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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濤:不僅經濟利益,社民黨外交意識形態與傳統也迫使肖爾茨造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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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剛結束後不久,德國總理肖爾茨(Olaf Scholz)不顧各方強烈批評,打破西方國家禁忌,毅然決然奔赴北京,與頗受爭議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會面。二十大上,習近平破例獲得第三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完美實現了其在中共一家獨大的集權計劃,引起西方世界的警覺,對中國產生更多的疑慮和戒備。

如同其前任格哈德·施洛德(Gerhard Schroeder)、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一般,肖爾茨還隨身帶領一批大型企業人士一同前往,與中國簽訂多項經貿合作協議。11月4日,他在一次聯合記者會中稱,中國已批准在華外國公民能接種德國生技企業輝瑞(BioNTech)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同時,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宣布,與歐洲空中巴士(Airbus)公司在北京簽下了140架空巴飛機的批量採購協議,包括8架A350和132架A320系列客機,其總價值約170億美元。[1]

肖爾茨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力排眾議與北京迅速走近與親和,不僅僅是因為德國與中國在經貿上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而且也是受他所在的社民黨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外交政策傳統的驅使。經濟的考量和固有的外交理念(PhilosophyofDiplomacy)是成就肖爾茨此次北京之行的思想來源。

疫情與俄烏戰爭帶來的危機

三年前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武漢爆發後,世界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之前東西方之間暢通的供應鏈出現斷裂,歐洲和德國感受到對中國經濟的嚴重依賴,如在疫情初期因醫療產品和藥物原料的斷供而無力應對突如其來的病毒泛濫。因此,歐洲國家開始制定新的對華經貿策略,努力減少在供應鏈上對中國的依賴,特別是在關鍵戰略產品上,比如能源密集型產業(如原材料)和健康生態系統(如活性藥物成分)等。

而在俄羅斯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後,歐洲國家特別是德國更加感受到在能源上嚴重依賴俄羅斯的痛處和弊端。總統普京(Wladimir Putin)利用歐洲對俄羅斯天然氣和石油的深度依賴,向北約的歐洲國家施壓來阻止其對烏克蘭給予軍事和經濟支援,以實現他占領和侵吞烏克蘭國土的帝國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帶來的慘痛經驗讓西方民主國家體驗到,對一個威權和專制國家在關鍵戰略資源和產品上的依賴,是如此的危險和不可持續。這也就讓歐洲國家對中國在關鍵戰略產品上的依賴產生更加強烈的憂慮和危機感,且再次加重調整其對華政策和戰略,在經貿上進一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程度。

然而,就在西方國家普遍對中國採取日趨強硬的策略之際,德國總理肖爾茨卻毅然決然率領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並與北京簽訂大宗商業協議,被批評者視為給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履新職送上了一份大禮。

在習近平擔任最高領導人十年來,中國在政治上出現前所未有的倒退,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基本權力被全面剝奪,新疆維吾爾少數族裔遭到大規模監禁和迫害,香港法制和自由不復存在。外交上,中國更顯得強勢與咄咄逼人,「戰狼外交」成為習近平新時代對外政策的標誌性特徵。軍事上,中國加緊在南海、台灣海峽和世界其他海域的軍事存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國防力量和軍事科技,並建立起一支世界上艦船最多的海軍,持續給區域國家帶來戰略焦慮與不安。這使得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每況愈下、日趨緊張,並讓台海兩岸進入「兵凶戰危」的險境。

肖爾茨力排眾議對北京進行訪問,一個重要的理由當然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和對中國市場的需求。到目前為止,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2021年,德中外貿總量達到約2450億歐元,這相當於德國對外貿易總額的近10%。大約有5000家德國公司在中國有業務。因此,即使習近平第三次連任後的中國會更加專制和獨斷,德國經濟界卻仍然主張與中國這個最主要的貿易夥伴繼續進行合作和交流。德國工商大會(DIHK)的外貿負責人特萊爾(Volker Treier)稱,大多數德國公司認為,放棄中國這個市場是沒有意義的。[2]

10月,肖爾茨和歐盟貿易專員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在柏林舉行的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VDMA)會議上表示,不要與中國脫鉤。肖爾茨稱,與中國脫鉤是一條錯誤的道路,這對歐洲企業來說不成為一種選項。[3]

持續的疫情和烏克蘭戰爭造成供應鏈的阻斷和能源價格的飆升,使德國和歐洲的經濟瀕臨衰退的邊緣。今年10月,德國的通貨膨脹率再次突破10%。專家預測,這一高通脹水平在今後數月將持續保持。從經濟震盪和不確定的前景來看,肖爾茨政府無法走放棄中國市場和產品的道路,而是採取「政經分離」的手段與北京打交道:即使習近平政權日趨專斷強橫,但德國也不準備切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相反可能會繼續保持兩國間頻繁的溝通與接觸。在訪問北京前,肖爾茨還不顧社民黨內和執政聯盟中綠黨(BÜNDNIS90/DIE GRÜNEN)和自由民主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簡稱FDP)的反對聲浪,推動通過了漢堡港中資入股的交易,允許中國遠洋航運公司「中遠集團」收購漢堡港一個碼頭的24.9%股權。[4]

社民黨外交意識形態的彰顯

針對此次對中國的訪問,肖爾茨強調了與北京「對話的必要性」。然而,把肖爾茨對華溫和的態度僅僅看作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則是對肖爾茨和他所屬的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簡稱SPD)政治意識形態和外交思想的不了解。肖爾茨強調以對話和交往來處理西方與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的分歧與衝突,不僅是他個人思想的體現,而且更體現了社民黨一貫堅守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外交理念。

在對外關係上,「維和」與「國際理解」(peacekeeping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被德國社民黨視為其外交政策的重點。針對國際間和國家內部的衝突,社民黨通常主張以對話與和平的方式去解決,即:僅在已充分使用所有外交手段且未找到解決方案的情況下才支持採取軍事行動,但堅決拒絕向獨裁政權出口武器。[5]

二戰結束後,特別是在冷戰之後至今,社民黨歷屆總理都遵循了這條基本的外交政策原則。不管是在與前蘇聯陣營以及與普京統治的俄羅斯的對峙中,還是在與「前後三十年」的紅色中國的交往裡,社民黨的總理們均致力於通過對話、接觸與溝通來應對各種國際衝突與危機,儘管他們的外交政策和行動招來國內和盟友國家的一些批評與質疑。

在1960年代初期,社民黨籍的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和他的政治夥伴埃貢·巴爾(Egon Bahr)在「通過和解而改變」(Change through rapprochement)的信念趨勢下推出了「緩和」政策的概念。在1969年的聯邦競選活動中獲勝擔任總理後,威利-勃蘭特將「與東方的理解」作為他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之一。在當年10月28日的政府聲明中,他說:「德國人民需要真正意義上的和平,也需要蘇聯人民和東歐各國人民的和平。我們準備真誠地嘗試理解,以便克服那個歐洲犯罪集團(指納粹德國)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勃蘭特表示,與東歐國家的和解也應該成為德國兩部分和解的基礎,雙方的關係應該從「當前的緊張局勢」中解脫出來。[6]

同樣,德國另一位社民黨籍的總理黑爾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對華理解和寬容態度上可以說是走得最遠的一個政治家。在2012年出版的《最後一次訪問:與世界強權中國的相遇》一書中,施密特闡述了他針對中國的和平與合作共處的要點:第一、要摒棄西方的傲慢,尊重世界上這個最古老的文明國家(指中國);第二、應將中國作為平等夥伴充分納入所有就經濟、金融、氣候、裁軍等全球性問題進行談判的跨國組織中;第三,不可反對台灣預期與中國的和解以及由此產生的和平統一。在與外國打交道中,施密特一再呼籲各方尋求對話。[7]

其後的一位德國總理格哈德·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對中國也持有與施密特相同或類似的態度。譬如,在一篇題為《任何相信這一點的人都沒有了解中國》的客座文章中,施洛德表示,他對德國人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的聲明感到驚訝,並認為「任何以抵制要求和說教外交政策來給北京施加壓力的人都在玩危險的遊戲」。施洛德還寫道:「抵制和制裁的威脅只會使各方態度強硬,不會創造任何改變的機會。這隻有通過對話才成其為可能」。「中國是德國和整個歐盟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同時也日益成為一個經濟競爭對手。但在政治上,我們在世界政治的所有核心問題上都需要中國。誰真的相信氣候問題不與北京合作就能解決?你想如何通過孤立一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來促進世界更加和平的發展?不僅在亞洲,而且在全球範圍內,軍備控制只能與擁有核力量的中國來解決,而不是反對」。施洛德甚至稱:「當像立陶宛這樣的歐洲國家突然單方面脫離西方毫無保留地承認的一個中國政策,單方面升級台灣(問題)時,我感到很擔心」。[8]

肖爾茨不忘社民黨初心

雖然與他的兩位前任相比,肖爾茨在對華政策方面顯得沒有那麼偏激,但很大程度上還是遵循了社民黨在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一貫或傳統的理念和基線。肖爾茨近期力推中國遠洋海運公司「中遠集團」收購漢堡港一個碼頭,以及不顧聯盟政府內外和反對黨的激烈批評而毅然決然地奔赴北京與中共政治強人習近平會面,即是一個明證。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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