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周三（18日）報導，對於自新冠疫情開始以來就由政府支配其行動的14億中國公民來說，過去六周迫使他們突然想出生存之道。報導指，中國百姓向基層團體和公司尋求醫療幫助，而政府「躺平」削弱了大眾對共產黨的信心。
報導指，在中國突然結束嚴苛防疫措施後，31歲的廣州居民Share Xue和她的女兒發著104度的高燒，但她只有一樽過期的消炎退燒止痛藥布洛芬。
她向彭博社表示：「我沒想到獲得藥物會這麼困難。」她回憶說，在她上個月患病期間，她曾期望政府能夠負責並發放藥物。在醫院不堪重負的情況下，她轉而求助於社交媒體，並在微信上發現了一個為需要的人提供捐助的應用程式。
在詳細介紹了她的情況後大約一個小時，一個陌生人打電話來，提供兩個免費的新冠病毒快速原檢測包。30分鐘後，一位剛從新冠病痊癒的女士告訴她，她可以送兩片布洛芬藥片。
《彭博社》引述Share說：「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們互相幫助的溫暖。我將教導我的孩子也這樣做。」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年講話中要求公「加倍努力，挺過」這一波疫情，國家傳媒敦促人們「對自己的健康負起主要責任」。
雖然中共的宣傳部門試圖通過強調自我犧牲的故事來引導輿論，但彭博社引述專家指出，中國民眾的創傷性經歷有可能破壞支撐共產黨合法性的社會契約。接受一黨統治，以換取合格的治理，保證人民的安全並改善他們的生活。相反，公民現在正在獲得在沒有黨的情況下有效生活的真實經驗。
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副教授Diana Fu向《彭博社》說：「沮喪的公民感到他們被180度地從嚴密封控的『清零』社會抽起，然後放在一個病毒叢林中自生自滅。」「已經很明顯，人民在為人民服務，而不是黨在為人民服務。」
去年年底中國各地民眾自發上街，抗議「清零」政後，之後中國政府突然戲劇性取消大部分封控措施，混亂亦隨之而來。民眾爭先恐後地去買藥，醫院擠爆受感染的病人，火葬場也不勝負荷。中國政府發布了關於自我隔離和治療的指引，一些地方當局向老人發放藥品。但是，國家衛健委官員未能對疫情數據作出明確說明，也未能調動國家資源來緩解物資短缺問題。
在這個時候，基層團體和企業發揮了突出作用。他們推出了協調藥品供應、提供衛生建議、提供衛生保健狀況的數據，甚至向經常被忽視的農村地區伸出援手。
捐贈藥品的微信應用在12月19日推出後，立即有幾百萬的訪問量和超過80萬的帖子。收集捐贈的布洛芬的網上組織「鄉村退燒運動」說，截至12月29日，在家庭成員通過微博簽名後，它向110個村莊的約13000名老年居民郵寄了藥物。「NCP生命支援」是在最初的武漢疫情期間成立的一個草根組織，提供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內的主要城市的醫院床位供應數據。
美國匹澤學院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助理教授Liu HanZhang說：「政府在清零階段非常有存在感--現在人們被感染了，它就沒有幫助了。」「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局面。我不認為這一事件在公眾支持方面對政府有任何好處。」
在中國一些地區的病例出現高峰後，國家在最近幾天採取行動，更積極地解決資源緊缺問題，為每個鄉村診所提供兩台由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資助的血氧儀，為每個城鎮醫院提供一台氧氣濃縮器。政府周一表示要「優化財政資金的支付」，並建立一個專門的渠道，以加快官方採購醫療用品的速度。
儘管習近平近年鎮壓民間社會，但民間社會的復甦還是出現了。他長期以來一直擔心基層組織可能會失控，開始向政府提出政治要求。2013年上台後不久，習近平宣布公民社會與西方民主和媒體自由一樣，是對黨國的威脅。
基層行動的熱潮讓人聯想到武漢最初爆發疫情的時期，當時國家鼓勵民眾提供醫療資源和資金。法蘭克福歌德大學政治學副研究員Bertram Lang說，然而這一次，由於政府已經退後一步，地方機構正在帶頭行動。
《彭博社》引述Bertram Lang說：「這種自發性絕對值得注意。」「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自發的行為本身就是危險的。」
Jiangguo是北京的一名學生，疫情變得嚴峻之際，她就開始為一個致力於抗疫救援工作的基層組織提供志願服務。她給首都的醫院打電話，查看它們是否有空置的床位，然後將信息輸入到該組織管理的網上電子表格中。
像她的許多同齡人一樣，她正在質疑政府。《彭博社》指，這反映普遍對共產黨喪失信心，這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內產生影響。
Jiangguo在談到清零措施突然轉向時說：「這實在是太快了，太突然了。」「這不可避免地讓我想到：為什麼政府不提前告訴公眾，讓我們先做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