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泛性的防疫疲倦和政府不信任度增加。中國社會管治的合法性危機顯然在疫情前已經悄然醞釀。近年來，經濟發展的疲軟和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的渺茫已經令無論是藍領還是白領勞動者感受到了生存的迫切感。從社畜到內卷，從躺平到"潤"學，甚至到"最後一代"，這都代表了新一代年輕人對資本主義嚴重分配不公的消極反抗；遞進的絕望感都可以從這些每年"新發明"的文化詞彙中真切感受到。各類社會危機事件得不到官方的正面回應，而是一律以"境外勢力"為由的拒絕對話式和污名化的方式進行壓制，民眾愈加清楚公權力的獨裁本質，如成都49中案、弦子"反性騷擾案"、豐縣"鐵鏈女"和烏衣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一概如此。
再者，普通民眾意識政治化覺醒自2018年的修憲取消"主席任期限制"開始，終於在今年"二十大"前夕，由彭立發（網名彭載舟）在北京四通橋一把火點燃。雖然這一孤勇抗議在網絡空間轉瞬即逝，彭立發亦隨後被徹底人間消失，但直到他的那句"不要核酸要自由"[4]在白紙抗議中廣泛呼喊，我們才覺察到民間的政治反抗意識已經悄然形成。這一新的民間政治反抗的圖景，在疫情前已經鋪墊，非人道封控舉措導致的次生傷害和經濟民生危機只不過進一步加劇民眾對整個體系的不信任。此外，"二十大"後封控不僅沒有如預期放開反而各地層層加碼，民眾渴望解封的期盼落空；國務院新出"二十條"形成了放開和封鎖並舉的張力，產生了更多地方和中央政策上的衝突和混亂，這更是直接給後續的反封控浪潮埋下重要的政策伏筆。
2.為什麼這是"三個運動"？
11月24日烏魯木齊大火事故後，次日即在當地引發大規模的群眾反封控遊行抗議。火災引起的悲憤迅速傳遍了整個網際網路，而後於11月26日下午南京傳播學院和晚上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手持白紙的悼念抗議，直接拉開了整個全國乃至全世界各地華人的白紙抗議浪潮。短暫的周末兩天內，全國各地超過200所大學學生在校園表達抗議，十幾座大城市均出現市民上街抗議，隨後世界各地數百個城市有離散中國人社群發起上千次抗議響應國內的抗爭。
這場以"白紙"為象徵的抗議潮，從"反抗封控"到提出更為激進的政治性訴求，看似是連貫的、跨區域、跨領域的全民性政治運動。但實質上，這其中糅合著三個"平行"的運動——工人階級的抗爭、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識分子/大學生的抗爭以及海外離散新生代中國社群的團結運動。我將這三個運動從封控抗議潮中拆解，並非是要強調三者的獨立性，恰恰是想突出這三個運動中在封控抗議潮中的相互交融；而三個運動的平行共存間的張力，又幫助我們理解這股抗議潮中的複雜性和局限性。
當"白紙"作為整體運動的象徵在海內外被廣為引用時，整一個運動的討論核心基本只聚焦於國內高校和城市居民的政治性抗議和海外離散中國社群的團結運動，但這一敘事完全忽略了發生在各地城中村和外來務工社群的工人抗爭。工人階級的抗爭在此次白紙浪潮中的作用為何應被重視？我們無法忽略富士康工人鬥爭經驗對整個後續白紙運動的啟發。10月底鄭州富士康疫情失控導致工人翻越廠牆鐵網的"大逃亡"，11月底因違反合同獎勵承諾再次導致上萬富士康工人抗議，直接與資方和大量鎮暴警察暴力對抗。這兩次的富士康工人抗議有別於長期以來缺乏可見度的工人維權[5]，大量衝突性的視頻/圖片藉助抖音、快手等在各個平台現象級地傳播，這一反抗暴力封控和資本剝削的工人行動幾乎引起了全民的共鳴——腐敗、混亂、非人處境都是集體經歷。
一定程度上，富士康工人的直接行動給後續的白紙街頭抗議潮提供了重要的抗爭行動資源——網絡的呼喊不再被聆聽，而街頭才是發聲的主場。實際上，城市中此類工人社群反封控的抗爭幾乎貫穿了整個2022年。據"異言網"不完全統計，在白紙運動潮前，今年6月份以來就有近80起反封控的抗議，多數發生在城中村/工人社區。工人是疫情封控下最敏感的群體，無形的病毒和有形的生計危機倒逼著他們的反抗，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一波工人抗爭甚至在白紙運動被打壓之後仍在各地持續[6]。
新疆大火無疑是促發群眾憤怒閾值的"最後一根稻草"，以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識分子/大學生為參與主體的"悼念式"的城市街頭和高校抗爭由此揭開。這一波各地同時自發的抗爭，實際上是整個封控政治問題的系統性呈現：疫情次生傷害和集體創傷的情感積累、封控下的生計危機形成的政治經濟結構困境、工人社群反封控抗爭提供的行動破口、"二十大"後民眾對防疫政策預期的落空和政策張力、以及四通橋孤勇抗議提供的政治化話語資源，這些共同成為這波城市/高校運動潮的重要動員資源。而海外離散新生代中國社群的團結運動也正是在這樣背景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以留學生為主體的新生代海外離散中國社群，在過去數年迅速經歷激進化的政治演變。2018年任期修憲在海外高校引發了小規模的#NotMyPresident校園海報運動，今年"二十大"換屆前夕彭立發四通橋抗議事件激發了新的校園海報運動，四通橋的標語幾乎在全球主要大學隨處可見，規模甚大。隨後，國內各大城市白紙運動的爆發，新生代中國離散社群被大規模直接動員，自發地組織和參與到本地的線下抗議。這種海外團結行動規模和形式完全是在（八九後）過去三十年來從未有過的。
本次抗議潮中，海外的團結運動與國內本土的白紙抗議縱然是相互呼應的運動整體，但是兩者間不同的運動主體和議程設置，和政治訴求上的張力，必然決定了他們在中國反對運動中將扮演的不同角色。這也是本文區分兩者關係的緣由。我們亦將本土的封控抗議潮進一步區分出工人主體和城市居民/學生主體兩部分的運動，並不是為了區隔兩者的關係，而恰恰是要提醒運動參與者不能忽視長期以來工人社群為中國民間反抗運動提供的運動資源和意識啟發——根植於經濟體系的社會不平等一直都是任何政治運動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同時也要強調其韌性特質和團結工人運動的必要性（下文講述）。而在本次封控抗議潮中，兩者也不是天然在時間、空間上絕對區隔的——11月27日下午持續到晚上，武漢各區數萬民眾（包括外來務工者和居民）沿街拆圍欄的抗爭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3.封控抗議潮的革命性
如今，整個封控抗議潮隨著政府"躺平"式的突然放開進入尾聲，當局亦循常態開始對示威參與者進行秋後算帳。運動高潮的轉瞬即逝且未見任何結構性的政治改變，我不認為需要將這場運動抬高到"革命"的位置上，儘管這種論述有助於在國際社群的傳播。但這場封控抗議潮所呈現出來的革命性，或者說進步性，仍然需要被深入討論。
中國工人群體長期以來的激進抗爭傳統無需在此多加贅述。從90年代的國企工人下崗潮伴隨的成千上萬工人的集體維權潮，到本世紀初以來（尤其是2010年前後）市場經濟下農民工爭取合法權益而爆發的各種野貓式罷工，封廠門、上街、堵高速路等都是工人維權的常態範式。工人群體的邊緣性和政府對工人運動的高度敏感性和高強度維穩，都令工人的激進抗爭長期以來都不為民眾所知，但這次富士康工人反抗在中國社會所引發的廣大迴響，其為本次白紙抗議所提供的運動資源，再次啟示了未來中國反對運動必須將工人運動視為重要核心部分。
以城市居民/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在"八九"之後並非不存在，但這次封控抗議潮中集體呈現出來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趨勢，卻是完全一副新的運動圖景。以往的城市抗爭，多數只是聚焦在特定議題下的集體行動，如2007年廈門與2014年廣東茂名市民的反PX環保示威、2016年深圳與江蘇崑山呼籲"公平教育"的家長集體維權、或2010年廣州"撐粵語"的文化保育抗議等，又或者零散的民運/維權人士主導的小規模、缺乏影響力的抗爭。這次的白紙抗議，名義上絕大多數人的直接訴求仍然圍繞在反對嚴苛封控，但在人群中夾雜的政治性口號——"習近平下台"、"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開始在抗議中被群眾接納和共同喊叫。
"四通橋抗議"可能是催生這系列政治性口號關鍵的一把"火"，但絕不是這一政治質變的源頭。過去數年（追溯到在疫情之前），我們在網絡空間已經明顯觀察到，中產或受教育群體對於財富積累和向上流動性的日漸絕望，從社畜、"躺平"到"潤"學的意識跨度，已經逐漸顯現民眾對於當下政治經濟體系的高度失落，甚至致使政府不得不出用國家宣傳機器來駁斥"躺平""潤"等"糟粕"的反資本文化。過去，這些生活的"失落"並未真正轉化為實際的反抗行動，而這次發生在城市的白紙抗爭則是在一定程度上確認了這一革命性的政治質變。當下，我們未必可以預料未來的中國群體運動會如何組織和發展，但至少這場白紙運動已經開拓了民間運動新的政治化想像，完全顛覆了以往城市抗爭以孤立的去政治化議題為訴求或以維權人士為核心的動員模式。
這一波響應國內白紙抗議的全球數百座城市/高校的團結行動，突破了"八九"以來傳統民運以政治領袖為核心的政黨式動員和政府遊說/倡議的抗議範式，以留學生為主體的離散社群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反抗政治。傳統的中國海外民運在過去備受詬病。這種以海外民運領袖為主體的、強調直接的政治反對姿態的政治倡議，夾帶著強烈父權化和保守主義傾向，完全無法凝聚和組織起海外廣泛的離散中國社群，更難以連接國內本土的社會議題和跨階層社群，甚至令新生代離散社群主動遠離。但這一次響應白紙抗議的海外聲援，卻多數是由新生代離散社群作為核心組織者進行議程設置和社會動員，側重於與國內運動的聯動和支援，並主動與海外不同公民團體進行對話以放大團結運動的影響力和進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