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編者按：該文發布時間為2020年4月8日。
「為何健康碼的推出一帆風順，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反思和質疑。直到現在它將成為我們長期佩戴的枷鎖，我們依然沒什麼意見。
國內外的一切事務，事情發生之時，我們毫無察覺，事情發生之後，我們開始評論其智慧或愚蠢，令人感動或令人生氣。
憤怒和鄙夷總是輕飄飄的。
沉迷於事後評頭論足，站隊互相攻擊的公共環境，就是放棄公共說服，放棄複雜共識的達成，這毫無疑問就是集權的最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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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一個月中，相信絕大多數的讀者已經使用了「健康碼」。這個在疫情期間橫空出世，突然變得存在感極強的數位技術，在最近，也出現了關鍵的變化。
最初在各個省市以極快速度開發上線的「健康碼」，已經逐步開始實現全國聯網，能夠在各省間互相承認。
當然該來的總會來，在3月27日《北京青年報》題為《健康碼要「漫遊」也要「長游」》的文章中，開篇提出健康碼在疫情後「退役」，接著便指出這樣的結局「省事」且「遺憾」，文章隨後提出：
而且，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和建設智慧城市，也需要大數據支持。能不能有第二種選擇，那就是推動轉型，挖掘數據價值，拓展應用場景，使「健康碼」在疫情後時期得到新發展。
而3月24日，在廣州市關於疫情防控的第52場通氣會上，新的「穗康碼」發布，將作為實名電子身份證出現，並開始推行在公共交通和地鐵方面的應用。
一個新的時代，可能慢慢拉開了。
01.距離「數字利維坦」的一步之遙
在2008年以前，乘坐地鐵只需要購票，且票證與人的私人身份完全分離。從北京奧運會後，原本在奧運期間強化的地鐵安檢措施常態化，上海在2010世博會之後亦然。例如廣州雖然在2010亞運會後取消安檢，但全國大多數城市紛紛在2014、2015年將地鐵安檢常態化。
在當時，地鐵安檢常態化都是引發了較大爭議的公共事件，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在全境範圍內大規模推行地鐵安檢常態化的國家。但在本次，跟隨健康碼的實施，全國多地地鐵推行「實名制」乘車，這個已經呼聲極高的爭議性公共政策，在本次疫情中便順利落地了。
這興許會隨著疫情結束後的健康碼制度而一併保留。從此乘坐地鐵又需要比安檢更多一層檢查。這僅僅是從地鐵管理制度一個側面看待「健康碼」的影響，不過不要低估它的影響力，「健康碼」絕不是「又一個管理措施」。
健康碼是特別的，它是第一個「基於手機」且「3D人臉識別」且「多場合人口管理」的措施。
基於手機，代表其可能以非常敏捷的速度更換管控標準，幾乎沒有部署成本，若需要針對某些人群甚至某個人進行管控措施的調整，可以在瞬間完成。
基於3D人臉識別以及嚴格的一人一碼，代表其可以達到最高標準的實名制。且基於機器數據後台，擁有最強的防偽特性。
多場合人口管理，代表其可以跨場景使用。在本次疫情的預演中，它不僅可以實現某些特定場合的「准入」，甚至已經開始成為小區「准出」的通行依據。
因此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個裝機滲透率超高（廣州市截止3月24日持碼人口已占常住人口比例的72.39%），實名防偽，可以極其方便地管理准入准出，且以非常低成本部署和更改規則，精確到人的限制系統。
可以非常負責地預測，健康碼會成為未來城市管控的超級中樞，且借本次疫情的機遇一次性實現超高裝機量。
屆時，「身體之健康」將擁有更廣闊的意涵，成為一種更大意義上的「社會健康」，真正做到讓不健康之人「寸步難行」。
讀到這裡，我想你會相信「健康碼」將長存下去並獲得更廣泛的應用。
但你可能還不明白，健康風險的擴散遵循何種邏輯？或你認為信息隱私僅僅是虛幻的「人格權」，作為一個遵紀守法的良民，雖然健康碼會給你帶來不便，但絕不會帶來根本的影響。
02.脆弱的城市，持續的健康風險
進入21世紀以來，禽流感和上呼吸道流行病頻繁高發，這與大城市，集約養殖，高流動性有直接的關係。而新冠肺炎，作為該譜系中最新，也是最強力的一款，顯示著這種集約化現代生活的脆弱。
尤其在中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50個大都市集群，有14個都在中國，且因為人口的密集，也導致大量動物養殖與宰殺場與人口接近。隨著養殖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和城市人口密度的進一步增加，人畜共患的流行疾病，尤其上呼吸道傳染的疾病，其風險會只增不減。
再加上國內交通網絡，國際交通網絡的日益發達，病毒傳播的速度將會越來越快。
你也許會覺得我們一定有手段控制住養殖業的風險，當然是可能的，將養殖場與外界動物的交流徹底隔離，並將每隻動物分開飼養而非在通風條件下密集地養在一起，或將養殖場搬離密集城市，到較遠的地方，發往城市的肉類由長途貨運承擔，並做好消毒和檢疫。
這些在理論上都有可能，不過雞肉的價格或許要翻個兩三倍。
而且，更多的隔離意味著更加的脆弱，我們都知道，若一個小孩從小在無菌環境下培養，那他幾乎不可能在自然環境中生存。
而隨著人類生活在越來越清潔的環境中，我們對很多細菌病毒的抵抗力也是缺失的，瘧疾就是其中之一。
越隔絕，越衛生，便越脆弱。
進入21世紀，禽流感系的病毒就像是專門為了攻克人類的現代而演化來的，其高變異性導致疫苗的製備非常困難，在最佳的年頭，疫苗的有效率也僅在60%左右，該病不高不低的致死率，潛伏期，高傳染性，由動物傳染人，並可人傳人的特徵，簡直是完美契合當代城市生活的特點。
因此我們面臨一種窘境，隨著集約化城市的擴大，人口流動的增加，養殖業因成本所限的易感染性，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我們必然要處於「人畜共患病」高風險的張力中。
只要這樣的風險存在，健康風險就會成為一種擴散的風險，健康的涵義會不斷增大。
03.「做過頭好過做不夠」——一個新道德的來源
這種風險擴散的核心邏輯就是：面對類似新冠肺炎一樣的疾病，預防措施做過頭永遠好過做不夠。
其原因是，如果一個病毒感染被疫苗攻克，那麼這就是一個純粹的科學事件，是一個純粹的「健康事件」。
但如果我們面對一個高變異性和高潛伏期的病症，這就立即超出了一個「科學事件」的範圍，變成了一個「公共道德事件」。
也就是我們認為，在這個情況下，對抗疫情的方法不是科學，而是「自律」。
個人自律永遠不夠，我們也還未學會相信他人的自律。以行政手段帶來「他律」，這已經非常容易地達成了共識。
尤其是針對個人自由的限制，過度對個人自由的侵害是可以理解的，好過於為了保護個人自由而做得不夠。
那麼阻止醫護人員回小區呢？醫護人員確實是衛生風險較高的人群，個人自由可以妥協，那麼公共道德為何不可以妥協？
在這裡我們面臨一種「新道德」的邏輯，這個「新道德」恰恰會成為健康內涵擴大的基本邏輯。
這個新道德的內涵是基於生命權是絕對的第一權力，而疫病的公共衛生風險成為危及生命權的迫切危機，因而以預防的方式介入，實現高危人群的「謹慎控制」，就成為第一公共道德。轉化為對於高風險人群的識別和控制的迫切需要。
如果所謂的「高風險人群」擁有完美的道德自律，自然可以讓所有人自覺居家隔離。但是在上兩篇文章呈現的「公共猜忌」中，我們總是擔憂高危人群恰恰公德喪失，對我們構成威脅。
在這裡，我們迫切呼喚著利維坦以甚至「做過頭」的方式進行行政介入。
請注意，我們雖然將「疫情」當作某種對於「公共福祉」的破壞，但我們恰恰在這個新道德中，扭曲了此時「公共」的性質，我們試圖將其轉化為某種私人危機。
我們並不訴求公共福祉的破壞在公共之中以某種「公平」的方式共擔，我們希望找出「高危人群」，這樣我們便可置身事外。
健康碼恰恰是一種讓「公共衛生風險」可以依據運氣在人與人之間精確承擔的方式，運氣喪失的人被限制，我們可以維持正常生活。
這與我們隔絕湖北人，隔絕醫護人員，隔絕海外歸國人員的邏輯其實完全一致，也一再提醒著我們根深蒂固的虛偽。
衛生風險成為了一種不夠自律的道德風險，而行政手段，就是對這種「自律不足」的補充。
那麼誰是「自律不足」的高危人群呢？這恰恰不由自律能力來判斷，而由他們暴露在傳染病中的危險程度決定，這完全是由分工決定的。
從事養殖和屠宰的人當然非常危險，從事病毒研究的人非常危險，醫護人員非常危險。城市中高流動性，接觸大量人員的人非常危險，他們是銀行的職員，餐廳的服務員，快遞和外賣，計程車和專車的司機。
是不是應該將他們隔絕在大規模聚集的公共場合之外？例如體育場，城市節日，大型公園。
非戶籍的流動人口呢？租房住的人當然比買房的人危險程度高，每天乘坐公共運輸的人比每天開私家車的人風險高，他們是否要某種程度的限制呢？
在那些非常重要的場合呢？有達官顯貴出沒的地方，有老人和小孩出沒的地方，城市核心的大型廣場，是否需要更加嚴格的准入制度？是否需要經過更加特別的健康檢查的人，才能夠獲得一種特殊的健康碼，得以出入這些場合呢？
那麼，這種健康檢查的權利，將成為新的特權。
在那些特殊的時間呢？春節、黃金周，人員流動更大且密集，高危人群是否應該被剝奪在這個時候出門遊玩的權利呢？
我不是個想像力豐富的人，只要我們秉持「做過頭永遠好於做不夠」，那麼高危人群將永遠有「自律不足」的道德瑕疵，我們會發明多得多的限制方式。
祈禱你不是高危人群吧。
04.事後評論，粗暴共識的溫床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為何「健康碼」的推出一帆風順，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反思和質疑。
直到現在它將成為我們長期佩戴的枷鎖，我們依然沒什麼意見。
從疫情開始到現在，我們參與過任何防疫措施的討論或呼籲嗎？還是在這件事中，我們一直只是事後評論者。
國內外的一切事務，事情發生之時，我們毫無察覺，事情發生之後，我們開始評論其智慧或愚蠢，令人感動或令人生氣。
進一步，我們在意的，是事後評論立場的正確與否。感動是正確的，或是生氣是正確的，哪一個才是對的姿勢，在這裡，共識變得廉價而粗暴。就像我們對「做過頭永遠好於做不夠」的共識，來源於我們對其他國家的鄙夷和我們對跨城市傳播者的憤怒。
憤怒和鄙夷總是輕飄飄的。
這種事後探討就是追求這樣的廉價共識，其結果就是對一種粗暴行政手段的默許，我們達成共識的過程越簡單，共識越少，那麼行政的餘地就越大，手段就越發粗暴。
沉迷於事後評頭論足，站隊互相攻擊的公共環境，就是放棄公共說服，放棄複雜共識的達成，這毫無疑問就是集權的最佳來源。
因而在健康碼的延續和擴張幾乎不可避免的當下，我建議大家關注和討論以下的事項：
a.健康碼的立法特徵
我們簽訂的這個神聖社會契約，其內涵是：如果我沒有違反大家經過公共說服所達成共識事項（法律），我的自由就不應該受到限制。
那麼如果健康碼以如此強力的方式對我的准入甚至准出形成限制，那每一個公民都需要了解健康碼的運作原理和規則。
不是簡單的幾個算法領域，注入所謂「空間維度」、「時間維度」、「人際關係維度」。而是具體的算法，計分規則，好讓每個人都判斷為紅碼的時候，透明地了解自己被判斷為紅碼的原因。
這樣，我們便永遠不會收到「這是系統自動判定，原因不可知」的搪塞。
若未來其條件擴展，那麼擴展的條件，計分的算法和原則，也需要公開可知。
這些當然都符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範，作為細節到個人的計分規則，也不會屬於保密條例的範疇。那麼有多少人自覺的提出信息公開的申請，使健康碼的運作方式為我們可知，當然就是每個人的責任。
不僅是其算法原則，在數位化司法的時代，每一行代碼都是法律本身，那麼敦促這樣一件公器的代碼公開，也是重要的事項。
b.健康碼的人的屬性
不管健康碼本身基於多麼自動化的原則，為了避免一個數字利維坦的降臨，健康碼本身也需要有歸口管理的部門、申訴對象、最終完全由人覆核與調整的機制。
讓每個被健康碼評判的人，若認為自己遭到不公，都有透明可知的渠道可以發力更改自己的健康碼屬性。
諸位讀者可能會有所疑慮，我們大多數人都遠離立法和行政過程，上面的這個目標有什麼達成的可能呢？
那當然是倒逼一種行政流程的建立，本次疫情中諸多省份已經有一定的健康碼申訴渠道，也並非是部署健康碼之初就有的配套措施，他們都是健康碼申訴過程中逐步完成的產物。
因此在未來如果健康碼真的擴展成為覆蓋面極廣的手段，那麼每個被評價為「非健康」的人，都應該以訴願的方式不斷敲打系統，促使系統以人的方式回應健康碼的事項。
這個過程，其實和每個消費者對抗商業企業AI客服的方式十分類似。
c.健康碼高危人群的補償
為了讓健康碼不成為一種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排除和歧視，對於被評價為「非健康」的人群，他們的合理補償也是極為重要的。這也由每個人，或其用工企業的主動求償來實現的。
以積極的方式應對系統，而非時時採取「事後評論」的心態，迅速站隊，表演式的表達，取得意淫的共識，這是公共文化改變的當務之急。
05.我們的無能，在呼喚數字利維坦的降臨
其實健康碼要解決的問題很複雜麼？不就是讓危險較高的人群減少出門嗎？這難道不能靠社會輿論和文化的方式實現麼？
一切公德問題都要交由行政處罰解決麼？還是我們每個人要開始在公德塑造中儘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們能夠有辦法達成社會共識，透過教育、輿論、互相幫助的方式實現高危人群的自律，不就不需要「健康碼」了麼？
不要想像我們通過購買商業公司的服務來解決這個問題，Google在2008年曾經發布了雄心勃勃的Google Flu Trends(GRT)監測計劃，通過人們搜索「發冷」或「流感」等關鍵詞的搜索趨勢，來預測流感。
如果你翻閱出版在2012年左右的關於流行病的科普書籍，GFT是當時絕對的明星，是人類進入數字紀元後創新性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最佳例證。
但這個系統在2015年黯然下線，因其無法提供準確的估計，總是不可避免的低估或高估風險。
相反成立於2006年的非盈利性全球志願者流感監控論壇FluTrackers，卻在這次疫情中有相當早的預警。
早在1月8日，論壇上就對當時的疫情給予了相當高的關注，並在1月9日被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疾病政策與研究中心報導，在1月11日就獲得了福布斯的報導。如果FluTrackers更具有影響力並有更多人參與其中，這場疫情將在很早就引起我們的重視。
從這個角度來看，是我們的無能，在呼喚利維坦。
社會問題中，每個我們自己搞不定的部分，都是數字利維坦可以染指的地帶。
我當然明白在這裡，我們沒有足夠的自由開展公共自治與實踐，但抱怨與絕望肯定也對現狀於事無補。實踐的空間當然存在，形如FluTrackers一般無政治訴求，無任何意圖，只是向公眾提供信息的事情，依然是可以做的事情。
這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如果知識分子忙於攫取公共情緒中的價值，做大流量，賺自己的錢，那麼這些知識分子，就是數字利維坦的幫凶。
遏制這頭巨獸的，只能是我們自己的努力。社會共識的達成，社會說服的建立，也許沒有那麼難。
尾聲不斷敲打技術與系統，維護其中人的底限
我很清楚，一種數字式的自動化行政不可避免，所以與其根本上抵制「健康碼」，或如末日來臨一般的傳達絕望氣息，不如學會積極介入，與數字利維坦共處。
不斷以人的方式敲打系統，維持著其中人的底限。
健康碼的延續當然傳達著巨大危機的信號，這是行政系統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能力徹底擠占個人生活的開始，不過正如黑格爾所說，「密涅瓦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到來，才會起飛」，我想真正的轉機或許也產生於最危機的時候。
我不是那隻貓頭鷹，我只是呼喚它的到來，它是屬於每個人的聲音。這也是我一再在專欄中呼喚的，雖然我知道這很難很難。
每個人的生活，最終得由每個人的行動來捍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