兩本這樣的書。在某種調侃的背後，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瘋狂。
例如，紅衛兵指控戰國時期（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支持六國聯合抗秦的楚國著名詩人和政治家屈原是「假愛國者」，參與「七個中國」的陰謀，抗拒秦國代表的「一個中國」的歷史趨勢。當時秦國通過戰爭很快吞併了其它六個主要的諸侯國，統一了中國。
另一個例子涉及「永安》（字面意思為「永遠和平」）。這是一家香港百貨公司，在香港和上海都有分店。上海紅衛兵認為，「永安」這個名字很反動，必須要換掉。他們考慮了「永鬥」和「永紅」等選項，實際上更喜歡「永亂」，因為當時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領導人林彪說：「現在是天下大亂，越亂越好。」
為什麼中國歷史是以調侃國家災難的形式來寫？是否有類似的書名，如：關於納粹德國的笑話？我不清楚。這可能是獨特的中國歷史書寫方式，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我手上一本書的序言中，作家流沙河指出：「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鬧劇最適合於笑談，最不適合於嚴肅的討論，以分清黑與白……所有的苦難都變成了一場狂歡的夢。白痴們醒來後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足夠清醒，可以發表各種評論，這實際上是愚蠢的。」他的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CCP）、中國和中國人民都是一言難磬，現在說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思維方式不復存在還為時尚早。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政治鬥爭，本質上它是一種生活方式。有一則軼事：一個臉色蒼白的病人在公共汽車上站立不穩。有人勸他身邊的一個年輕人讓出座位。這位年輕人說，誰能承受得起政治立場的錯誤？我讓座並不是什麼大事，但一個人的屁股也是分階級的。誰能證明他不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間諜、叛徒、臭知識分子？車上的人都無言以對。
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很荒謬？此類荒謬在中國隨處可見。在中國，政治滲透到生活的每個角落。由於香港現在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荒唐也已經蔓延到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最近，14名中學生因在晨會升國旗時繼續吃早餐而被停課3天。儘管學校和學生講述的細節不盡相同，但這一過分的、空前嚴厲的處罰，幾乎可以肯定是政治性的。
這樣的荒唐事讓人想起了文革時的一個流行軼事。在許多鬥爭會上，與會者坐在地上，有些人墊了報紙坐。後來，發現有人坐在毛主席的照片上，這些人立即從批鬥者變成了被批鬥者，並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香港人喜歡聽婆婆的笑話，「如果我和你媽掉進河裡，你會先救誰？」在新香港，當父母為他們的孩子考慮學校時，他們可能同樣會問校長「如果國旗和我的孩子掉進水裡，你會先救哪一個？」回答「我會先救孩子」，這對任何校長來說都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可能會為學校贏得可怕的左派報紙的頭條，進而帶來政治問題。
儘管不可能有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我們還是需要提出這樣的問題。至少，這類問題使我們面對現實——香港的學校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作者簡介：
漢斯‧楊（Hans Yeung）曾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經理，負責歷史科目考核。歷史學家，研究方向是現代香港和中國歷史。香港歷史節目的製作人和主持人，也是獨立媒體的專欄作家。現已舉家移居英國。電子郵件: [email protected]
原文：Cultural Revolution Absurdity is Coming to Hong Ko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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