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王坪，貴州遵義人。母親沈平，浙江嘉興人。二人都是中共老一輩新聞記者。父親是抗戰期間范長江培養的第一代共產黨新聞工作者，任《大公報》、《文匯報》駐上海的地下黨記者，曾與胡風有工作關係。抗戰結束後，父親響應毛澤東提出建立鞏固的東北基地的號召，到中共《東北日報》工作，負責工業口。著名的東北勞動模範王崇倫、孟泰等，就是經他報導走紅的。母親一直是新華社記者，直到退休，享受正局級待遇。幾年前，新華社紀念建社五十周年，母親的名字被列入該社五十年來的優秀女記者群。
1953年，父親因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蹲了一年監獄。不久平反，還補發了工資。父親頗念黨的好，補發的工資也不要了，全交成黨費，以與黨媽媽的好匹配。1957年反右，他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這次黨與他就沒有那麼纏綿悱惻了。他不僅因此失去了婚姻，失去四個孩子（夫妻離婚，孩子跟母親，還改了姓，現在老友常叫我「王佑」，即源於此），也把41歲的年輕生命賠了進去。
父親被打成右派時，我才十歲多，現在仍然記得父母常常半夜吵架。在孩子幼小的心靈里，這很是不祥。1958年，離了婚的母親從新華社東北分社調到北京新華社總社，不久孩子們也隨她到了北京。獨自留在東北的父親禍不單行，害了絕症，病危時（1961年）向他的組織請求：一、念其參加革命那麼多年，不要讓他帶著右派帽子死去，請求摘帽。二、希望大去之前見家屬一面。組織把話傳到北京，母親與我商量：「你看這怎麼辦呢？你哥哥正要考大學，學習這麼緊張，你妹妹年紀小，我又跟他離了婚，離婚了就不是夫妻了，就不叫家屬了，再說我去可能政治影響也不太好。」母親說了半天，我聽出來了，只能我去了。那時我剛上初一，在清華附中，坐火車從北京到了東北瀋陽。父親詳細問了家裡的情況，我說我心情很壓抑很鬱悶，媽經常發脾氣，訓這個訓那個，對我的訓斥最厲害，甚至比他在家裡時的脾氣更大。父親說：「你媽一直就是這家裡的女王。」
一個月後，父親離世。父親走時我送的終，至今想起來很慚愧。父親臨終前，我對他很冷淡，心中有一種厭惡的感覺。除了個人的自私之外，也有對右派的階級仇恨。父親當時臥床，有癌腫和褥瘡，屁股底下墊了一個氣墊子。氣墊子經常被壓扁，父親讓我給他吹起來，而我覺得噁心，不願做。有時讓我幫他翻身，我也假裝聽不見。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殘忍！
父親去世後，母親去了一趟瀋陽，處理父親後事，並把骨灰盒連同個人物品帶回北京。當時我們一家四口住在一套由三家合住的四居室的單元房裡。我家住其中的一大間，裡面放了兩張大床，我和哥哥睡一張，母親和兩個妹妹睡一張。我家的常住人口實際上是三口，因為我和哥哥住校，只在周六回家。父親的骨灰盒就放在母親和妹妹們睡覺的大床下。
父親是5月1號去世的。大約是6、7月的時候，有一天母親找我說，父親的骨灰放在床底下，妹妹害怕，夜裡睡不著覺，你看怎麼辦？我說這事好辦，扔了不就行了嘛。當時我說得乾脆利落，連想都沒想。母親說這合適嗎？我說那有什麼不合適的？一個反革命的骨灰！這事你就別管了，交給我處理吧。第二天我就提溜著骨灰盒，外面一塊白布包著，拿一把小鏟子，來到了玉淵潭。我家住在離玉淵潭不遠的皇亭子新華社宿舍。那時玉淵潭還屬於荒郊野外，沒什麼人影。可那天很怪，總不時有人路過。可能是做賊心虛，我怕別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所以越怕見人越嫌人多，在那裡轉悠了一圈也沒找到下手挖坑的機會。當天就沒埋成。
第二天決定換個地方。坐37路公共汽車（現在的337路），往北京西邊走。當時37路是京西最遠的一路車。一直坐到終點，覺得已經很荒涼了，又沿著一條油漆路繼續往裡走一陣。四處靜寂無聲，滿山都是蟈蟈叫。我窺探一圈兒，心想這下差不多了吧，然後就用小鏟子挖坑。記得是在一個臥牛石旁邊。覺得挖得差不多了，正準備把骨灰盒埋進去，就聽見遠處有卡車駛來的聲音。我很緊張，便驚慌失措地把盒子放進去，胡亂埋了。這時卡車也到跟前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埋葬的地方，然後就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離開了。
當時我心裡隱約有一種感覺，也許有一天可能來尋父親的骨灰盒。往回走時，路過一片又是墳地又是葡萄園的地方。走到那裡，我停了下來，莫名其妙地哭起來。一開始是小聲哭，後來越哭聲越大，反正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也不知道為什麼哭得那麼慘。現在想來，既不是哭自己，也不是哭父親，而是傳統孝道與黨文化教育的大義滅親之間的衝突，讓只有十來歲的我無法承受。今天自己就這麼把親生父親的遺骨像埋一堆狗屎似的埋了，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好事，還是做了一件喪盡天良的大壞事。
父親的骨灰盒是處理掉了，可它並沒有走出我這個親手將父親骨灰盒丟棄的兒子的心。父親的骨灰盒猶如一片永遠停泊在我心頭的陰雲，又如一塊永生不死的酵母，長久地在我心中發酵。它影響著我對母親的看法和與母親的關係，也影響著我以後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比如婚姻觀和政治觀。
哥哥和妹妹們從來也沒提起過父親骨灰盒的話題，他們對這個問題似乎很漠然。後來我想過去尋找，但已記不清在哪裡了，現在更是早就是高樓大廈了。有一次與母親談起父親，母親說，如果還有來世，她還願意做王坪的妻子。我當時在心裡罵了一句：「我要是王坪才他媽的不要你呢！」
早些年，我常跟母親爭論時事。每當我發政治牢騷時，她總是很粗暴地制止我，怕我走上父親（被政治拋棄）的老路。她說右派與非右派之間其實就是一念之差，教育我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個念頭。母親晚年時，每次我去看望她，她會時不時挑一些話題來引蛇出洞，比如說六四不鎮壓不行之類的話。通常剛開始時我總是隱忍著，但她說到一定程度，我的腦子開始膨脹，就繃不住了，甚至會罵罵咧咧地朝母親吼：「共產黨把自己的男人都弄死了，到現在你還護著它！」
有時我也能對母親當初的種種做法表示理解。父親去世時，母親也就30多歲，還是一個少婦，對前夫的骨灰盒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何況與丈夫離婚本來就是政治強加給她的痛苦選擇，相當程度上也是她能做到的保護孩子的唯一辦法。所以每逢惹老人真的動氣的時候，我多半知道退讓一步，忙說：「媽，到點了，我該回去了。」然後揚長而去，戰火就這樣戛然而止。一般情況下都是這麼收場的。多年來我一直都這麼維持著與母親的關係。哥哥和妹妹們從來跟母親沒有這種衝突。我和母親之間建立的這種行為模式，用我哥和我妹的話說是「這倆人都有病！」
親手扔掉父親骨灰盒的我，此時已經把吞噬了父親生命的政治制度視為自己家庭不幸遭際和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我不願自己的母親到晚年還執迷不悟、認賊作父，我希望母親以孔子的嚮往為自己的嚮往，終生追求真理，做「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賢者。因而我與母親爭論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讓老人家有個覺醒的晚年，認識到是幾十年的罪惡政治把無數中國人害得家破人亡。
我決心要轉變母親。母親原來與李銳並不一個交往圈子。為了改變她，我把她帶進了李老的交際圈。有一次給李銳過生日，方實（原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曾是母親的頂頭上司）在宴會上說，有些人是先知先覺，有些人是後知後覺，還有更多人不知不覺。李老就屬於先知先覺，我們屬於後知後覺。當時我母親也在場，我聽了特過癮，覺得這話就好像沖我媽說的。我母親就屬於不知不覺那一類。
我雖然時常跟母親爭執，可是我又是最能跟母親說體己話的孩子。我們可以談論性方面的問題，我甚至曾幫母親出主意結交異性朋友。那時母親每次與某個叔叔或伯伯約會之後，總向我們解釋說他們的關係是純潔的。我就告訴母親，現在是兩頭都需要性教育，孩子需要，你們老一輩也需要。你們都是成人，無論什麼關係，都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事，無須向我們解釋純潔不純潔。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是母親的性啟蒙老師。母親的漂亮是出了名的，晚年還有許多追慕者。六四槍殺學生，夏衍絕食抗議，家人勸說無效，他的兒女曾找我媽去勸說他恢復進食。母親與沈雁冰（茅盾）、沈端先（夏衍）屬於同一地方的本家，很早就相識。
父母離婚之後，有一段時間，母親與上海市民主黨派副市長金仲華的關係已發展到談婚論嫁的程度。有一次在新華社食堂，有人問我這是誰的孩子，另有人就說，是沈平的老二，並說沈平就要跟金仲華結婚了。此時民主人士對當初跟共產黨合作反蔣已大呼上當，可是母親在政治上實際是糊裡糊塗，看不到這一層，還要催金仲華入黨。姨媽後來說，人家民主人士，大知識分子，本來就不稀罕入黨，再加當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處於緊張狀態，二人的關係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廣東省政協主席左洪濤與母親是地下黨時期的老相識、老領導。我們稱他左伯伯。母親曾徵求過我的意見，說左早年就追求她，那時她才十幾歲，左三十來歲，至今記得當年左洪濤的鬍子扎她的感受。我說，只要你自己喜歡就嫁給他唄。左洪濤和母親商量結婚，當時除了我，哥哥和妹妹們都反對。有一天晚上十一點，母親陪左洪濤到我自己的家門口敲門。他這次到北京，是參加十幾大或中顧委的什麼會，說一定要來看看我，誇我說只有我是個好孩子。
母親最終沒有辜負我拯救她的苦心。母親晚年時，我經常拿些資料給她看，我倆的政治觀點越來越接近了。母親在臨死前兩個月宣布退出共產黨。當時家裡人基本都在，我特意大聲宣布：「大家都注意了！媽今天要口出驚人之語，她要退出共產黨。」記得當時母親還加了一句，說還沒想好是信佛還是信基督。這說明她以前的信仰已經崩潰了。
不久，母親在醫院裡正式歸主。告別母親遺體時，我到得比較晚，看見她身上已蓋上黨旗，我非常憤怒，想一把把它撕下來。母親已經宣告退黨了，蓋黨旗是對母親生前意志的不尊重。耽於許多人在場，也為了哥哥妹妹，我忍住了。當時哥哥是大學教授兼系主任；兩個妹妹，一個在國務院系統工作，一個在農業部系統工作。
離婚後雖然不乏惦記者和追求者，但母親五十年來一直未再婚。辭世前，她留下遺囑，捐獻遺體，供醫學解剖。四個兒女遵囑執行。她也沒有留下骨灰。在老人心目中，也許這樣才與丈夫的人生結局相匹配；或者，也許這樣才對得起被自己拋棄的丈夫；或者，獨身半個世紀的她，不願身後的墓碑繼續獨身；或者，藉此向兒女們表達當初與他們慈愛的父親離婚的歉意；或者，也許是早年接受的無私無我政治說教的最後一次呈現。
我雖然對母親當初提出與父親離婚抱有同情的理解，但對一遇政治上的風吹草動就提出離婚的做法是堅決否定的。我不願意遭遇這樣的妻子、這樣的婚姻。這影響了我對配偶的要求。當初我與妻子戀愛時是女追男，當我答應接受她的愛時，她激動得宣告：「這個世界，我第一忠於黨，第二忠於你！」我不答應。我要她必須把順序顛倒過來。她遵從了這個在那時看來完全反動的膽大妄為的要求，對我發誓：第一忠於我，第二忠於黨。
我甚至與一位同樣有著父親屍骨無存經歷的女士保持過幾年的婚外戀。在大學讀書期間，有一天收到哥哥的來信，說組織上要給父親平反，問家人是否需要經濟補償。家裡說不用，只要給平反就可以了。問是否需要開追悼會，也說不用，已經過去那麼多年，算了。哥哥信中說，母親和他感動得熱淚盈眶。可我看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怒，一種強烈的情感衝擊著我。當時我在教室，嗚咽著，不敢放聲大哭。多年後，有一次與朋友們談起此事，我仍然無法平靜。憑什麼要平反！為什麼不要補償！為什麼不讓開追悼會！本來我活得好好的，現在告訴我那一切都搞錯了，我感覺自己就像莫泊桑《項鍊》中的女主人公，還了一輩子債，結果卻發現那項鍊是假的。
我說得很激動，淚流滿面，旁邊一位女性朋友也哭了起來。後來從她口中得知，她家也有類似的經歷。她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親因持守信仰被投入監牢，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母親每月只有幾十塊錢工資，含辛茹苦把四個孩子拉扯大——他們家也是四個孩子，腿都累彎了。聽著她的述說，我心中生出憐香惜玉之情，一把把她攬在懷裡抱了起來。那些年，我們兩個同病相憐的人，每到清明，就結伴去八寶山附近的老山上，找個僻靜幽美的地方祭奠自己的父親。我們假定自己的父親就在那裡。這種關係持續了幾年，因為當時彼此都有家庭，最終還是分手了。
父親雖被打成右派，可我並不認為父親是自己今天所敬仰的那種先知先覺的右派。至今記得小時候父親時常跟匣子（收音機）學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咱們工人有力量》之類歌曲的情形，情緒無比激昂。父親反右挨整，說是因為攻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我看過他的檔案，並沒有具體的攻擊言行記錄。很多右派對當時的政治鬥爭內心是比較清晰的，可是父親好像對反右鬥爭到死也不明白。從他寫給母親的信來看，好像他覺得自己還是有錯的。信中寫得最多的是我要加緊改造，儘快回到革命隊伍，我們還要成為夫妻之類的話。
父親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我至今也不十分瞭然。父親當年的老朋友們說他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一直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挨整。後來聽人說，幕後人物可能是他的領導、《東北日報》主編殷山。殷是從延安來的，資格最老，惟獨黨齡沒有我父親長，便借反右整他。現在想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毛澤東對待白區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控制使用，降級安排，就地消化，逐漸淘汰。父親大約就是毛所謂就地消化，逐漸淘汰的對象。
早年的家庭經歷影響了我和我哥哥的擇偶觀。那時候，幹部家庭兩代人之間缺乏普通工人農民家裡的那種溫情。當學生時，每年春遊，工人家庭的孩子帶的都是自家烙的餡餅、蔥花餅之類，幹部家庭的孩子往往帶的都是麵包、汽水之類。我們似乎覺得他們的餡餅更好吃，而他們覺得我們的麵包更好吃。我們就換著吃，彼此都很開心。工人家庭的同學到我們家，往往就是到食堂買幾個菜，他們覺得香極了，而我們到他們家時，往往是他們的媽媽在蜂窩煤爐子上炒兩個菜，也覺得特別香，比食堂的菜好吃多了。其實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那種家庭氣氛。孩子大人們圍在一起其樂融融的感覺，這才是我最想要的。因為我母親工作特別忙，基本就沒給我們做過飯，也沒做過什麼家務，我家的家務都落在我們四個孩子身上。做家務我們都有一套，特別是我哥哥，做飯、針線活之類，都會做。
有一次跟哥哥聊天，將來找什麼樣的老婆，哥哥說一定找個會做飯做家務的，老老實實的，不找漂亮的，不找幹部子弟、大家閨秀或我媽這樣的。這是我跟哥哥共同的心願。我們哥兒倆基本如願吧，我的嫂子沒多少文化，賢妻良母型的。我妻子雖有文化，也是很老實的那種女人，我就喜歡她那個老實勁兒。
丟棄父親骨灰盒時我10歲多一點，今年我已經64歲了。年輕時就一心只當一顆螺絲釘，如今更不指望個人能成就什麼了，只希望能為結束中國的一黨專政，推進民主自由，盡一份綿薄之力。凡批毛、講述中共歷史真相的出版物，我都熱心購買，收羅，閱讀，拷貝，送人，常常自己貼錢散發。解體獨裁專制實際上已成為曾被這個制度洗腦涮腸灌狼奶的我們這一代人的共識和自覺的責任。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