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頭去看1950年代，會感覺充滿了太多的動盪和運動，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一個接著一個，此伏彼起，連綿接踵。其中文化領域，就先後發生過批武訓、批胡適、批胡風、批丁陳等一系列運動。其中以批胡風陣仗最大，範圍最廣，多達2100餘人受到牽連，92人被捕，62人隔離審查，73人停職反省。胡風本人則於1965年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改判無期。
敘其前因後果，乃所謂：以一人之進退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積二十年之舊怨今朝蓄意清算，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既然一切皆因胡風而起，自然不能不先來介紹其人其事。
胡風，湖北人，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早年留學日本，參加日本共產黨。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加入左翼聯盟，並擔任宣傳部長，不久改任書記。抗戰期間，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主要領導，先後主編過《七月》、《希望》雜誌和《七月詩叢》、《七月文叢》等刊物，撰寫有大量文藝理論及評論文章，對眾多青年作家產生過廣泛影響。
當年東三省淪陷，日本進逼華北，中華民族面臨危亡，左翼文化界需要提出一個新口號以適應抗日形勢。周揚、夏衍等人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王明的意見，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並派生出「國防詩歌」、「國防戲劇」、「國防電影」等分支，逐漸形成了「國防文學」團隊。
1936年4月27日，參加了瓦窯堡會議的馮雪峰來到上海，向左翼文藝界貫徹會議精神。他與魯迅、胡風談到「國防文學」口號時，認為沒有體現出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議的精神。馮雪峰說：「（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沒有階級立場，可以再提一個有明白立場的左翼文學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新口號」。在徵得魯迅認可後，讓胡風寫篇文章正式提出。胡風很快就寫出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的短論，發表在《文學叢報》上。
雖然胡風的文章只是正面闡述自己的見解，絲毫沒有爭辯的意思，但由於觀點的分歧、個人的糾葛和左翼作家內部本身存在的宗派情緒，周揚等人對此反應強烈，立即組織力量進行圍攻，從而引發了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雙方各執一詞，論戰不休。胡風因站在魯迅一邊，遭到周揚等人不滿，進而借左聯成員穆木天揭發胡風拿國民黨法幣和蘇聯盧布，使胡風處境尷尬，憤而辭去左聯書記職務，退出左聯，步入職業作家生涯。
這場「兩個口號」的論爭，一直延續到1936年10月魯迅病逝，中共中央高層出面干預才告結束。但是前期結下的怨恨，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而由此埋下禍根。此後幾十年間，握有文藝界領導權的周揚與胡風之間形成的長期對立、較量、論爭，始終沒有停息，直至建國後演變為一場你死我活的文化剿滅，其源頭都可以追尋到兩個口號的論爭。
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位於後方陪都重慶的左翼文藝界對如何貫徹《講話》精神發生分歧。以周揚為代表的一方認為首先要解決文藝為什麼人、為哪個階級的問題，胡風及其追隨者則認為主要應反對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1945年1月，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連續發表了舒蕪的《論主觀》、《論中庸》等文章，提倡「主觀戰鬥精神」。中共南方局文藝方面的領導召開座談會批評胡風的思想傾向，胡風不服，與一些黨員作家和文藝理論家隔閡日深。
這件事擱在那個年代，文藝思想的分歧是可以共存的，畢竟周揚身後的組織還沒有奪取政權，無法號令天下，唯我獨尊。
然而到了1949年7月，建政前夕，在北平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與會者既有解放區作家，也包括國統區作家。從發言順序上看，先由周揚在會上作了解放區文藝工作報告，然後才輪到茅盾上台作國統區文藝工作報告。這樣的安排，已經可以看出主次的區別。而更讓胡風派作家們壓抑的是，作為國統區代表的茅盾，卻沒有隻言片語提及毛澤東肯定過的魯迅的文藝方向，而是以上世紀40年代魯迅逝世後的十幾年為期限，把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貶得一無是處，其中特別對胡風的文藝理論和編輯工作不點名地進行了批判。
對此，國統區作家議論紛紛，深感不平。經胡風解釋，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本來，國統區的報告是應該由胡風和茅盾共同起草的，但實際拿出來的報告卻是事先擬定好的，只是叫胡風簽名而已，所以胡風斷然拒絕。胡風說：「他叫我一同簽名，我怎麼能簽這個名呢，這不是自己給自己念緊箍咒嗎？」
然而更深一層的含義，胡風似乎尚未完全明白。茅盾所作的報告，不但預示了未來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毛的文藝思想、工農兵方向在全國範圍內領導地位的確立。作為整個文藝界的指導思想，臥榻之旁豈容他人打鼾！
胡風的悲劇意義在於，他的文藝思想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許多相悖之處，而他堅持不轉向，還主張文藝界應該確立魯迅的文藝思想為指導思想，這就勢必要撞在槍口上了。
49後，周揚出任中宣部主管文藝工作的副部長，成了胡風的頂頭上司，總攬了全國文藝界的大權。昔日的舊怨，便到了要來清算的時候了。
從1952年開始，周揚就著手組織人馬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
周揚的切入點選得很準，序幕拉開便抓住要害，指責胡風反對毛的文藝思想，是文藝界一個宗派小集團的頭子。
胡風不服氣。忍了又忍，終於在1954年7月，寫成了30萬字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俗稱「三十萬言書」），全面闡述了自己對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批評意見。
胡風按正常手續，把「三十萬言書」面交國務院文教委員會主任，請代為轉呈中央政治局毛、劉（少奇）、周（恩來）。
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說，幾年來文藝界宗派主義的統治方式變本加厲，「在這個頑強的宗派主義地盤上面，僅僅通過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對我的批評所看到的，就在讀者和作家頭上放了五把理論刀子」：
「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
「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
「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
「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
胡風質問道：「在這五道刀光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麼作家與現實的結合，還有什麼現實主義，還有什麼創作實踐可言？」
毛看了胡風的《意見書》後勃然大怒：「這分明是說我的文藝觀點是『五把刀子』嘛！真是猖狂之極！」也難怪毛要震怒了，胡風所列舉的「五把理論刀子」，恰恰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中提出的觀點。
毛批示：「對胡風這樣的資產階級唯心、反人民、反黨的思想，絕不能讓他在『小資產階級觀點』掩蓋下逃跑，必須予以徹底批判。」
中央政治局在1954年底公布了胡風的意見書，並決定展開對胡風文藝觀點的批判。
曾是胡風朋友的舒蕪，在壓力下，為了表示堅決與胡風劃清界限，於1955年4月，把一批1940年代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親自交給了中宣部。周揚將信件進行了分類整理摘編，準備配合胡風檢討，在《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看了之後，親自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寫了編者按，按語和材料在5月17日報紙登出。從此，胡風及其追隨者遂被欽定為反黨集團。到5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第二批材料時，毛澤東又在按語中加進了「反革命的胡風分子」這一新提法，胡風的問題進一步升級，由「反黨」變成了「反革命」，並由此拉開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的序幕。
於是全國各級報紙、雜誌應聲響應，幾乎所有文藝界人士，也都紛紛表態，忙不迭地和胡風劃清界限。
戲劇家夏衍表示：徹底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是我們革命事業的一個偉大的勝利。這等於從我們的身體上割掉了一個足以致命的毒瘤。階級敵人一刻也沒有睡覺，他們處心積慮地在尋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們在磨刀，窺測方向。
作協副主席馮雪峰揭露：胡風曾經挑撥魯迅和茅盾的關係，這就是他反革命的證據。應該作出決定，把胡風從中國作家協會清洗出去，撤銷一切職務，並建議政府依法處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吳伯蕭義憤填膺：反革命分子胡風，走也好，滾也好，割下頭顱拋擲也好，我們再也不會上當了，我們必須徹底清查這個反動集團的底細。
作家老舍發文《看透了胡風的心》：原來胡風並不只是心胸狹窄，而是別具心腸。原來他是把他的小集團以外的人，特別是共產黨，都看成敵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證了多少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鋼筋皮鞭毒打黨內作家和進步作家，殺人不見血！這是什麼心腸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說，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誰會這麼想一想呢？
作家丁玲在《敵人在哪裡？》中問道：敵人在哪裡？敵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隊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邊，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胡風原來就是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進行著組織活動的陰謀家。
「世紀老人」冰心發文《我看出了胡風的陰謀》表示自己恍然大悟：我看了這些話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們作你死我活的鬥爭啊！現在不容許胡風裝死了，我們要把他從我們的隊伍里清理出去，清理出去。
大戲劇家曹禺發文憤怒聲討：我從來沒有見過像胡風這樣的惡人！這樣狠毒，這樣陰險，這樣奸詐，這樣鬼祟，這樣見不得陽光，人壞到了這樣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觀！
著名演員趙丹發文《我的憤怒已達極點》；
歷史學家翦伯贊發文《堅決反對胡風集團的罪行》；
畫家豐子愷發文《肅清陰險的反革命分子》；
豫劇藝術家常香玉發文《堅決鎮壓胡風》；
音樂家馬思聰發文《胡風——蛀牆角的白蟻》；
…………
半個多世紀過去，已經塵封的文字，和振臂高呼的聲音，依然能分明看到文化人喪失自我、群起戕害的嘴臉。
可悲的是，沒有人去深思，當一個互害按鈕開啟的時代，下一個受到迫害的「敵人」，會不會就是自己？
很快，歷史便讓跳樑小丑一般的文人，遭受報應。
第一個提出對胡風法律處理的馮雪峰，在胡風被捕後不久也被划進「胡風集團」。57年被定為右派，58年開除出黨。
詢問敵人在哪裡的丁玲，兩年後自己也被追問成了敵人，而且還不是一般的敵人，和胡風一樣同屬反黨集團首犯，發配北大荒。
看透了胡風心的老舍，文革一開始即被批鬥到承受不起，在北京太平湖獨坐了半天，最後自沉湖底。
1968年，堅決反對胡風集團罪行的翦伯贊，因為不願揭發劉少奇的問題，自己也有了「罪行」，無奈之下夫妻雙雙自殺。
認為胡風是蛀牆角白蟻的馬思聰，12年後自己也成了「白蟻」，被迫亡命海外，終身不歸。
其他參加批鬥胡風的人後來也都很慘：舒蕪揭發胡風有功，但在「反右」時在劫難逃；文革中，指揮鬥爭胡風集團的陸定一，和親自簽發逮捕令的羅瑞卿，被最先打倒；追隨周揚整治胡風的一批積極分子林默涵、張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鍋端發配「牛棚」，遭到殘酷批鬥。
胡風夫婦，則由荷槍實彈的軍人押送，轉移到四川省蘆山縣苗溪勞改茶場，住在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裡。
胡風的老對手周揚，此時也在劫難逃，文藝旗手江青「率領革命群眾」，把周揚作為30年代文藝黑線的頭子揪了出來，囚禁在北京郊區的秦城監獄。
正在四川勞改農場服刑的胡風被管教幹部找去談話，告訴他說：「周揚被揪出來了！對他的問題你可以揭發，可以控訴。」管教幹部遞給他一張報紙，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寫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叫胡風學習參考，提高覺悟，爭取立功減刑。胡風對此回應說：「周揚雖然被揪出來了，但我連拍手稱快的心情都沒有。文藝理論，尤其是整個文化界的問題，必須通過自由、廣泛的討論，而不是靠這樣的一篇大批判文章就能得出結論。像這樣來批判周揚他們，是言過其實的，難以服人。」
管教幹部沒想到胡風會如此回答。1969年5月，胡風14年刑期已滿，給軍管會打報告，要求出獄，得到的答覆卻是「關死為止」。
「四人幫」倒台後，有關部門在1978年撤銷了對胡風無期徒刑的判決，宣布釋放。1980年9月，中共中央宣布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一件錯案，決定予以平反；凡受牽連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復名譽。
在左傾路線下整過胡風，後來又被左傾路線整過的周揚，平反之後，為胡風冤案多方奔走於各有關機關。拿到中央為胡風平反的文件，周揚立刻趕到醫院探望胡風和夫人梅志，親自把平反的喜訊告訴他們。兩個爭吵了半世紀的文化老人，走到風燭殘年，才終於放下包袱，不再繼續爭論。
在周揚的積極推動下，中央辦公廳又在1988年的補充通知中，撤銷了平反通知中關於「錯誤言論」和「宗派活動」的提法。至此，胡風冤案終於不留任何尾巴，徹底平反。
然而更多的、當年踴躍批判胡風的積極分子，那些一輩子以舞弄筆墨炫耀的文人，卻選擇了沉默。就如同今天面對冠狀病毒，很多人選擇了集體沉默一樣。
胡風晚年，在公開場合，或參加會議，基本不吐一字，不發一言。二十多年的牢獄生活，讓一個心直口快、暢所欲言的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最終變得無話可說。而牢獄之外的作家、詩人，比牢獄之內的胡風，更懂得了如何管好自己的嘴巴。就鉗制而言，獄內獄外，其實是沒有多少區別的。
沈從文臨終，家人問他有什麼需要交待的，他答覆說：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而胡風的恐懼卻是深入骨髓，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有次梅志去探視他，他一把抓住妻子的手說：「又有人想誣陷我，怎麼得了！」
我們常不分死因地祝福別人「一路走好」，可我們是否站在死者的立場想過，他們真的能一路走好嗎？
2020-0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