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曾說：他（胡適）是學者，也是好人。但一生所遭受的惡毒批評和攻詐，幾乎比任何人都多，但是這些謾罵叫囂絲毫不影響或改變胡適對發展科學以及革新需要的信念。
在20世紀民國一眾學人中，胡適先生與其他學人最明顯的一點就是他的思想多元和容忍不同異見。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即使到了晚年，胡適在威權的台灣依然堅持容忍是自由的基礎和前提。
胡適的容忍與寬容，處處維護魯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
胡適與魯迅，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和白話文的英雄，一個是白話文推出的英雄，由一起戰鬥到公開決裂或者一方單獨決裂，成為民國文壇上一段影響深遠的公案。魯迅對胡適進行了一系列的隱晦或者明面的罵戰，文字間已有批評嫌惡之意，洋洋灑灑好不痛快。除了嘲罵胡適，愛屋及烏，還有胡適陣營中的梁實秋、徐志摩、林語堂、陳源等。魯迅罵徐志摩為「流氓」，罵梁實秋為「落水狗」。但胡適對魯迅沒有作出文字上的辯解。
對於魯迅與陳源的罵戰，胡適曾作出調停，呼籲消除誤解。1925年5月24日，胡適從天津裕中飯店分别致信魯迅、周作人和陳源：「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們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敬愛的朋友們，讓我們都學學大海。『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他們的石子和穢水，尚且可以容忍；何況『我們』自家人的一點子誤解，一點子小猜嫌呢」，「我們的公敵是在我們的前面，我們進步的方向是朝上走」。可見胡適的厚道與坦誠。
這封信後，魯迅此後再沒和胡適來往。周作人則於1929年8月末主動與胡適和好。於是胡適在《致周作人》信說：「生平對於君家昆弟（魯迅），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離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可見胡適對魯迅的態度。而周作人則與胡適把友誼保持到最後。
中日戰爭爆發後，胡適南下，周作人憑藉日本的背景，出任偽職，胡適寫信勸周作人「老僧不要入世」，但周作人還是淪為漢奸。戰爭結束，周作人受到審判，胡適冒著極大壓力卻給法庭寫信說周作人保護北大校產，變相為周作人減刑。
1962年胡適在台灣去世，周作人不顧當時的政治氣候，寫了一篇回憶胡適的文章，堪稱佳作，這也是大陸唯一一篇在胡適去世後回憶他的文章。
1936年，魯迅去世，蘇雪林批評魯迅尖酸刻薄的「刀筆吏」，胡適卻維護魯迅和他的作品，胡適在給蘇雪林的信中：「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
胡適對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歡，他一生可能說的最多的讚揚的話就是對周氏兄弟。即使胡適回到台灣，在那種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下，胡適依然說魯迅是我們的人。他對魯迅依然維護和愛護。也可見胡適人品的「自然、淳厚、冷靜、幽默」。
不顧意識形態差異，提名郭沫若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28年，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的蔡元培先生授命組建中央研究院，並擔任第一任中研院院長，他堅持學術自由，獨立自由，也給中研院的各所所長留下了一個各所保持自由的傳統，就是院長對各所所長只能勸說，不能用行政命令。
中央研究院是民國最高學術機構，後來中央研究院人文水平高於世界，數理則與世界持平。在49後的許多科學家都是出自中央研究院，比如郭沫若、竺可楨……
1947年，國民政府決定，將正式在中國建立院士制度，並由中央研究院主持選舉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於3月15日應邀赴南京，參加中研院評議談話會，具體商討中研院院士選舉法草案。中研院選舉秉承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以學術成就為準繩，不考慮意識形態因素，不接受政治干預，開始在人文組、生物組和數理組做提名院士人選。
在人文組提名中，胡適、傅斯年和梅貽琦提名了郭沫若，就是因為郭沫若在考古和甲骨文上的成就，沒有考慮郭的意識形態。但是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卻以郭沫若的叛國，不予支持，但胡適先生堅持提名郭沫若，至於郭沫若是什麼樣的人，一向是世事洞明的胡適是看的極為清楚的，這點從胡適與傅斯年的書信中可以窺見：「倘若是『小孩子』當國，你我將無立錐之地，」。尚不知情的郭沫若，被選舉為第一屆院士。院士竺可楨認為，這次選舉對不同政治傾向的人能兼容並蓄。在人文組，具有決定權的是胡適和傅斯年，這兩位師生，與他們關係近的沒有提名，比如潘光旦，即使是一流學者的蔣廷黻、吳景超，胡傅以在政府部門做官為由也沒提名。
1949年，蔣介石渡海赴台，三位支持郭沫若提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分別去往台灣和美國。
此時，換了人間。
曾是舊人的郭沫若成為新人，1952年，郭沫若第一個將刀子狠狠扎向被譽為學術界「孔子」的胡適，這個他曾於1923年擁抱親吻、曾提名自己院士的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