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北京民眾走上街頭舉起白紙抗議當局嚴厲的防疫封控措施。（2022年11月27日）
在中國，政府可以如銅牆鐵壁，對民眾的要求一概回應以鐵拳般的鎮壓——這是人們早就了解到的了。現在，我們看到，政府還可以「躺平」，還可以如一堵棉花牆或一口鏹水鍋，不管民眾如何要求，到那裡都是浪花不起、無影無蹤。
豈止於此？稍早些時候，我在評論中共的近期政治發展時，曾經指出其「控制能力加強，治理能力減弱」的問題。這一觀察，也可以說概括乃至預言了中共當局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當中共這套體系要採取嚴防死守的戰略時，由於其強大的控制能力，似乎總能達到它的目的；而一旦不靠嚴防死守了，則不管是回歸常態治理，更不要說還面對危機狀態，當局的能力和作為就總是極為低劣了。
不過，根據這次「疫情海嘯」的最新情況，我現在覺得這個說法還不夠。原因很簡單：中共當局在這次「疫情海嘯」中的惡劣表現，並不單單是能力的問題。「能力」問題，決定你做事情是否能做好。
可是，十二月以來的中共當局，根本就不想做什麼事情來緩解疫情，來幫助民眾。反過來，它為疫情的泛濫而開道、鼓吹、推波助瀾，它對民眾的需求——這裡首先是求醫問藥的需求，而不是任何政治性的需求，則無視、限制、甚至百般刁難與阻撓。可以說，如果中國民眾能夠不受政府干涉地自發展開面對疫情擴散的自救行動，情況也會比過去三周來的這種狀況要好得多。比如說，在一個正常社會裡，在疫情持續的情況下，醫藥廠家必定設法研製並增加供應應對疫情的有效藥物。可是，在當局的那樣一種「治理」下，中國卻缺少這樣的社會自發機制。
這裡我想提出「負治理」這個說法來概括上述情況。我們知道，政府的職責在於向社會提供包括公共秩序在內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所謂「治理」，就是實現這樣的職責。治理得好，叫「善政」；用惡劣的手段來達成治理的目的，叫「惡政」。過去三年，「清零」那一套可以說是「惡政」的一種標本。現在呢，手段依然惡劣，但甚至放棄了提供公共秩序與公共物品。
面對「疫情海嘯」，已經不是治理得好不好的問題，甚至也不是去不去實行「治理」的問題，而是：由於它那套系統的一系列作為，削弱了中國社會面對疫情的公共秩序，更大大破壞了相關公共物品包括藥品、醫療資源、醫療信息等等的供給，反過來阻礙了中國民眾在這種危機中的自發自救能力。這種現象，我看只能稱之為「負治理」。
實行「負治理」的地方，有政府不如沒有政府；民眾同樣為「治理」付出成本，但得到的卻是負數的收益。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負治理」機制呢？題目很大，這裡難以展開，再找機會討論吧。
作者：吳國光
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任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併兼任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試圖以學術研究透視政治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