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承鵬是《足球報》前著名記者。
我們認識的當代作家，很多人都是經歷過十年浩劫的，後來也寫出了一些反思痛陳，往往看一段文字就讓人唏噓不已。
我是在兩歲的時候啟的蒙，在成都。外公李耳餘文革中蹲點在家，沒事幹，就教我念字。
我太小，有時念不出「狗」、「貓」、「羊」來，就以「汪」、「喵」和「咩」來代替，外公捻著稀稀拉拉的鬍鬚很得意，說「這娃趣哇哇的」。我五歲時開始學背唐詩，和現在的背法不一樣，外公講究「吟」，很有點像《武林外傳》裡秀才的怪聲怪氣，我很害怕，屢屢被打。九歲時開始學習《三國》《水滸》及夏商周秦漢，我根本不理解，但記性很好，能夠把五代十國的皇帝和大將們分得很清，也能把流金鏜和方天戟分得很清。
教我啟蒙的這段時間，外公堅持用日語和英語翻譯《毛主席選集》，翻譯到高興之處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篤篤的。躲在牆腳的居委會大媽聽到後就飛快跑去派出所報告，說李耳餘越來越反動了，躲在家裡用外國話罵毛主席，還篤篤地發密電碼。我見過一次外公掃大街的樣子，頭上流著血，腿腫得發亮，但還樂觀，說他幸好會武功。
他是晚清「庚子賠款」公派留洋的學生，才華橫溢，與一後來很著名的「郭」姓同學兼同鄉交好，但人生詭異，兩人40年後因志不同道不合徹底交惡。
大約在上世紀20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惡化憤然回國，先後在燕京女大和北師大、黃埔軍校任教，後積極投入到抗日和反國民黨的潮流中，晚年他說，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是左派，在共產黨統治時期是右派，我左右都不是人。
他最困難時，那個「郭」姓同學好心讓他去北京好給他一些照應，他拒絕了，說不能與之為伍。現在想來，外公就是書讀得太多，讀書越多越反動，臭清高，自尋死路。
他死的那天喪事不能大辦。悄悄火化後，把骨灰撒都江堰寶瓶口的江水裡去了，寶瓶口洄水窩一漩，那把老骨頭就不見了蹤影。這也是他的遺願。
寫這麼多我的外公，是因為他是我第一個老師，而且是終身的老師，他那間陰暗簡陋的磚瓦房是我第一個書房。我一直記得他說的一句話:凡干某個職業的，穿著一定不要像那個職業，越像，證明他幹得就越糟糕。
後來的生活證明外公說得很對，比如現在你看整天留著長頭發動輒薩特莫奈後現代主義的人，一定是假裝的文藝青年，頭髮長是因為沒錢剪，也沒養成好的衛生習慣；比如報紙里天天穿著很多兜的攝影背心的記者，多數不是攝影大家，正處於剛剛把焦距調準的階段；還比如下雨天都戴著墨鏡走路假裝低頭怕被認出來的，一定只是三流明星故做姿態引你注意，屬於東北孩子冒充台北孩子的幹活……不一而足。
小時候，成都到處都是可以讀書的地方，九眼橋頭的茶館，祠惠堂的年糕鋪，錦江邊上的評書場，不像現在，省圖書館不知修到哪兒去了，舊址外是賣偽劣服裝的，市博物館好像久不見什麼文物了，倒是很多成都人把那裡當成打麻將的好地方，太陽燦爛的時候就會聽到排山倒海的「搓起搓起」，我記得當年外公常帶我去東大街處一個書攤，一分錢可以看一本連環圖，《基督山恩仇記》、《中鋒在黎明前死去》、《茶花女》、《地道戰》、《說唐》都有，我記得好多孩子都埋頭在條凳上看書，樣子呆若木雞;現在那裡全改成了高檔娛樂場所，晚間有很多孩子在那裡打電玩，或者HI大了沖街邊吐，看上去標緻而聰明。
外公死時我正在新疆，輾轉知道他對我有一個要求，讓我一定要回成都去，這是一個可以好好讀書的地方。
他要活到現在，一定不會這麼說的。
「瓦西里，沖啊，我來了」
外公沒什麼好結果，我的另一個老師也沒什麼好結果，小學五年級時我回到成都，班主任是個帥氣的青年名叫辜正九，我認為我的白話文寫作「生動」這一課是他啟蒙的，他教我們成語時總會身體力行，比如「功虧一簣」，他就會把扁擔和竹簍挑進教室，模仿挖土挑土的樣子來證明這個成語的緣起，他還教過我們背現代詩，我聽不懂，只記得他念的時候，眼睛亮亮的。
他個子高高，皮膚白晳，戴個斯文的眼鏡。可後來他瘋了，聽說是因為學校分房時領導不想分給他，當開分房討論會時把他支到校門口值勤，等他回來時房都分完了，而他正等房結婚。聽人說，辜老師瘋了的樣子是，在路上狂奔，不斷把帽子使勁往天空上扔，並大叫「瓦西里，沖啊，我來了」……
我對他很感恩。不知他的精神狀態好了沒有。是他第一個帶我去圖書館學會借書，地點是科甲巷，他告訴我們當年石達開就是在這裡慷慨就義的。
還有一些人對我有恩，我的表哥28歲就當了省長秘書，一直嘗試讓我做一個正派的讀書人，借給我看很多書，他第一個告訴我什麼叫三權分治，什麼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願用生命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說得熱血沸騰。可是生活總那麼神奇，很多年後，他早不讀書了，成為搗騰文物的大佬，據說還和非洲人做烏木的古董生意。現在他的最愛，是打麻將鬥地主，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成都無限的全民娛樂事業中去，那名言變成了「我不同意你和牌，但我用生命捍衛你和牌的權利」。
讀書究竟有什麼意義？
成都現在的讀書人越來越少，能讀到好書的地方也越來越少了，這和全國形勢是一樣的，全國形勢一派大好，就是好。不過我還是在玉林小區發現一家叫「大印象書房」的地方，裝修得舊舊的，二層樓，規模不大但有最新的書和雜誌，二樓上是書吧，可以喝茶，人不多，年齡都在35以上，一樓經常會出沒一些80後甚至90後，來買郭敬明或韓寒的書，有一天不知怎麼兩派粉絲就吵起來，差點動手。
我發現三十年間書店最大的變化是，那時站著的人多，現在跳著的人多——因為那時的人沒錢買書只能去書店蹭書看，還站在那兒偷偷拿筆電抄書上的內容；現在明星簽售的事情多，所以到處是舉著瑩光棒瘋狂蹦跳著呼喊偶像名字的粉絲，雖然大多數分不清博爾赫斯還是赫爾博斯，也分不清岳飛和張飛到底是哪個朝代的。
不過這沒什麼，生活給我們提供了足夠多，不需要知道岳飛和張飛，只需要知道王菲。
我在成都的家有一個很大的書房，當初裝修時我就把最大那間做成了書房，沿西那堵牆用木條做了足有五米長三米高的書架，腳下也全做成了書櫃，一律不安玻璃門，因為一個師兄說真正的讀書人是要一伸手直接可以取下書的。王小波的書被擺在最正點的地方，然後是海明威的，然後是海子顧城等人的詩集，然後是武俠，然後是一大堆禁書……不過大多我都沒來得及看，這是半拉子讀書人虛榮的通病，我覺得最好玩的事情是看近十年來報紙的合訂本，你會覺得比聊齋還荒誕，比科幻小說還科幻。
很多年後，我有了一些錢，就在北京買了一套靠河的房，書房往遠處看是一排非常現代化的建築，比如潘石屹的SOHO，比如國貿，比如銀泰，比如中央電視台新台址，但細了看，其實也有很多簡陋髒亂的地方，面目猙獰的工地大坑，混亂十足的給民工發放盒飯的露天食堂，正如劉震雲先生寫的《我叫劉躍進》裡的場景，電影就是在那裡拍的，完完全全是一個大貧民窟。
我的書房下面的風景，是中國目前的縮影，是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後的粗暴嫁接。
不知為什麼，這些，書里沒有告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