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1949年參加革命的，湖北省軍政幹校畢業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大軍南下，一直到海南，後來隨部隊返回河南。1954年我3歲，隨母親到洛陽作隨軍家屬。在那裡，母親又生下一個妹妹，取名洛佳（洛陽安家），後又生了個弟弟，取名洛兵。生活平靜而又幸福，南方出生的我習慣了吃饃、吃麵條、喝小米稀飯。
1956年，部隊集體轉業。隨後，反右鬥爭開始。在我幼小的記憶中，爸爸好像很長時間沒有回家了。有一天，媽媽帶我們到一個農場看爸爸。他在那裡勞動，曬得好黑。1958年，組織上動員我們家屬返鄉，我們回到湖北天門縣的一個小鎮。離開河南前，爸爸與我、媽媽、弟、妹在照像館照了一張照片，並寫著「歡送王蝦貴（媽媽的名字）同志返鄉合影」。前幾年這張照片還在，近年幾次搬家，把這個珍貴的照片弄丟了。
父親被定為右派去了勞改農場，我們老家的軍屬牌子也摘掉了，媽媽不得不從新參加工作。她每月27元的工資根本養不活我們三個孩子，還有年邁的祖父祖母。因無錢治療，兩歲的洛兵夭折了。媽媽嚇壞了，忙將洛佳送給鄉下的姨媽，將我寄養在鄉下的外祖母家。
1961年挖紅薯的時候，父親來到天門鄉下，要將我接到他所在的潛江沙洋二農場二十中隊。外婆聽說我要走，流淚了。這三年我與外婆是在吃樹皮野草、吃糠中一起走過來的。父親刑滿後不願回鄉，要求留下來當農工，俗稱二老改。為了不與其他農工一道睡集體宿舍，父親想出一個良策，將我帶在身邊，這樣就可以分到一間獨立的住房。
那個住房其實就是一個看瓜的棚子，有十來平方米，門口種著各種蔬菜。夏天的晚上，一定要打手電筒回家，因為我無數次發現各種蛇躺在路面乘涼。房子是茅草做的屋頂，各種蟲子經常光顧我們的床，最讓人害怕的是蜈蚣常常從上面掉下來。有一次，一隻野狗在我們門前捉了一隻野兔。可是它不吃，而是將獵物放在地上，守在旁邊欣賞。我本能地上前去拿那野兔，野狗卻猛然向我撲來，前爪抓進我的大腿，一口又咬住我的胸部，當即鮮血淋漓。現在還留有傷疤，那年我11歲。
父親心情非常不好，脾氣很大，常常以酒澆愁，每月工資還不夠他喝酒。喝醉了就摔東西，經常無端把我打得頭破血流。他要我每天給他賺一元錢做酒錢，不然就挨打。
我那時讀小學四年級，每天凌晨4點鐘就起床，守在牛棚門口，等農場放牛出來。牛有個習慣，早晨一出牛棚就會拉糞。魚塘收牛糞，每斤一分錢。我每天必須完成一百斤牛糞才能賺到一元錢。一次我挨打後逃跑了，跑到一個由兩個勞改犯看管的瓜棚里。他們收留了我，在那個窩棚里呆了兩天。旁邊有個即將乾涸的池塘，我幫他們捉了兩腳盆泥鰍。還沒來得及吃，父親派的人就把我抓回去了。
有時早上撿的牛糞不夠，就只得到離農場很遠的地方去檢。一次我在離農場3公里的楊家灘檢了兩大簍子牛糞，由於挑不起，我將其中一簍子埋在路旁溝邊。將另一半挑回去再來時，發現竟被別人偷走了。我心痛地痛哭半天。後來又撿到同樣多的牛糞，我不敢再埋了，而是三步一歇往回走。3公里路我磨了整整四個小時。到養漁池一過磅，連皮107斤。天哪，那時我才11歲啊！
在勞改農場的四年中，我似乎沒買過鞋。每年從五一到十一，我是不穿鞋的，從早到晚都光著腳丫。有時被釘子、蚌殼剌破，但自己用尿一淋，在地下劃個十字，取十字中心的泥巴一糊，就止血了。一般不會發炎，幾天後就好了。過了十一，我就開始打草鞋。草鞋其實並不都是草編的。我平時就注意撿廢布片子，洗淨曬乾，以備編鞋。用布片子編的草鞋是逢市過節穿的，用麻編的草鞋是洗腳後穿的，平時穿的就是真正的草鞋。冬天穿的草鞋叫草窩子，沒有花眼，四面都有草圍著。我是跟一個勞改犯學會打草鞋的，不要任何工具，只要一根半米長的竹竿登在腳上就行了。
那時父親常常出差，將我暫托給一家姓葉的照看。葉家有姐兄妹三人，哥哥比我大五歲，妹妹比我大兩歲，我與妹妹同班。我那時身體不好，常常發燒（後來當兵檢查身體時才發現肺上有一個很大的鈣化團，可能是那時得了結核病，不知不覺鈣化了），不能去上學，妹妹常將學習的內容帶回，還帶回一些找同學討要的蠶豆、大麥粉之類給我吃。
那年頭同學之間經常互相討要吃的。我記憶最深的是，他們大姐當時正在與沙洋-武漢輪船上的一個船員談朋友。那個准姐夫來看大姐，總是帶一瓶化學醬油來。他們的老媽，一個越劇演員，就用醬油給我們煮飯吃。那種香甜的味道，現在回憶起來都流口水……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