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地域人格化進而高尚人格化，可能是近些年漢語墮落的一大重症。
哪怕一直被明晃晃血淋淋的事實打臉。
地域和國家一樣，首先是地理上的一個稱呼，這稱呼還會隨著疆域與行政區劃的調解而變更。
比如我跟老家人說老家，一定是「鄧縣」而不是「鄧州」。我們說鄰近湖北的那個地市，一定叫「襄樊」而不是「襄陽」。
更典型的，從「海參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征服東方），從「外蒙古」到「蒙古國」。
比較一下，「誰在傷害海參崴」，與「誰在傷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區別。
每一個稱呼下，都是烏央烏央的人。趙作海媳婦李素蘭阿姨有句掛在嘴邊的話，「商丘是個出冤案的地方」。我想，她並不是說七八百萬商丘人民都熱衷於製造冤假錯案。
如果這個時候，同村有個壯男衝過來質問，「你為啥要傷害商丘」，估計旁邊的豬和狗都會笑掉大牙。
上面是地理和人口。而對於具體的一個人，或兩個人，一群人來說，所謂某國和某地，本不是必須熱愛或痛恨的人格化主體，而是他們在某國和某地遭遇的總和。
說白了，你愛不愛一個國家，與你在哪裡出生不應該有太大關係。你在這個國家遭遇了什麼，或者，代表這個國家的某些勢力給你造成了什麼福祉或災禍，這才是評判的基礎。
從邏輯上來看，如果某個地方由某些人說了算，你不可能不愛那些人，卻可以籠統地愛那個地方。這很矯情，也很虛偽。
明白了這個道理後，回到我們身邊的地域和城市名譽捍衛戰，就不難發現，跟明確討厭一個城市相比，捍衛一個城市更為冒險。——你像保護自己睪丸一樣保衛城市臉面，很可能就在嘲弄那些被城市裡的強勢力量傷害的人。
你缺席了傷害現場，也就談不上伸出援手。但你如何看待他們被傷害，不僅在評判他們在這個城市的遭遇，也是他們新一場遭遇的開始。
這個時候，問題就出來了，要是你特別崇拜這個城市，尤其期望以服從和恭敬來換取自己更好的遭遇，激勵更多的信眾，裹挾更多的流量，那你必須做出兩件事：
貶低受害者的人格，指出他們雖情有可憫，但咎由自取；
合理化和褒揚加害者，指出他們雖行有不當，但無傷大雅。
這些來自民間半民間的微妙精算，會與官方同頻共振，群策群力將受害者塗抹成一個滑稽的笑話。
廣州二女事件的處理結果，無疑將告訴所有人，在廣州地界上，遇到「防疫管控卡口」和「防疫人員」，無論他們如何要求你，你甚至都不能求助於法律——常見的是報警。
被404的現場信息來看，正是二女被阻止報警，情緒才失控。一個報警都會被視作挑釁的地方，是個正經地方嗎？
出於外界不必知道的原因，這些來自村頭的「防疫人員」，都擁有了在編警員才擁有的現場執法權，還裝備了屬於管制警械的約束帶。你忤逆他們，就後果自負。
至於「防疫管控卡口」和「防疫人員」在法律上的角色和授權，他們的行為是私刑還是執法主體、執法依據和執法程序都合乎成文法的執法團隊，沒人問，問了更沒人答。
只因為，他們得到了「上面」的默許。「上面」甚至不需要明確授權，只需要暗示他們的某些行為不會被追責，街面就將太平很多。
十九年前，那個姓孫的湖北大學生生前肯定是不幸的。但他在死後，卻趕上了一個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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