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69屆這批人最倒霉，文革一來就沒讀什麼書，畢業後統統下鄉說是「一片紅」。啥個短命的一片紅啊，就是讓家家戶戶大人小孩眼睛哭「紅」。
我們家更倒霉，兩個69屆。哥哥按理應該是68屆，讀書時留了一級於是和我一樣。
沒有其它出路，農場因拿工資有點保障算是好地方還不是人人都可去，要看表現。我這人在學校比較調皮他們就把我分到安徽淮北插隊設籍。
家裡同時有兩個小孩要上山下鄉已經夠讓父親心焦了，他最不放心的是我，如今聽說我被分到淮北那個窮地方插隊設籍，一向忠厚的父親終於忍不住了，一怒之下找到學校提出要求適當照顧且孩子們分在一起的請求獲得恩准。
70年4月20號我們兄弟兩人被敲鑼打鼓送上了去雲南的火車。
而就在8天前的4月12號，同樣在這個火車站的月台上，父親含淚無奈地送我那在上海電氣製造學校讀中專的姐姐地去湖北十堰。
好容易辛苦養大的三個孩子突然間幾乎同時離家外出，父親曾經多少美好的展望被無情打碎，他怎麼也想不到竟會是這樣的結局。
每天下班回家，面對冷冷清清的飯桌父親長吁短嘆，牽掛、思念和憂愁讓他一下子憔悴了許多。
老屋裡再也沒有往日孩子們的笑聲和吵鬧聲，空空落落。可以想像我們兄弟倆走後家中的淒涼樣。
2.
到西雙版納農場後我被分在十三分場一隊。那時年少輕狂，不諳世事，我行李到了連隊人卻沒去，直接隨原來的同學出去玩了，大約一個多月後才歸隊。
回隊後也沒人來問我，突然湧來那麼多知青領導們也搞不清張三李四，到處亂鬨鬨的就象是電影中抓來壯丁匯集的場面。
大約三個月後隊裡的管理才逐步有點正規起來。
隊裡走上正軌，我玩心未變。我這人喜歡交朋友，隔三差五總有一幫一夥的人來找我，他們來了我自然得陪他們玩、吹牛。有時我也隨他們一起出去，一玩就是幾天。新舊夥伴們都說我講義氣，在當時四營一帶我還有點小名氣。
其實除了朋友來串門外，大部分時間我還是同大家一樣要上山幹活，一樣在大太陽下汗淌淌地挖梯田、砍垻，完成定額指標，什麼活都干。當然我乾的質量肯定沒人家好，有些地方好糊弄就糊弄過去，能省點力就省點力。有時隊長經過我幹過的地塊會苦笑地搖搖頭，按他們的說法是「貓蓋屎」。
說老實話，我確實沒那主觀動力要把活干好，上山勞動是件沒辦法的事，誰願意去吃那個苦？我既沒有什麼「革命、理想」的信念支撐我去賣力、奮鬥，也不會去為那個什麼「祖國橡膠事業」去奉獻青春，這些通通與我無關。我很現實，想到的只是眼前少吃點苦，日子稍微好過點。
3.
農場的日子其實想好過也過不好，除了吃的太差，幹活太累外，整天窩在大山坳里，又沒什麼娛樂活動，真是枯燥的很。不但如此，隊裡還不准知青談朋友，不許男生到女生宿舍去，晚上更不准在一起。穿的方面也要管，動不動就要批判什么小資產階級思想，來個朋友玩玩還要到隊領導那裡去登記匯報。你說人還有什麼自由？
一次我得了紅眼病躺在床上，衛生員（北京女知青）過來看我，她就坐在我的床邊翻開我的眼皮看了一下，之後我們就這樣一個躺著一個坐著說點什麼。不知怎麼我們隊那個鬼頭鬼腦瘦瘦矮矮的指導員張永寬（昆明人）看到了，他竟然叫了兩個人闖進來要抓我們現行，說我們在搞腐化。第二天還逼著我們寫檢查，最後把那衛生員懲罰性的調到最遠最偏僻的9隊去。
寫檢查我無所謂，經常寫了，反正有事沒事他們總要找我麻煩。但這對於一個女孩子來說實在太過分了。為此事我很內疚，多少年過去了，我也幾次去北京，知青聚會時我本想見見她，誰知她怎麼也不願出來，可見當年那事對她打擊影響之深。
其實就是這個不准知青談朋友的正人君子指導員張永寬，自己卻總喜歡往女知青堆里擠，騷得很。平時開會漂亮話一套一套，革命的不得了，幹活卻懶得很，鋤頭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就是這個人，74年悄悄地辦了回城手續，到昆明幹革命去了。
4.
艱苦而無聊的生活一天又一天。
一次我和兩個重慶知青在房間裡無事可干，他們說可以釣雞，我不信，只聽說釣魚，雞怎麼釣？見我不信他們和我打賭，拿了端頭有鉤子的長線，鉤子上放一點吃的東西扔了出去，果然「釣」到一隻雞，燒吃了。
這確實好玩，後來我自己也試過一次，嘿！竟然也成功了。之後我再未乾過，畢竟大家日子都苦，老工人家有小孩，日子過得也不容易。
之後我過20歲生日，我那幾十個知青朋友不知怎麼知道後決定要來幫我慶祝。4營的、13營的都有，他們一夥一夥的趕來，而且來的人都帶著雞。我估計至少有20多隻，事後有人戲稱我們搞「百雞宴」，那是誇張說著玩的。
當時農場沒有市場，即便想花錢買個雞也是件挺麻煩的事。所以我肯定這些雞里有不少是順手牽羊偷來的。
如此張揚招搖的活動立刻引起領導注意，各隊少了雞的人家自然要去報案，於是他們組織人來搜查。
偷來的雞畢竟心虛，為了怕被人發現，有人把它藏在「被頭箱」（一種裡面全空用於放被子的箱子）里燒，結果還是被發現抓了現行。
我那轟轟烈烈的生日宴會在領導組織的衝擊下不歡而散。
雞沒吃到，偷雞的罪名卻加在我的頭上，我同誰解釋，沒人信。
5.
傣族人種水稻，農忙一過，曼那囡寨子裡那幾十頭水牛通通放在山上，不管。我們的橡膠林地與老百姓的山林犬牙相交。為了防備這些隨處亂跑黑乎乎的水牛闖進我們林地吃掉剛剛竄出不久的橡膠樹幼苗嫩枝，隊裡組織我們花費大量人力在山頭周邊又設圍欄又挖防牛溝依舊防不勝防。
牛們已經好多次闖了進來，每次都把我們種下的橡膠苗糟踏無數，害得我們重新挖苗再哼哧哼哧挑上山補種。
更可恨的是，那些傣族人有時存心把它們放進來，真的很光火。
一次我們在山上砍垻，快要下班時突然發現又有十多頭傣族人的牛跑到我們林地上。隊長李應寬一見急了叫我快緊去趕牛。
見那麼多人幹了那麼苦種下的橡膠樹苗又遭牛害，得到隊長命令，我二話不說拿著砍刀（有木柄，大約一人高）就去追其中一頭牛。牛見人來跑得飛快，我借著是條下坡路的衝力和一腔憤怒很快靠近它，雙手掄起腳底一滑，我摔趴在地上，手中砍刀沒了，遠處，牛背上掛著一根木棍倉皇出逃。
下班了，我像平常一樣洗澡、吃飯、串門、吹牛。
大約晚10點左右，突然聽到外面一片嘈雜伴隨著許多人的喊叫聲，隱約我還聽到「大頭、吳金龍、大大的頭」（那時我剃了個光頭）。
大驚，怎麼叫我的名字？探頭外出一看：哇！至少有三、四十個老傣族黑壓壓一片打著火把、手拿火槍、刀具喊叫著從路上沖了進來。
立刻想到自己白天砍牛的事，知道不好，飛奔到隊長家：「老李啊，你叫我去趕牛，我闖禍了，在你家躲一躲吧？」「我救不了你，你自己逃命吧，少數民族的事我也沒辦法」。他連著把我往外推，老百姓瘋狂的舉動讓他心慌，生怕連累他自己。
只能自己逃命，關鍵時刻我的重慶知青朋友李洪明、肖繼中拿著自製的火槍和刀具勇敢地趕過來說要保護我，慌忙中我們一起爬進隊裡一片漆黑的倉庫。我們用木棍把門頂住，躲在裝苞谷的麻袋空隙間，任憑蚊蟲叮咬大氣不敢出，屏息細聽外面動靜，還有我們自己的心跳。
傣族人瘋狂了，他們先是衝到我的房間把我的箱子敲壞（傣族人知道我住在第一間），又跑到隊長家逼著要交人，同時他們在操場上用傣族話狂喊大叫，還去豬圈把我們隊養的豬打的亂竄亂吼。混亂中竟有幾個人傣族人趁亂將我隊一上海女知青抱起想搶走押作人質，被及時發現勸解後才放下。
幸好傣族人沒到倉庫來，我算是逃過一劫。如果被他們抓住，這些哇哇亂叫情緒失控的老傣族這個一刀那個一棍再給我摟上一槍，就算不死估計我也差不多了。
鬧到半夜傣族人才憤憤離去。
趕快逃離這個是非之地。
半夜三更往哪裡去呢？我這個人有點夜盲，天生怕走夜路。兩個重慶知青朋友非常仗義當即決定護送我一起去9隊。9隊是我們分場最遠最偏僻的一個隊，人稱「西伯利亞」自然安全點。我們不敢走大路怕傣族人埋伏，茫茫黑夜中憑著那火星般的馬燈亮光（不敢將火頭捻大），在原始森林的大山里，翻山越嶺跌跌撞撞的奔跑著，筋疲力盡直到天將亮時才到9隊。到了那裡我們三人喘著氣一下癱坐在地，借著蒙蒙的亮光突然發現我們腳上怎麼血流不止？拉起褲腳一看，竟然叮了那麼多可惡的旱螞蝗。
6.
一個多星期後，我想大概沒事了，一個人跑到大勐龍街上逛逛並在小食館裡吃米干。
剛吃兩口，突然看到外面有5、6個曼那囡寨子裡的傣族男子，不好！放下碗我拔腿就往外跑，他們埋頭用力踩著自行車追來。
逃命的本能刺激著我一陣狂奔，腳上的鞋子脫落也顧不上，我赤著腳拼命地往7隊山上跑去，終於將他們甩脫。
直接下山跑到分場找到鄧場長。中午時間他坐在自家小伙房裡吃飯。
「場長啊，老百姓抓我，我沒地方躲，隊裡不能蹲，躲到9隊也不是長久之計。這樣下去總有一天要被他們抓住打死的，你讓我回上海吧！」場長看我赤著腳一身狼狽，怕真的萬一哪天被傣族人抓住弄出個死傷人命來也不好交代，於是同意批我回上海逃命。但講好算事假一切費用自理。
7.
在上海躲了半年多隊裡來信叫我回去。說牛的事已經解決了（賠了老傣族雙倍牛錢，傣族人說牛肚子裡有小牛），農場要組織足球比賽，分場成立足球隊需要我。
我球踢得好他們知道的。
回去可以，我趕牛是隊長叫我去的，砍牛也是為了農場，出事了為了保命才回上海卻算事假，這來迴路費吃喝開銷一大筆錢要我自己負擔既不合理也難以承擔。
「回去可以，把我路費報銷。」我開出條件。
他們爽快地答應我的要求，因為確實需要我。為了分場的名譽、領導的面子。
回去後我踢了幾個月的足球參加了許多場比賽。那是一段愉快的日子，吃的明顯比隊裡好多了，時常能嘗到一點肉味。
比賽打到後期，我們的伙食越來越差，十三分場是個新建場條件差，要維持十幾個小伙子的伙食營養難以為繼，後期幾乎「彈盡糧絕」，但我們依舊奮力去踢。我記得我們分場的足球隊在農場的比賽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名。
他們都說球隊裡我踢得最好。
8.
能夠嘗到肉味的日子畢竟太少，大部分的時間我們白羅卜、南瓜或茄子一吃就是幾個月，有時沒菜乾脆就是鹽巴湯。你說幹著那麼重的體力活又沒什麼油水和營養，肚子裡糙的很，人也覺得虛脫。想吃又沒有買菜的市場（那是資本主義尾巴），長期過這日子真的受不了。
偶爾有朋友來玩或者自己想吃時，我會去商店買個紅燒肉罐頭，再到隊裡菜地里摘點菜回來改善一下。
菜地是集體的，不能私自去拿，拿就是偷。
隊裡偷菜的人多了，尤其是拖家帶口的老工人，那是公開的秘密。
大部分人是黑暗中「幹活」，支書沈龍生的老婆則是經常下班後明著拿一把菜回家。那時還沒有特權兩字的說法。我單純地想：她好拿我為什麼不好拿？她幾乎天天拿，我只是偶爾拿一次，怕什麼？
支書沈龍生知道後大怒，大會上義正言辭地批評我偷菜要寫檢查，我自然不服，大吵。
「你老婆拿我為什麼不好拿？」「她是種菜的。」支書還狡辯。「她種菜又不是不拿工資」。我的爭吵讓他很沒面子，是對他權威的公然挑釁。
自此，他對我沒好臉色。隊裡一旦發現菜被人偷了又不知是誰，統統算到我的頭上。
978年1月突然家裡來電報說父親病危，想到父親把我們養大不容易，下鄉後又為我們忙碌奔波牽腸掛肚，幾次回家探親發覺本來很壯實的父親竟衰老許多。如今病危，我急得滿頭冒汗，立刻找支書沈龍生請假，誰知這傢伙斜著一隻眼死活不批我們兄弟倆的假。他覺得是個報復的機會，毫無同情之心。無奈之下我怒從心起，拿著火柴衝到他家發狠地說：「你批不批，不批我立刻把你的伙房燒掉！」見我一副亡命樣，他害怕了，鬆口說只批一人回去。
一路上我走了整整9天，到上海後父親已經躺在殯儀館的冷庫里。
10.
辦好父親喪事後重回農場。
我的重慶知青朋友李洪明（大青頭）已經被分場專案組弄進去了狠狠教訓了一段時間後調到四隊去了；聽說三隊的「悶頭」也被弄進去打的不輕。
他們告訴我：專案組這些人心狠手黑，打人打得太厲害。
專案組由楊副場長負責，具體是保衛科老白和四隊副隊長老蔡及總場專案組派來的兩個重慶知青在搞。
11.
一天傍晚，收工後洗完澡吃了晚飯，天還未黑，太陽在西邊山頭上。
突然，我看到一輛手扶拖拉機載著專案組的人開進我們隊。
不好！這些人來絕對沒好事。不曉得誰要倒霉？我猜想可能是找我們隊那個北京知青「強子」，因為他用刀砍過人吃過官司。
肯定不會來找我，我既沒打架鬧事，也不反黨反社會主義！什麼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什麼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我弄不清楚也懶得關心。我最多就是勞動不那麼積極混混日子而已，偶爾也去菜地里拿點菜那是因為領導老婆拿我當然也好拿，再就是剛來時「釣」過老工人的一隻雞。但這也不算什麼事？
我知道自己，沒事！
「吳金龍，跟我來一下有事找你。」天黑了保衛科長老白親自上門。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不好！他們竟還真的找我！」心往下一沉，這下要吃苦頭了。
老傣族抓我我可以逃，老白叫我，我曉得肯定沒好事也只能硬著頭皮老老實實隨他去，我在他們手掌心裡，根本就沒地方可逃。
慌慌地提心弔膽地來到我們隊伙房旁一排空著的草房中一間。
瘦瘦高高的老白身背駁殼槍坐在正對門一張桌子後面，冷漠中帶著陰險狡詐的笑意。像牛一樣結實矮壯的老蔡站在他的旁邊，一臉的粗魯蠻橫。兩個總場派下來的重慶知青站在一側，高傲茫然。上海知青周燕荷毫無表情地準備做筆錄。
完全是一副審問犯人的架勢。
他們是四條漢子，我是一個人；他們代表了黨、政府和神聖的權力，我似乎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鐵拳下的一隻小雞。
我老老實實地站在他們面前。
「知道我們為什麼找你？」老白讓我坐在他們對面一條長凳上還算客氣地問。
「不知道？」這是實話，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老蔡迅即跨上前來，猛地一個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
老蔡是老白的雲南同鄉，我被他一下打悶了。
「自己乾的俅雞巴事自己曉不得？給老子裝糊塗！說！拿過隊裡的菜沒有？」「拿過！」我趕緊承認。
「拿過幾次？」「大概8次？不，10次。」這麼多年我確實不記得了。
「龜兒子看樣子不老實索！」兩個重慶知青罵罵咧咧提著棍子沖了上來，一人拉著我的一條手臂壓在兩邊的竹牆上，老蔡拿起一根事先準備好的又寬又厚的木板條對著我的胸脯猛地抽來。
啊！痛啊！我想喊叫卻強忍著沒有叫出聲來，我怕隊裡人笑話我。
老白嘴裡叼著一根香菸走到門外去了，如果說有什麼違反政策打人的事，他不在現場。
我知道今晚少不了一頓打，原以為他們打幾下也就結束了，想不到他們三個人竟輪換著對我沒頭沒臉的拳打腳踢，用木條木棍對著我的前胸後背一陣猛打。
他們是要給我一個下馬威，讓我嘗嘗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
終於痛得忍不住大喊大叫，我那喊救命的慘叫聲一定撕破夜空傳的很遠，但為什麼沒一個人來救我呢？那個沈龍生，你是我的直接領導我是你手下的「兵」，你總得出面問一下吧？還有那個做筆錄的上海知青，你也看得下去？為什麼不幫我這個上海老鄉說幾句公道話呢？兩個重慶知青，我們都來自城市，下鄉已經吃苦了，你們下手怎麼這麼狠啊？
終於被打得蜷縮著躺倒在地翻滾著。
累了，他們坐在椅子上喘口氣、抽支煙，我痛苦地倒在地上。
我冤枉啊！我又沒什麼事，為什麼要整我？一定是支書沈龍生你這個傢伙害我！是你把我報上去的，你不報，上面知道什麼？難道就是為了看我父親最後一面同你吵過發誓要燒你傢伙房？難道就是為了拿幾棵菜與你公開大吵你就要這麼整我？保衛科老白是雲南人，老蔡是雲南人，你也是雲南人，一定是你們幾個雲南人事先串通好要教訓我。
「龜兒子還想舒服，站起來！蹲馬步！」一重慶知青上前一腳把我踢起，他們覺得讓我這麼躺著實在是便宜了我。
老老實實起來，慢慢蹲下去，大腿放平，屁股懸空，兩手前伸。很快我就腳酸腰酸，大腿發抖，汗如雨下。
努力堅持著，心中涌滿屈辱。
老白進來了：「咋樣嗎？我看還是老實點好。說吧，可偷過隊裡老工人的雞沒得？」。
「偷過。」「偷了幾次？」我如果實話說偷過一次他們信嗎？肯定不信。不信就意味著我不老實，對付「不老實」的我自然是棍棒伺候。在這裡沒什麼道理好講，我只想保命。
「偷過20個、30個、100個。」乾脆往高里說，亂說，只求別打我。
「狗日的，想耍我們嗦！」重慶知青一腳把我踹倒，拿起木棍狠命地往我身上打。
累了，他們吞雲吐霧，偶爾還互相說笑或者打個盹卻命令我繼續「蹲馬步」。「蹲馬步」只能堅持一會，倒下去趕快再蹲起來，否則又遭打。
12.
我蜷縮在泥地上，暈暈忽忽，身上的痛已沒開始時那麼厲害，似乎有點麻木。
就這麼躺著，隨他們打也好、踢也好、罵也好我就是死活不起來。
我不說話他們要打，老實交代他們說我不老實要打，拼命多說他們說我糊弄他們依舊要打，「蹲馬步」堅持不住倒下去還是要打。與其這樣還不如乾脆躺在地上。
該問的已經問了，教訓也教訓過了，他們自己一定覺得累了。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們就這樣靜靜地在這個草屋裡。他們抽菸喝茶，把腳翹起閉眼休息或者外出溜達一下，再不就是伸個懶腰。我昏昏沉沉，蜷縮著躺在泥地上。
什麼時候他們突然想到了或者覺得無聊就會上來繼續折磨我。
13.
不知過了多少漫長時間，幾乎失去知覺的我迷迷糊糊地聽到有人說：「差不多了，咱們走吧！」眯眼一看，天蒙蒙亮。
謝天謝地，他們真的走了，我還活著！
他們走時甚至都沒用正眼看我一下拍拍屁股就走了，我蜷縮在房間泥地上在他們眼裡如同一堆垃圾。
你問我他們走的時候是否有什麼審問筆錄叫我簽字畫押什麼的？
沒有！什麼也沒有！
掙扎著我從地上爬起，扶著牆壁慢慢地站起來，眼前突然一陣發黑，腦袋暈糊糊的。
站穩了，頭暈好了點。只覺得前胸後背有點脹痛和麻木，低頭一看，大驚，胸前竟然紅腫的那麼高像饅頭那樣。
沒有人來關心我的死活。可以想像，這些個專政打手也許早就事先警告過連隊其他人。誰敢來同情我這個「壞分子」？
沒人會來救我，只能自己救自己。
我慢慢地移動腳步，喘息著，一步一步向分場衛生所方向走去。
我不知道這一路癱倒在地多少回，求生的欲望給了我堅持下去的力量。
很幸運我半路遇見一輛招手願停的手扶拖拉機，掙扎著爬了上去，終于堅持到場部衛生所。
14.
我躺在分場的病床上不能動了，整整半個月才慢慢緩過氣來。衛生所的醫護人員見我被打的如此厲害也動了側隱之心，而其間大小幹部，專案組鬼都不見一個。我象是一個被世界拋棄的廢人。
腫漸漸消去，但依舊覺得裡面陰疼，特別是天氣不好時。
分場沒給我去做什麼檢查因為沒那條件，也沒把我轉送到總場醫院。
我年輕，不懂，沒想那麼多。能夠讓我躺在分場衛生所養傷不來找我算帳就覺得不錯了。半個月後我看自己能夠爬起來活動就出院了。
我自己到總場醫院，醫生檢查照光說是「肋骨錯位」。
我已經不能幹體力活了，胸背疼痛根本不可能揮鋤勞動。
我休息、閒逛。隊裡和場部的領導從不問我，即沒人找過我，也不管我，好象沒我這人一樣。奇怪的是我每個月的工資一分不扣，那曾經發生的一夜拷打竟然像沒發生過一樣。
15.
事後不久，也不知道什麼原因似乎風向又轉了。那些被打被整的知青紛紛寫材料上台控訴對自己的「捆綁吊打」。一切過錯自然又都歸「四人幫」。
我也是受迫害的，又有傷殘，我只想回上海，積極籌辦病退的手續材料，三天兩頭往醫院跑。
父親雖然已經去世，但由於不到一年滿足子女可以頂替的條件，我把這個名額讓給我哥哥。我覺得自己還有一條路：就是用自己那曾被打成血肉之軀的身體換取病退，爭取回家鄉上海的資格。
78年10月開始知青鬧事了，我的知青同伴們用各種形式表達要回家的決心。見此情景，我心裡別提多高興多解氣。但我沒參與，老實說在農場那麼多年，一有什麼運動他們總找我岔子，我被他們整怕了，打怕了。再說我的病退基本已辦好，不想節外生枝，只想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
在病退問題上農場沒有刁難我，一切還算順利，這種情況要放在前幾年幾乎不可想像。顯然是農場心虛想掩蓋他們對我暴打的罪行，所以特別地開綠燈讓我趕快走，臨行竟還批給了我300多塊錢和100多斤全國糧票。對我來說，真是一筆巨大的帶血財富。
為幫我女朋友辦回城手續我在等候。
知青在拼死抗爭，他們演講、罷工和北上請願，總於贏來了可以返城的巨大勝利！
79年春節前我們兄弟倆及我的女朋友一起隨大返城的知青回到了上海，一踏上家鄉火車站的月台，我突然想起了九年前的這裡：紅旗招展、人頭涌動，高音喇叭里播放著雄壯的革命歌曲伴隨著人們的哭聲……
終於結束了，惡夢般的知青生涯。
16.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那些被打的老傷每年都會發作，常常疼。我去醫院看他們說是老傷。我牽引、金針、火罐什麼都治過，現在經常吃的是一種香港出的藥，一吃下去痛就止住了。但心靈的傷痛永遠也無法消除。
想到我經歷的這些往事，不說吧，心裡憋著一口悶氣，說吧，有時忍不住眼淚會流出來，想想真的苦啊！
知青上山下鄉肯定錯了！我們不就像勞動改造一樣嗎？我們是受迫害的！
聽說十一分場四隊上海知青蔡國慶在農場被打死了，我慶幸自己沒被老傣族抓住，沒被專案組打死真的算命大，你想嗎？他們如此暴打我，折磨了整整一夜天啊，如果哪根關鍵的神經血管打壞了，廢了不也就廢了？死了還不就死了？找誰呀？又能怎樣呢？
那個雲南人支書沈龍生在我們知青大返城後聽說販毒被抓起來了，死了，不知是槍斃了還是死在監獄裡。真是惡有惡報！
農場那個原負責專案組的楊副場長十年前到上海來我們知青還招待他，我也參加了，為當年的事我沒理他坐得遠遠的。但他竟一眼認出已經發胖許多的我，走過來拉著我的手說：「對不起，那時形勢所迫，我也沒有辦法」。
前幾年我回農場見到他時已經有點痴呆，但他還認得我。聽說他與上海知青老婆離婚了，經常一個人在家裡罵人，罵共產黨對他不好，說當年辛辛苦苦為黨工作，如今沒人管，退休錢少。
我在想，當年他組織專案組打我是不是也算為黨工作？
我的重慶知青朋友李洪明也被專案組痛打過，也許是那兩個重慶知青看在老鄉的份上手下留情下手沒那麼狠，但他關的時間比我長。我雖然一夜天，吃的苦比他厲害。
聽洪明說，那兩個重慶知青一個叫陶偉另一個叫姚和平，回城後就住重慶九龍坡區。洪明為此托人找到了這兩個傢伙，本想狠揍他們一頓解解氣，想想事已過去多年，如今都已為人父母老大不小，心一軟就算了。
在找到這兩個人時，他們帶著哭腔說的話竟然和楊副場長對我講的一樣：
「對不起，那時形勢所迫，我也沒有辦法」。
多麼輕飄的一句話呀！
（根據東風農場十三分場一隊上海知青吳金龍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