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師傅是個十分愛聊天的人，他的消息也特別多，大概平時有不少人上他家串門。他老婆在營部醫院，那裡也是個流言轉運站。有天早晨剛上班，他告訴我說，你們上海知青有個女生昨晚死了！我一驚，忙問真的嗎？他說那還有假？叫解稱梅。我懷疑他是不是搞錯了，因為昨天下午我還剛見過她。當時我去水房打水，見她正在那兒洗一大盆衣服，我說你真能幹，洗這麼大一盆衣服。她說沒辦法呀！命苦啊！我說你有什麼苦，身體這麼好。她說別看我身體好像很好，其實自己有病自己知道。
平時我很少主動與女生搭訕，多半原因是我穿著老土，不像一般上海知青那樣講究打扮，所以女生們都不大瞧得上我，背地裡叫我葉老頭。解稱梅有些不同，她不像其他女生那樣扭扭捏捏，以前跟我說過幾次話，從來都是落落大方的，人又長得漂亮，所以偶爾碰上了我也願意同她聊上幾句。這次她對我說什麼「病」啊的，我根本沒往心裡去，不就是隨便聊幾句嘛！我無論如何不能相信一個活生生的美麗姑娘，昨天我還跟她講過話，不到24小時，竟然會突然死了！我很震驚，也很想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於師傅也不知道更多的了。
回到宿舍里，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只聽說昨晚用卡車送她去團部醫院時，解的男友、外號叫「老狼」的北京知青馬××陪著她，有人聽到她對馬說「都是你！都怪你！」車還沒到醫院她就死了。過了一二天，團部傳來消息，說是醫院要解剖屍體以確定死因，於是很多人蜂擁而至，都想看看熱鬧。醫院不得已宣布不解剖了。但是過了些天，醫院避開人群轉移到別的地方解剖，據說我校高二的王×庸去幫忙料理後事了，聽他說解的皮膚真白，死因是宮外孕大出血！於師傅也已經了解到詳細的情況：前兩天解稱梅多次到營部醫院看病拿藥，說是胃疼。給她瞧病的×大夫懷疑她的說法，反覆問她到底是不是肚子疼，解稱梅堅稱是胃疼。×大夫是個男大夫，哪敢說一個大姑娘的病是懷孕？那天晚上解稱梅疼得厲害，但始終沒講真話，否則的話，我媳婦都能救她。我媳婦是營部醫院接生員，見得多了。宮外孕不算什麼大病，要不了命。後來還聽說，同室的女伴們給她整理遺物，在她的箱子底發現了一張醫院墮胎的證明。
事後團部來人把馬××給抓走了，關了段時間才放出來。當時男女知青都到了青春萌動期，但是囿於種種忌諱，比如自由戀愛被視為流氓行為，一旦結婚就不能返城，等等，很多人都不願或不能公開戀情，長期處於地下戀愛的秘密狀態。這種環境和政策結果造就很多悲劇。我們連隊還有一例，男的是天津知青，女的也是上海知青，懷孕後長期緊勒腰部，以致同在宿舍的女伴們竟無一人發覺，只有一位同屋的衛生員看出些端倪。某晚上夜班，女青年臨產，請假回宿舍，在廁所內產下一子後，去水房打水洗涮，然後假裝無事繼續上班。
第二天死嬰被發現，一下子轟動起來。圍觀中，當事人那個天津男青年還說「誰他媽那麼缺德？」有個沒能生育的職工痛惜地說，這麼好的白胖小子，你不要，給我多好！根據衛生員的舉報，領導找女青年談話，她堅決不承認。後來幾位婦女幹部去勸說，產後要補身子，需要吃紅糖雞蛋小米等等，否則將來身體要垮掉的。但是這些補品只能供應給產婦，你不承認就不能給你了。無奈之下，她終於承認。三十多年之後，我在塘沽見到他們夫妻倆，當年丰姿綽約的女知青已是個憔悴的瘦弱老婦，入了黨，在某企業食堂擔任司務長。當年在兵團時我還聽到過一件案子：有個農業連隊年年都被評為學大寨先進單位，有一年冬季積肥，在冰凍的糞堆里刨出個死嬰，查來查去不了了之，把先進稱號取消拉倒。這種類似的慘劇在北大荒各地都有上演。
更可惡的是我們的張團長，以調動工作、返城、上大學等等為誘餌，猥褻姦污女知青數十人。這老兔崽子連窩邊草都敢吃，後來竟然將團部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都搞了，被揭發出來。過去團部廣播站曾表揚他經常早起撿糞積肥，卻原來是他晚上找女青年「談話」，凌晨將女青年放回去後睡不著，就起來撿糞，等大家都上班後他再回屋睡覺。他的劣跡被揭露後，師長大為生氣，罵了他一頓，又憐惜他是十四歲就參軍的紅小鬼，遂讓軍事法庭判了他三年徒刑。他運氣好撿了條命，因為稍後某團團長也是犯了同樣的罪，卻趕上了中央26號文件發布，將此類案情定為「破壞毛主席上山下鄉偉大戰略部署」之罪，該團長很快被判槍決，以儆效尤。後來才知道，全國範圍內這類「破壞」罪多了去了。如果沒有上山下鄉運動，哪會有這麼多女青年遭受侮辱！
跟了於師傅幾年，又學了一點鍛造基本知識，我就不滿足於老一套的工作了。我琢磨著打了一把炒菜用的鍋鏟，作為我的勞動成果，帶回上海送給母親，她很喜歡。後來這鍋鏟的柄斷裂，弟弟多次焊接，最後索性改成個木柄。這鍋鏟用了四十多年，至今母親還在使用。於師傅打了不鏽鋼菜刀後，留下些邊角料，我用它們打了把水果刀，又嘗試打了三個小勺，其中兩個「強盜勺」，是我的得意作品。小勺半球形，容量比普通勺大。這「強盜勺」的名字並不是我起的，而是連隊裡知青們這麼叫開的。
下鄉那些年月，我們知青的伙食經常是清湯寡水。當時流傳一首歌謠：「兵團戰士愛喝湯，早晨喝湯迎朝陽，中午喝湯暖洋洋，晚上喝湯漂大洋。」知青出力流汗干一天活，卻沒什麼吃的，如何能長久堅持？大家就想到自己弄點吃的。漸漸宿舍里就自發形成了若干個人數不等的「伙食團」：幾個合得來的人湊在一起，找個鍋煮各種食物聚在一起吃喝，其中鋁製洗臉盆是最受歡迎的「鍋」，因為夠大。
東北天氣冷，我們就經常煮大雜燴，連湯帶菜的吃起來很帶勁。那時候在食堂吃飯的人都很少用筷子，大多數人都有一把鋁製橄欖形的西餐勺和兩個搪瓷飯盆。聚在一起吃的時候，用西餐勺舀湯菜，鍋深勺淺，很不得勁。後來有人從上海帶回來一種半球狀的小勺，其容積可要比普通小勺大多了。最先將這種小勺帶回農場的人占了便宜：那小勺的把不像普通勺那樣平展，而是向上彎曲的，每逢聚餐時，一勺伸下鍋去，滿滿的連湯帶菜提上來，吃得特別帶勁兒。於是大家競相從上海買來這種小勺，並給它命名為「強盜勺」，因為大家都用它搶著吃，並且越搶越開心。
我們知青的工資每月32元，但是「月薪日計」，每干一天就有1元2角5分的收入。於師傅是五級工，工資自然比我高多了。為了多掙錢，他常常在星期六的時候找種種藉口，拖延該修理的工作，第二天星期日就必須加班了，那樣就能多收入幾元錢。五一節和國慶節我也很少放假，他總能找到理由加班。加班一天就多一天的工資。我跟著他，也占了點便宜，反正那些活兒本來就是該我們幹的，加班實際上並沒多干一點活兒。
領導越是遷就，於師傅越是有恃無恐，他的「大拿」脾氣愈益膨脹，動不動就「拿一把」，領導也不敢得罪他。有幾次李連長找他幹活他不干，活兒又是急等著的，無奈之下，連長悄悄問我：你跟他學了這麼長時間，你能不能幹？我只好回答說試試吧。於是馬上將李師傅叫來，配合我幹活。這下子把於師傅惹毛了，他索性撂挑子回家了。這李連長也受夠了他的氣，竟然就勢讓李師傅留下，不去理睬於師傅。僵了幾天，於師傅終於忍不住了，到處去鬧，又動員了那兩位支部委員幫忙說項。經過一番折騰，於師傅又回到小烘爐上班。不過從此我和他的關係就破裂了，只能勉強維持工作。他逢人就說我「上海驢子」沒良心，剛學點技術就想把師父「蹬」了。我也只好當作沒聽見。
1976年冬，連里發生一件大事——某天深夜著了一場大火。
知青們住的宿舍，冬夜需要有人值班燒爐子保暖。隔著一條公路，是一排大房子，西起兩間木工房，緊挨著的是小烘爐，然後是零件倉庫，庫里用木方子木板子搭了一排排高達房頂的架子，放滿各種機器零件。倉庫隔壁是車庫，裡邊有一台東方紅履帶式拖拉機和兩台解放牌卡車。車庫旁的駕駛員宿舍在最東邊。東北的冬天十分嚴寒，早晨起來汽車很難發動，往往要澆灌很多開水才能將車發動起來。車庫裡原來砌了個磚爐，但是溫度老上不去。司機們找於師傅想辦法，他就用兩個廢棄的剎車盤扣在一起，做成一個鑄鐵大火爐，試了一下，添上燒窯的優質煤，爐子很快就發紅，溫度明顯上來了。這個爐子晚上就交給值夜班燒宿舍爐子的北京青年李××負責。
李××會找竅門，為了少添幾次煤，他就把爐子封起來。那天晚上他把爐子清乾淨，剩一點點余火，然後填上滿滿一爐煤塊，估計能燒好長時間，他就放心回去睡覺了。誰知半夜裡一爐子煤全著起來，把個鑄鐵爐子燒得通紅。偏偏這些駕駛員們平時毫無安全意識，他們經常躺在車底修車，身下墊個草墊子。修完車用汽油洗手，洗完手把油盆隨意放置或順手一潑，那草墊子、煤堆里常常都有殘剩的汽油機油。那晚鑄鐵爐子燒紅後，引著了草墊子，明火一起來，就把油盆、油桶都點著了。等我們驚醒起來一看，公路對面那排房子的屋頂都竄出火來了。我們紛紛端著臉盆去救火，杯水車薪，根本無濟於事。只聽得車庫裡不時發出巨大的爆炸聲，有人說那是輪胎爆炸。還有人想把汽車搶出來，剛一靠近，鼻尖都烤掉一層皮，大伙兒只好眼睜睜瞧著大火吞噬了整排房屋。有人幫我把放書籍信件的小木箱搶救出來，可是匆忙中沒有關上箱子，把裡邊的東西全都抖落了，只搬了個空箱子出來，我的寶貝全部付之一炬。
從那以後，我們沒了打鐵的場所，我也沒了能躲避嚴寒的小烘爐。十年「文革」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供應給磚廠的原煤質量越來越差，有時燒的是「煤矸石」，幾乎不起火，炕也燒不暖。我們甚至還燒過原油，填進火爐時是一塊塊烏黑的膠狀物，一著火立即化成液體，滴下爐膛，冒出濃濃的黑煙，嗆得人十分難受。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都大不如前。最後一批被推薦上大學的知青們都高興地離去了，我已近而立之年，卻不知何處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歷史終於翻過了這沉重的一頁，我將近八年的打鐵生涯就快熬到頭了。1977年夏，鄧小平決定當年10月恢復高考。中央下發的通知說高考的對象主要是66屆、67屆的高中生。誰知我們54團的官老爺理解為66屆、67屆學生，所以66屆、67屆的初中生即老初三和老初二的學生都可以參加考試，唯獨我們68屆老高一的學生不准參加。眼看我最後一次脫離北大荒的機會已然逝去，未來的生活十分茫然。我萬念俱灰，於10月底返回上海結婚後再也不想回東北苦熬嚴寒，就那麼無望地在家呆了幾個月。豈料峰迴路轉，第二年高考時，團部竟然允許我們參加報考！後來得知，能夠有把握考上大學的知青很多都已考走，剩下那些小青年沒讀過多少書，都不敢報名，於是團里才開恩准許我們這些老高一的學生參加高考。大概在三、四月間，有同學向我報信，我趕緊回到連隊，報名高考。團部給我們一個月的假期備考，連里強調工作忙，只允許請一個星期的假。於師傅說，你是高中生，還用得著複習嗎？歇三天夠了！
幸虧所學的知識還沒有全部忘乾淨，更幸的是當年高考的題目不像後來那樣難，最終我被黑龍江大學中文系錄取，10月份隻身一人到哈爾濱去報到。因為誤信一位76年被推薦人哈工大的小同學「形勢大好」的消息，放鬆了警惕，甫抵哈市便在公共汽車上被小偷摸走身上僅有的二十元錢。我在黑龍江兵團農場度過的九年半生涯至此終於打上句號，隨後便是我人生至今最為輕鬆愉快的四年帶薪上學生活。
2014年5月初稿
7月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