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大廈。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Bradley A. Thayer撰文／原泉編譯
中共針對西方的情報活動是人所共知的。
《華盛頓時報》記者比爾‧格茨（Bill Gertz）報導了美國核實驗室被中共滲透，導致核機密泄密，並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中國曾接觸過美國核武庫的最高機密，包括最先進的彈頭，這使得中共能夠部署針對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先進武器庫。
中共對美國安全的破壞程度，只有蘇聯對「曼哈頓計劃」的滲透可以相提並論，那次滲透導致蘇聯在1949年獲得核武器。
與這些情報活動一樣令人震驚的是中共資金對政治的腐蝕，這更有害。金錢讓中共得以施加深遠的影響，並助長了美國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的敗壞。美國人蔑視民選官員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可能是中共政權通過合法和非法手段收買官員所施加的影響力。
中共資金對美國政治的腐蝕並不是新鮮事。1995年至1996年，比爾‧柯林頓總統和副總統阿爾‧戈爾在白宮舉辦「咖啡」聚會，邀請名人與金主留宿「林肯臥室」就是一個標誌。這些人包括，尋求在中國擴大業務的華裔商人崔查理（Charlie Trie）、與印尼力寶集團（Lippo Group）有聯繫的黃建南（John Huang），而力寶集團也同樣尋求在中國擴張生意。據媒體報導，黃建南曾在華盛頓的住所與中共大使會面，討論向民主黨捐款的問題。黃建南還負責戈爾到加州一座佛教寺廟參加籌款活動的事宜，戈爾後來否認知道這是一次籌款活動。
幾乎在同一時間，國防承包商休斯公司（Hughes Electronics Corp）和蘿拉公司（Loral Space& Communications），獲准與中共分享有關衛星和飛彈技術以及「重返大氣層載具」（re-entry vehicle）的技術，而這些技術有助於中共的太空軍事和核武器計劃。1999年，眾議員克里斯多福‧考克斯（Christopher Cox）領導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發表一份調查報告——《考克斯報告》，公布了這方面的許多細節。報告指出，中共從事了二十多年的情報收集活動，竊取了美國的核武器機密，以及信息處理、飛機、制導和飛彈技術。
《考克斯報告》指出，至少從1979年起，北京就瞄準美國的技術，當時美國對中共的外交承認讓其有更多機會接觸美國的技術。
美國遠非個例。在幾乎每個國家，中共的資金通過不同的方法和途徑帶來權力和影響力，這一切往往始於投資。愛爾蘭的「投資移民計劃」是中共戰略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大約90%的投資者來自中國內地或香港，自2012年實行該計劃以來，中國的投資者貢獻了超過12.5億美元。中國資金流入愛爾蘭經濟，以換取居住權，隨著投資而來的是愛爾蘭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依賴，以維持其投資，進而維持中共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這種手段有不同的花樣，但都是中共政權利用其財富使少數人致富，但卻腐蝕了全球各國政治。
華爾街和矽谷遠不能倖免。事實上，它們作為渠道的作用甚至比休斯公司或蘿拉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的作用還要大。今天，諸如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和其它許多公司都向中國實體提供資金。因此，這些實體的成功符合它們的利益，而它們也向美國政客和兩黨捐款。
這種循環給美國國家安全和美國應對中共威脅的能力帶來了兩個根本問題。首先，美國國土安全部在一份重要的諮詢報告中警告美國企業，與中國實體進行貿易存在風險。該報告指出，由於中共新頒布的法律，包括2017年的《國家情報法》、2020年的《數據安全法》和2020年的《密碼法》，中共支持的數據盜竊風險持續增加。這些法律迫使中國企業和公民——包括學術機構、研究服務提供商和投資者——支持並方便中共政權獲取數據的收集、傳輸和存儲。總而言之，它們迫使中國實體允許中共對這些實體的外國合作夥伴進行間諜活動。
第二個問題比情報收集影響更大。隨著中國實體的成功，共產中國變得更加強大，因此能夠更好地取代美國和美國的利益，同時監視美國的外國夥伴。作為回饋，中共為它們的風險資本家提供回報，華爾街和矽谷繼續向民主黨和共和黨捐款，這是問題的核心。中共的實力增長得益於美國的資本投資——這些資本應該流向美國及其盟友的公司，以幫助他們，而不是美國的敵人——而這些實體則監視所有與他們有聯繫的外國人。兩黨的捐款使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並使風險資本家和其他人免受適當的監督。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美國及其盟友將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險。
美國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成立了一個由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領導的委員會，負責調查來自中共的威脅。其長期議程中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必須終止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包括通過「節儉儲蓄計劃」（Thrift Savings plan﹐針對美國聯邦雇員及軍職人員設立的一項退休儲蓄和投資計劃）的投資，以及終止北京在美國市場融資的能力。
麥卡錫必須讓加拉格爾的委員會完成其工作，特別是因為這將牽涉華爾街和矽谷。未來的其它措施是迫使美國實體承認他們對中國法律的責任，從而承認美國實體、其投資者和客戶所面臨的隱患和風險。這將要求華爾街和矽谷改變行為，這是困難但極其重要的一步。這還需要兩黨都這麼做——毫無疑問，這更具挑戰性。雙方都必須保證不接受在中國投資的實體的捐款。
正如迫使美國公司停止對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進行投資一樣，美國實體也應該在中共問題上面臨同樣的責難。正如政黨在冷戰期間不會接受共產黨人或共產主義陣線組織的捐款一樣，他們也不應該在當前的冷戰期間，接受共產黨人或他們控制的實體的捐款。
作者簡介：
布拉德利‧A‧塞耶（Bradley A. Thayer）是「應對中國當前危機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Present Danger:China）的創始成員之一，也是《中國如何看待世界：國際政治中的大漢族主義與權力平衡》（How China See the World: Han-Cent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的合著者。
原文：Ending the Chinese regime’s corruption of our politic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