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剛過了而立之年，就已顯出蒼老的面孔和略帶佝僂的身軀卻總是會浮到我的眼前來。
一個「油頭滑腦」的老犯人
記得我頭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只覺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瑣的樣子。當時獄警拉開牢門時，他畢恭畢敬地低頭弓背面對牢門，滿臉堆笑，活脫脫一個油頭滑腦的老犯人。
那天我剛剛從北京炮局看守所拉回工廠「被鬥爭」了才拉過來，連東南西北都沒弄清楚。看到他，馬上就想到電影裡見過的那些壞人。因此，當獄警在我身後把牢門哐當一聲鎖上後，摸不清狀況的我完全沒有想要搭理他。
沒想到，獄警的腳步聲剛從門口離開，他就一步跨到用高低不平的十幾根光溜溜的半圓木拼成的床鋪上，從我手裡奪過獄警給我的一床薄薄的、裡面的棉絮滿是窟窿的被子，幫我疊好放在床的裡頭。
他告訴我，剛進來肯定還不習慣這個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經習慣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點的中間讓給我睡。同時壓低嗓門一一告訴我牢房裡「政府」——他總是把這兩個字掛在嘴邊上——定的各種規矩。
如平時起床要疊好被子放在床裡頭，犯人不能站在床上或地上，必須要下床面對門坐在床頭；床頭的塑料桶是馬桶，一定要蓋嚴，否則屋裡味道太大；每天上午幾點會放人出去倒馬桶，必須在幾分鐘內抓緊倒淨洗完返回號里，否則會被罰；一周有幾次放風，每次放風會放多長時間，經過樓道下樓時千萬不要停下來，也不要東張西望，如此等等。
同屋還有一個比我稍小些的犯人。當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4月5日的事件進來的。他是在4月4日當晚下夜班後沒事，陪著師傅到廣場看熱鬧，意外被抓了個現行，抄了進來的，一直關到這個時候。只被審了幾次，就再也沒人理他了。一提到他的師傅和他的家裡人，他就會撲簌簌地掉眼淚。
我剛進來的那些日子，幾乎天天被押去審問。一審就幾個小時。每次被提出牢房後，他們兩人都會偷偷地扒著窗戶，透過油漆剝落的玻璃縫隙，看我被穿便衣的警察從一樓側門押著走出去的情形。每次回來，牢門剛一關上，老犯人都會馬上把已經涼了的飯菜遞到我的手上，催著我把飯吃完。
監獄裡的飯千篇一律。每頓一個窩頭（一周會有一次給吃饅頭），一碗菜湯，菜湯麵上會有幾片閃著亮光的明油。我的飯量不大，關在獄裡又不運動，一個饅頭也還湊合。但那個才19歲的徒工就不行了，因此，我進來後發現，幾乎每頓飯，老犯人都會把他的饅頭或窩頭分一半給他。
老犯人在牢房裡最拿手的餘興節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錯，雖然不敢讓獄警聽到，聲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聲哼唱的那些我聽也沒聽過的各種中外歌曲，還是會讓我覺得即使在牢裡，日子有時候過得也還算得上心曠神怡。我也因此從他那裡學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從「書香門第」到「專業小偷」
其實，被關進這裡幾天後，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經歷。先是小犯人告訴我他是小偷，然後是他主動告訴了我他從十幾歲開始，因偷竊，幾次被教養，到被判刑的經過。
說起來，我和父親去幹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門買棉衣等。就在公共汽車上，被小偷偷去了全部準備買衣服的錢和積攢了將近一年的布票、棉票。因此，對小偷，我曾經十分反感和憤恨。可是，當老犯人把他的經歷講給我聽之後，對他我卻無論如何也恨不起來。
我過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窮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書香門第。其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母親還是北京市某名牌小學的校長。家裡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從小就學過彈琴，會識五線譜，很喜歡音樂，而且看了很多閒書。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只因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連著兩天沒回家，跟一個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東西被抓，母親因為覺得有辱家門，堅持不去領他，後來經父母同意，把他送進了工讀學校。從此他就和更多的壞孩子走在了一起，學了更多的偷竊手法，再也改不掉偷竊的習慣了。
當然，每次被抓到後，他都想過要改掉偷竊的毛病。但他告訴我說，染上這個毛病後，人就像是吸了鴉片上了癮似的，一有機會在眼前手就癢得不得了。終於，他在15歲時被送去勞動了幾年。出來後，因為生活無著，家裡也不理他，再度偷竊，再度被抓，作為屢犯，又超過了法定年齡，因此被判了7年刑。
再出來的時候，他已經將近30歲了，既無工作經歷，又沒有單位接收，城裡幾乎無處立腳，於是街道上一紙報告，把他定為「四類分子」，送去延慶山村里實行管制勞動。
這個時候，我已經大致弄清了關押我的這個地方。這是北京第一監獄看守所，又叫半步橋監獄。
兩次逃跑失敗，被打入「死牢」
1976年7月，我入獄兩三周後的一天半夜，突然間天搖地動，把我們全都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滿樓道里犯人們大呼小叫，砸門哭鬧，恐慌至極。但是，因為監獄把牢房的門統統換了包有厚厚鐵皮的沉重木門，只在齊眉高的地方為方便獄警監視犯人的動靜，從外面開了一扇小鐵窗，必須從外面拉開才能打開。
對外的窗戶，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們幾乎無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況。儘管所有人馬上意識到這是極劇烈的地震，因獄警全無聲息，犯人們聲音再大，也無能為力，只好聽天由命。
我們號里的小犯人喊啞了嗓子，兀自坐在鋪邊哭泣。老犯人雖然摟著小犯人的肩頭未吭一聲，但是牢房每震顫一次，他都會神經質地嘟囔一次「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直到餘震消失。
記得在那個白天，老犯人一反往常笑嘻嘻的一臉輕鬆相，一聲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發呆。我當時試圖和他講話，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兩聲而已。直到晚上熄燈之後，他才突然在我耳邊小聲地問我：「你想你家裡人嗎？」我記得我應了一聲。又過了一會兒，他長嘆了一口氣，說：「我媽今年60歲了。」
整整一個晚上，他把自己的頭包在被子裡面沒有出來。我分明聽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過了一個多月，因為沒有報紙，沒有廣播，除了白天黑夜，我們誰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天。只知道清晨突然間聽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續不斷地響起震耳的哀樂聲，我們當即猜測一定是毛去世了。
又過了一周多時間，小犯人意外地被釋放了。那天老犯人也顯得十分激動。……直到這個時候，他才對我講了實話。原來，他這次並不是因為偷東西進來的，而是因為政治問題。
一個小偷犯了政治問題，這聽起來有點像天方夜譚，但卻是真的。
他的變化原因很簡單。他被送去農村管制勞動。作為「四類分子」，在農村中就像麻風病人一樣，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們每天清晨四點鐘就被趕起來打掃村裡的街道，天亮以後再被趕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來，大部分時間都被人看管著。
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爛，經常吃不飽飯，離村還要打報告，節假日別人放假他們照樣要勞動。至於年輕人想娶媳婦，則連門兒也沒有。被管制了幾年之後，他和另外一個年輕的四類分子終於覺得生不如死，下決心逃跑了。
沒想到，兩人沒經驗，以為到城裡找錢容易，想著一路從各城市南下跑出境去。卻不料城裡鬥爭的弦繃得更緊，幾天後就給抓了回來。這回更慘，兩個人被接二連三地鬥爭不說，還被吊在房樑上打得死去活來。
此事之後，兩人老實了一段時間。但不知道他們從什麼渠道聽到了台灣的廣播，裡面說得天花亂墜，說是只要給香港某信箱寫信，就可以得到經費。於是，這兩個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為真，想著寫封信就能拿到錢，然後再往境外跑。
老犯人於是自封什麼「燕北支隊參謀長」，然後按照廣播中的地址給香港這個信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自然落到了有關部門的手裡，他們兩人也就成了「現行反革命」……
我在一個月後被換到另一個號子，然後在1977年1月初被無罪釋放，從此很長時間再也沒有聽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這一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布告，赫然看到了被打上了紅×的他的名字……
2023-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