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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回應:我認為我不幸福

在我呀呀學語,蹣跚學步的人生之初,每一個教過我的語文老師(且不論水平高低)都告訴過我一句寫作箴言:說真話。心裡怎麼想,筆下就怎麼寫。這便是寫作的金科玉律,也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學名家的立身之本。我是為了說真話而寫作,並不是為了寫作而寫作。當現實條件與我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相違背的時候,我找不到方向,我感覺不幸福。

今天,是世界人權日,去年的今天,個別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狀況提出「關切」。對此,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只有本國人民才是一國人權事業的評分者。

汪文斌指出,誰才是一國人權事業的評分者,答案只有一個:本國人民。一種人權保障模式行不行,關鍵看它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一國人權事業好不好,關鍵看它是否能夠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

作為一名擁有40年國齡的炎黃子孫,我毫無疑問屬於本國人民,而我感覺不幸福。

理由如下:

首當其衝是寫作。我有嘴要說話,我有筆要寫字。這是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我認為這個需求是正當的。正如原中青報副總編周志春曾闡明的三條底線:

一、堅決不說假話;

二、不主動說假話;

三、一定要說假話時,決不發明創造。

對於我來說,周老所言第二三兩點基本不存在。因為我不屬於任何一個利益集團,根本沒有說假話的必要。一個人說真話不賺錢,說假話才能賺錢,他自然要說假話。若是這種人能堅持說真話,才叫難能可貴。

而我,說真話和說假話都不賺錢,那我為啥要說假話呢?因此我即便說真話,也並不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優秀品質。我只能說,講真話,是我的生理需求。

我覺得,說假話我心裡難受,感覺堵得慌,我看到不光彩,不公正的事情我就要管,我就要仗義執言,這些話我說出去了,我就開心,我的幸福感就會提升。

在這三年裡,我看到了大量不光彩,不正義,甚至違法的事情。我都用我的文字把它們記錄下來,並且試圖在公眾號上發表。

這讓我損失了兩個公眾號,並且只有四分之一的文章發出去了,即便發出去,存活率也很低。

我只是個普通人,能註冊的號很有限,我損失不起。大量的文章發不出去也讓我很憤怒!口罩已經影響我說話了,寫幾篇文章也不行嗎?

我們都是人,也能使用網際網路和電腦了解一些基礎的法律知識。基於這一點我相信我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弘揚真善美,駁斥假惡丑,這難道不是每個公民應盡的職責?這難道不是所有人都應該提倡,應該支持的?

作為ZF也罷,平台也好,難道不應該弘揚真善美,抵制假惡丑?

在我呀呀學語,蹣跚學步的人生之初,每一個教過我的語文老師(且不論水平高低)都告訴過我一句寫作箴言:說真話。心裡怎麼想,筆下就怎麼寫。這便是寫作的金科玉律,也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學名家的立身之本。

我是為了說真話而寫作,並不是為了寫作而寫作。當現實條件與我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相違背的時候,我找不到方向,我感覺不幸福。

我已經窮盡了2500個常用漢字排列組合,還要怎麼寫?還能怎麼寫?!我知道,我面對的是無情的機器人,即便憤怒,我也無計可施,不能暢所欲言,這讓我的幸福感下降。儘管我生活在這世界上最好的國家裡。

還有。

我的公司附近是一所大學。在口罩之前,我中午通常會去那裡吃飯。大學食堂對外開放,只需要刷支付寶或微信即可。那裡的飯菜相對便宜,量也比較大。那裡的女生很漂亮,男生籃球打得也好。

每天,吃完飯,看看漂亮姑娘,在球場上打一會兒籃球。這讓我在枯燥繁重的工作之間得以喘息,這也是我每天小幸福的來源。

但是,口罩來了,所有大學全部封閉,只有學生可以憑藉學生證出入,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再次踏入這所大學以及上海的任何一所大學一步(哪怕是母校)。

大學校園是我最愛去的地方,這讓我感覺不幸福。

還有。

現在公司旁邊相對便宜的「煲仔飯」是38元一碗。我不知道其它地區的朋友們吃午飯什麼價格,我也不知道你們的工資多少錢,因為我已不再相信那些「數據」。我說的是上海徐匯區的價格。我工資已經N年沒有漲過了,38塊錢的煲仔飯,我覺得太貴了。

每次吃飯只要有「小份」我肯定選「小份」的,這讓我感覺不幸福。

還有。

因為不能出門旅遊,我平時的幸福來源主要就剩下看書和看電影。因為我是中國人,母語是中文,所以我愛看國產電影。2020年伊始,上海電影院封閉了半年,這讓我不能去電影院看電影,我感覺不幸福。

電影應該輸出價值觀,這世界上有很多種價值觀,如果國產電影可以輸出多種價值觀,那麼國產電影就精彩。在我國八、九十年代,我就曾看過很多輸出各類價值觀的國產電影,那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我電影啟蒙的歲月。

照道理說,國產電影應該越拍越豐富才對,但不知道為啥(其實我知道)XX之後,國產電影只輸出一種價值觀了,我認為,它也就失去了觀看意義。

所以我感覺不幸福。

《甲方乙方》裡曾經說過: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它,那個時候我不知道為啥要懷念1997,現在我知道了。

《不見不散》當中,在美國生活10年的葛優想盡辦法要回國,儘管他看上去在美國混得不錯。最後終於和徐帆坐上了回國的飛機。

而今,打造這一切的馮小剛導演去了美國。

還有。

口罩之前,看書是免費的。附近有兩個「社區活動中心」。除了富麗堂皇的黨支部以外,二樓可以唱戲看電影打桌球,三樓則是圖書館閱覽室。上海很多社區都有這樣的配置,我不知道這算不算「社會福利」,如果算的話,那可謂彌足珍貴了。

這裡的圖書館閱覽室有大量圖書,其中不乏冷門力作,很多90年代出版之後不再版的,書店也買不到。如果一個人不能出去旅遊,不能去電影院,也不能去大學校園,也應該少去歌廳、酒吧、夜總會。那麼,他去圖書館看看書總可以吧?

可是,口罩之後,這些圖書館閱覽室也全部封閉了,至今沒有重開跡象。沒有地方看書,這讓我感覺不幸福。

還有。

當今社會能把人給逗笑了,是多麼難的一件事啊?上海很多業餘脫口秀演員一分錢不拿去俱樂部免費說,這難道不是「默默地奉獻」?難道不應該給他們提供方便讓他們盡情地說嘛?

可是自從上海靜默以來,80%以上俱樂部都沒有重開跡象,池子主持的「中CULB」已經發出「無限期暫停營業」通告。剩下的也面對層層困難,這些困難非但沒人為他們減少,反而層層刁難!這合適嗎?這樣做對嗎?!

這讓我感覺不幸福。

還有。

某些「專家」一個多月前還鐵口直斷,說XX後遺症可持續數周數月甚至更長;早幾個月,某專家說,奧密克戎病死率是流感的7到8倍。但是現在他們搖身一變,又說XX沒有後遺症了,又說奧密克戎不過是小號流感了。

這樣的人,居然也人模狗樣地在文明社會混,工資居然還比我高。這讓我感覺不幸福。

我們的社會不是弘揚真善美嗎?不是抵制假惡丑嗎?你從小不就是這麼教育我的嘛?

臉都不要了,還有人會信你嗎?

當然,還有一些人是正直的、勇敢的、善良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可惜的是,我不能堂堂正正寫出他們的名字。

口罩元年,有一位李醫生,他把他知道的真相告訴大家,後來他走了。我們應該記住他。

隨後,有一位武漢女作家,她面對無知無腦的奴才,用筆說了真話。我們應該記住她。

今年4月,有一位不知名的自媒體人,把上海的一些聲音匯聚在一起給大家聽。我不知道他的結局如何,但他是個勇敢的人。

同月,在上海的新聞發布會上,有一位記者讓領導放下稿子,用手機買菜,看看上海到底缺不缺物資。

還有很多在靜默中聯合簽名,以求本小區的婦孺老人居家隔離,「一切後果自負」的普通居民。還有很多在視頻和照片中,侃侃而談,為國家機器普法的孤膽英雄。

這些不知名的英雄我們應該永遠記得。最後我想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來為本文結尾: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本文作者:馮斯托洛夫司機,文章原標題《我認為我不幸福》。)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我想說我不能說但還是要說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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