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問題在於我們不能只被自己的本能牽著走，應當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
——題記
疫情防控全面放開之後，有朋友感慨地回顧起這三年，說還記得我們曾有過的多次爭論：「雖然我也一直很想早日回歸正常生活，但總覺得還不是時候，懷疑我們能不能做到你說的『在流動中管理』，現在來看，你是對的。」
說到這，她開玩笑說：「放開後，你的粉絲應該大漲了吧？」
其實並沒有，倒是有很多人紛紛取關，有些人在這麼做之前還會憤然拋下一句，說被我主張放開的一貫立場「騙了」。
當然，未必每個人都這麼想，但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是：共存派以前不受歡迎，現在更不受歡迎，因為人們覺得遍地皆陽，情況似乎並沒有變好。放開就證明你正確？別做夢了，恰恰相反，是證明了你錯誤。
昨天還有一位讀者說，他的立場已經完全翻轉了：
我反思了自己。放開前我是個高喊放開的人，對防疫中不合理現象深惡痛絕。放開後發現，我的意見完全沒有生活根據，因為那時我不知道自己家人同事朋友都得了新冠難受地徹夜難眠是一個什麼狀態。
現在據我看，普通百姓每家都有至少一個病痛中的人。沒有一個思想家、批評家能為我和我朋友家的病人們負責，而他們又可以重新組織他們的語言來，所以說抽象的思想害死人。可悲的是，我曾經也以這些批評家們的一員自居，然而現在我沒有辦法用邏輯的遊戲保持思想的一致了。
前些天，在微信群里討論起這一波「快速過峰」的浪潮時，也有一位痛悔：
吳尊友是對的，我嚴肅站在兩周前自己的反面。很心痛，醫療真的擠兌了，每個個體都要承擔，現在得病只能自求多福，很多得病的既沒有確診，也沒有藥，如果不幸沒挺過去的人根本不能發出聲音。躺平派只會說是基礎性疾病，他們根本不負責任，我發了有人投毒的微博也被說慘了……
不論如何，這是眼下真實的社會心態：無數人都在懷念以前被封控的日子，那時他們和親友沒有生病，不必恐懼空氣里看不見的病毒，卻好像沒看到放開有什麼明顯的好處。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朋友圈裡一片「感恩」之聲，感恩國家保護了所有人整整三年。
不僅如此，許多人都開始懺悔之前被封時「不夠乖」了。早在剛放開沒多久的12月13日，「以後封的話再也不鬧了」這個話題就衝上了百度貼吧話題熱榜第二名。當然，這麼說的人，可能本來也沒怎麼鬧，但如果有下次，他們可能會「吸取教訓」，更主動一點去制止別人鬧。
也因此，不乏有人「怒其不爭」，但重點不同：共存派哀嘆這些人大多是頑固愚昧的清零派，不能認清放開是大勢所趨；清零派則奚落他們是「有前科的共存派」，是精緻利己主義者，但三年保護到期，現在是該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了。
把這些人歸為哪一派，可能是有誤導性的，不僅因為他們明顯缺乏前後一貫的立場，而且即便抱有某一立場，也不是出於什麼信念，只是取決於自己一時的直觀感受，那難免會隨著風向不斷變換立場。有時候，甚至風向也沒變，但在不同場景下也可能忽左忽右。
這給人的感覺似乎是沒什麼立場，乃至是無原則、無意見、無對錯，只是不能讓他吃虧，只要他吃虧就罵。你對此看不慣？那他們倒可能還占人群中的大多數，反過來嗤之以鼻地覺得公共討論中爭執不休的雙方才是偏執、狂熱的神經病，不知道老百姓都是怎麼過日子的。
日前就有人跟我說：「我不是任何一派，聽安排、隨大流、少內耗，不是沒有主見，而是一旦你深刻地理解了社會與大眾，回想了所有公共事件的走向，你就知道無論往哪邊走都有犧牲，而一起走代價最小。」她堅稱，自己深知自由的可貴，而那些隨便以自由之名強迫她選邊站的，才妨礙了她的自由——她理解的「自由」，其實是一種可以採取任何行動的靈活性。
確實，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上來說，這也是變動時代的理性選擇——自己的代價最小化就行了，原則能當飯吃嗎？
這使得中國人隨形勢調適時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因為不論怎麼變動，都可以說沒做錯什麼，每個人都在隨時謀求決策優化，每一步都踩在關鍵點上，是符合實際的，最後也得到了最好的結果。
在中國文化中，這有著深厚的傳統，所謂「執一中」以應對複雜多變時勢的「權變」，乍看前後欠缺連貫性、體系性，但正如岸本美緒在考察清代法規時指出的，「在為政者的心目中，這並不是缺點。為官者的任務被認為是『執一中』而誠心誠意對付千變萬化的現實，隨時隨意謀求最好的結果。」
面對無法預知的未來，在多個方案中做出選擇，這無疑需要極大的靈活性，你或許反感這種多變，但很多人卻覺得這正是自己倖存乃至成功的關鍵。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在風險社會中隨時準備多管齊下，這其實倒是一種現代特質。
可想而知，在新舊形勢變換時，會出現五花八門的制度套利行為，像胡錫進這樣隨著總路線一起搖擺的人，竟然自稱「近幾個月來一直是解除大規模封控和恢復正常生活生產秩序的輿論推動者之一」，順應風向和社會心態的變動，很可能又贏了一次。很多人奚落、挖苦乃至深惡痛絕，但不可否認，這些人倒是對形勢最敏感的。
更進一步說，始終如一就對嗎？現在放開倒也罷了，兩年前形勢不同，你也放開？根據這種看法，忽視具體現實條件來談某個抽象理念的對錯，本身就沒有意義。也正因此，才有人感嘆：「三年來觀點一直沒變的人，才被罵得最慘吧。」
想起以前看到的一個故事：有個知識分子，因為讀了點書，有一點自己的獨立見解，1950年代中蘇蜜月時，他主張客觀看待，「其實蘇聯也沒那麼好」，被狠批了一番；幾年後，中蘇破裂，許多人感慨還是他有先見之明，他死性不改，又說「其實蘇聯也沒那麼壞」，這一次，被批得更狠。
一種看法、一個決策的對錯，在當時極有可能是不得而知的。當年都嘲笑萬達打骨折賣了大幾十座萬達城，以為富力、融創、蘇寧撿了大便宜，沒想到數年過後，接盤方已經非死即殘，融創一度連年報都發不出來，萬達都贏麻了——當初看來是割肉求生，後來才發現是絕處逢生。也就是說，後來發生的事，可能會完全改變我們對此前事件的看法，正因此，現在人們都學會了「等等再看」，「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這世上的大部分人，或許都無法超越自身所處的具體環境，即便他們在形勢變化時出現一些應激性反應，那也無可厚非，恐慌、搖擺、反應過度，都情有可原，並不可笑——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問題在於我們不能只被自己的本能牽著走，應當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
因為，有時看起來在當時具體語境下是理性的，但反覆橫跳、不斷變化，積累下來的結果卻可能是事倍功半，甚至連貫起來看完全是非理性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尊重多元聲音，眼光放長遠一些，不要只憑自己一時的直覺下判斷。
這並不只是說對信息的甄別、選擇和判斷，還應有主動參與。我常聽人說，封控還是放開自己都不關心，這是精英們操心的事，只希望老百姓的權益能少受侵犯。這乍聽起來似乎沒錯，但卻透露出這樣一種意味：所謂「權益」就像某種天賜禮物，自己什麼都不用做，就會從天而降。
經過三年疫情，每個人都有刻骨銘心的記憶，這大概率會影響他們接下來選擇什麼樣的理念和生活方式，那當然都是他們的自由。兩百多年前，吉倫特派的拉蘇斯對審判官們說：「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時死去，你們將在人民恢復理智時死去。」我也相信，是非對錯，時間會給出答案，雖然那可能也已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