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1月31日，《中共青年報》發表文章《一名85後退役軍人的「春天」》。文章主人公的三個角色分別是「退伍軍人」、「家庭農場主」、「合作社理事長」，這顯然是宣傳的重點。
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聲稱要「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而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就屬於所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在二十大之後，中共大大小小的喉舌，開足馬力對二十大報告進行宣傳，而上述宣傳文章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產生。
農業合作社是毛澤東時期的農業集體化的標誌。而農業集體化，從合作社到後來的人民公社，不僅是經濟上的完全失敗，而且造成了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
2016年5月25日，中國媒體紛紛報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考察黑龍江的玖成水稻合作社時說「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曾經引起了觀察家的普遍關注。
美國經濟學教授張欣當時撰文指出，「農業合作社是個缺乏經濟效率的被淘汰的組織形式」。
「一百多年中外各國的正反經驗已經證明，公有制指令型經濟，以及它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合作社，是一條註定要失敗的道路，中國不能再倒退回去。」
楊繼繩在其《墓碑》一書中指出，「改革以前靠三種手段把農民牢牢地鎖定在土地上：一靠農村組織，二靠經濟政策，三靠戶籍制度。農村組織就是「集體化」，從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每一個農民都在一個嚴密的組織中勞動、生活。經濟政策主要是統購統銷。農產品統統由國家收走，每個公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憑票證供應。沒有糧票、油票、布票、肉票、蛋票、煙票……人們就沒法活下去。而這些票證是按行政管轄地區分配給轄區內居民的，離開了自己所屬的行政管轄地區，就得不到這些票證。戶籍制度使人口不能流動。這三個方面結合起來構築了一個牢籠，把農民死死地圈在家鄉，也構築了一堵「高牆」，把農民擋在城市大門之外。那時的農民很少離開家鄉，絕大多數人的終生活動半徑不超過100公里。」
從中國大陸發生的系列現象來看，這個牢籠似乎正靜悄悄的回到現實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