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國務院改革，透露出北京要強化科技創新的中央統籌和管治，但管治恰恰是科技創新最大敵人。（大紀元製圖）
《有冇搞錯》。3月9日。
多年前在網上看過一個段子，真實與否無法深究。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美互派教育考察團到對方訪問。美國考察團考察後，發現中國學生的學習非常刻苦，主動性極強，每天功課都做到晚上十點以後。而且，中國學校注重數學、物理、化學等等科目，相對來說，比較輕視社會科學和其它文科。學校中理工科成績最好的學生，是學校中的明星。他們因此得出一個結論，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的科學技術進步，必定會將超過美國。
中國考察團到了美國之後，發現美國學校課堂紀律鬆散，學生並不非常用功，學習時間短，功課也少，考試居然很多是開卷。學校課程裡面，文科成績最受重視，數學反而教得少。高中數學，比中國差了好幾個級別。最有意思的，是美國高中極為重視體育運動，籃球、棒球、橄欖球校隊成員，是學校中的明星，受到學校、學生和家長的追捧。他們的結論，和美國人一樣，也是二三十年後，中國科技進步，一定會超越美國。
結果當然完全出人意料。以諾貝爾獎為例，我們只算科學類，從2000年以後，美國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總共25人，諾貝爾物理獎26人，生物和醫學獎22人。中國大陸，只有一個人。
除了諾貝爾科學獎項外，美國人帶動了網際網路科技大躍進，生物科技大發展。而中國人呢？據說有新四大發明，共享自行車、高鐵、網購、行動支付。嚴格說起來，這四個東西，沒有一個是真正中國大陸發明的。
這種現實，是否應該讓中國人或者中國政府認真思考一下，原因到底在哪裡？
正在北京召開的兩會推出機構改革方案，國務院機構改革排第一名的，是重組科技部。官方是這麼說的：對國際科技競爭和外部遏制打壓的嚴峻形勢，必須進一步理順科技領導和管理體制，更好統籌科技力量在關鍵核心技術上攻堅克難，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加強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中央科技委員會辦事機構職責由重組後的科學技術部整體承擔。
也就是說，國務院這個科學技術部，其實只是一個辦事機構，因為中共中央還要組建一個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務院這個改革後的科技部，只是中共中央科技委員會的「辦事機構」。
我們都聽說過的，中國過去幾年投了超過一萬億的資金，去支持中國半導體晶片科技，結果當然是慘不忍睹。中共歷史上最輝煌的成就，就是投資數百億，以餓死上千萬人的代價，成功造出了原子彈。但那個原子彈，不是自己研究的。
中國原子核子物理學家錢三強的夫人何澤慧，被認為在中共研發原子彈過程中的貢獻中，比錢三強更高。何澤慧出身於蘇州官宦世家，1936年以最優異成績畢業於清華大學，1940年獲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工程博士學位。後來在巴黎法蘭西學院與居里夫人的女兒女婿共同做研究，進了巴黎大學的居里夫人實驗室，因此也被稱為「中國居里夫人」。她和錢三強回到中國，一起研究原子彈和氫彈。
後來中央電視台曾經採訪她，恭維她貢獻巨大，她說：那都是抄來的，抄誰不會抄啊。何女士當然是自謙，我們現在是抄也不會抄呢。但她說的是實情，當年的原子彈，確實是從蘇聯人那裡直接抄過來的。
我們還是回到那個段子吧。中國學生那麼努力，高中生的數學、物理和化學，都比美國人強多了，為什麼二十年後的比較結果那麼難看？
我在英國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是伯明罕大學化學科的博士生。他的導師據說也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畢業後留校做博士後，主要幫教授帶研究生。
他的學生有二十多人，主要來自中國和印度，只有兩個英國本地的學生。我問他，這麼多學生裡面，誰最有可能做出創新發現或發明，他想了一會，告訴我說，應該是那兩個英國學生。
我很好奇，問他原因。他解釋說，做博士生很辛苦，中國留學生說那是「高科技奴工」，拿錢少，幹活多，有時候要連續十個小時待在實驗室裡面。中國和印度的學生，智商都很高，而且成績很好，但他們大多想的是找工作，哪個公司工資高，誰能夠幫他們辦身份。但那兩個英國學生，卻是真心對化學感興趣，對化學實驗充滿了熱愛和嚮往。每次實驗室下來，大家都疲憊不堪，只有兩個英國學生，在酒吧裡面還會津津樂道地談實驗。
這讓我想起了一句話：能力決定下限，格局決定上限。做多大的烙餅，是由鍋決定的。
美國經濟學家杜拉克，是創新創業領域中的大師。他在談到創新創業的時候，提出過非常多的相關理論，其中我記得，最重要的有一條，就是：中央計劃是創新的大敵。
這個好像不容易理解，領導重視，投入很大，應該容易出成績，為什麼反而是大敵呢？其實，這個從哲學高度應該更好理解。既然是創新，就是前人不了解不知道的內容，既然不知道不了解，又如何能夠提前去設計方向呢？反過來說，如果由一個不了解最新領域的人，去設計了一個創新，最後這個計劃，將反而是一種障礙，一種阻礙。
這尤其在官本位的體制中，或者是權威的體制中，就更為突出了。
前蘇聯的例子就是這樣。中共的科學技術委員會就是模仿前蘇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全世界都開始進入前電子時代。作為戰勝國，蘇聯和美國的電子技術可以說是並駕齊驅。那時候最先進的就是真空管，它體積很大，像一個小瓶子一樣，可以對電子信號進行重新發送。當時的電子設備，小到民用的收音機、擴音機，大到雷達，都是用真空管處理電子信號的。
五十年代，半導體發明，但很明顯有很多弱點，信號還原度遠遠不如真空管。蘇聯科委研究了一番，最後決定還是要大力發展真空管。結果蘇聯科學家，用了近二十年時間去研究真空管的改進。當然，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電子管半導體飛速發展，等到蘇聯人反應過來，想要改變的時候，已經落後二十年了。等到蘇聯開始研究電子管，美國已經開始積體電路，然後積體電路微型化，就是所謂的晶片了。
在應用方面更是如此。
七十年代初的時候，中國城市的孩子裡面流行半導體。大家熱衷組裝收音機，從商店買來各種元器件，按照圖紙用電烙鐵，用錫把一個一個的元件固定在電路板上。
我那時上初中，有兩個同學，這方面非常厲害。有一次他們居然裝出來一個對講機。就是walkie talkie。當然非常初級，功能很差，只能在一兩公里遠收到信號，再遠就收不到了。但就這樣，大家也還是極為興奮。大家於是拿著兩個極為粗陋的東西來試驗，走到另一棟樓的樓頂通話。
「地瓜地瓜，我是土豆」，或者是「長江長江，我是黃河，我是黃河」，真的能夠聽得到，大家開心得不得了。有一個小孩心血來潮，對著對講機說，「台灣台灣，我是北京」，大家哈哈大笑。
結果當天夜裡，全副武裝的軍人，闖進了一個小孩的家裡，把他嚇得半死。好在他父親也是軍官，而且他是十二三歲的小孩，軍人問了半天，認定確實是小孩子的把戲，最後只是把東西收走了。
一番驚嚇，大家都不敢再試新東西了。我的那些天才同學們，最後沒有一個人變成了半導體專家，連去電子廠工作的都沒有。
那時候，商店裡面有不少半導體元器件賣，有什麼二極體、三極體等等。有朋友的親戚在軍工廠工作，常常給他帶來一些質量非常好的東西。他告訴我們說，我們在街上買到的，質量都很差，是三級產品。他說，一級產品用於軍隊設備，二級產品都丟掉，埋起來了，怕給老百姓拿去搞出什麼新東西，三級產品才公開銷售。對於他的解釋，我從來沒有去求證過，但以我對那個體制的了解，這絕對是合理的處理方法。
這種封閉式的發展，其結果可想而知。中國曾經有一個很有名的造電視機的企業，叫長虹電器，四川綿陽的，原本就是專門給軍隊生產電子產品的。後來專門賣日本的彩色顯像管，一度占據了中國電視機市場的一半左右。只是，這種工廠主要靠抄，抄誰不會啊，自己沒有研發能力，很快別人發明了液晶電視，也就沒落了。
中國國有的高科技企業，有清華紫光，還有北大方正，一個硬體，一個軟體，結果現在一個已經破產，一個即將破產。他們不是不受重視，一個背靠清華大學，一個背靠北京大學，也不是沒有錢，兩個公司都曾經上千億資產。但是這種官僚資本，最後沒出任何新東西。
我想，還是杜拉克說得對，依靠中央計劃，依靠權威定方向，這些都是創新創業最大的敵人。因為創新需要自由思想，需要挑戰權威的勇氣，而這些恰恰是專制體制不能容忍的內容。
能力決定下限，格局決定上限。水泥堤壩，可以管住小河流，但限制不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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