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都屬於非民主的專制威權政體，在外交方面不僅不須顧忌彼此國內人權狀況，甚至還因為均屬專制獨裁者而「惺惺相惜」。（美聯社）
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復交：沙伊爭霸的長期歷史行程下短暫妥協的權宜之計
3月10日，在中國的斡旋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宣布恢復外交關係，引發了世界政壇和輿論的震動。這意味著自2016年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因教派矛盾引發的衝突而斷交後，時隔七年，兩大高度對立的中東強國實現了重大緩和。
本次沙伊復交之所以引起輿論震驚，一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長期敵對，幾乎水火不容，數年來也未看出明顯緩和跡象。如今驟然復交，自然讓各方驚訝；二是因為沙伊復交的聲明是在中國宣布，並且是在中國方面直接參與下達成。這讓人們對於中國在沙伊復交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以及中國在中東影響力的進一步深入，頗為關注與好奇。
那麼，勢同水火的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為何會突然宣布結束斷交狀態、恢復邦交呢？沙伊復交後兩國關係會走向何方？對中東局勢和國際政治又產生怎樣的影響？中國在沙伊復交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麼？這反映了中國對中東和世界的滲透與影響力的何種變動？
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都是中東列強，無論人口、國土面積，還是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都位列中東前五位。何況，二者都是重要的能源大國，沙烏地阿拉伯石油產量居世界首位、天然氣儲量位居世界第四；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則分別為世界第四和第二。這意味著兩國不僅在中東影響力巨大，在全世界都舉足輕重。
而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卻是宿敵。二者的恩怨糾葛，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沙烏地阿拉伯國民絕大多數為阿拉伯人，90%的國民為伊斯蘭教遜尼派信徒。沙烏地阿拉伯王室還是麥加和麥地納這兩大伊斯蘭教聖地的守護者。沙烏地阿拉伯作為當今世界上極少的絕對君主制（君主專制）國家，國家的內政外交皆由王室掌控並為王室利益服務。
而伊朗的主體民族是波斯人（此外也有一些亞塞拜然人、庫德人，阿拉伯人極少），國民絕大多數屬於伊斯蘭教什葉派。而掌控伊朗政權的伊朗教權勢力，也是什葉派忠誠的信徒。不同於沙烏地阿拉伯的君主制，伊朗實行伊斯蘭共和制、二元制，教權勢力和民選世俗政府共同構成了伊朗的政權結構。
因此，無論從民族、宗教信仰（所屬教派）、政權體制，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都有著巨大的差異乃至深刻的對立。而兩國在現實中的利益衝突，則讓這種對立加劇，更加激烈和難以調和。
在伊朗巴列維王朝時期，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因均為君主制國家，又都是美國盟友，關係尚可因上層的勾兌勉強維持。而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及其追隨者鼓吹「輸出革命」，試圖顛覆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各伊斯蘭國家王室政權，以及推動各國什葉派反抗遜尼派。而沙烏地阿拉伯同樣興起了瓦哈比主義（即遜尼派中的一種極端主義思潮），同樣將什葉派視為死敵。
於是沙伊關係急劇惡化，並在中東展開了激烈博弈。相對弱勢和孤立的伊朗，通過扶植在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等國的什葉派勢力及政權，並鼓動巴林、葉門、沙烏地阿拉伯的什葉派勢力對抗遜尼派主導的政權，打造「什葉派新月」，以圖對抗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遜尼派勢力。而沙烏地阿拉伯則聯合阿聯、卡達、巴林、科威特、土耳其等遜尼派國家圍堵伊朗，打壓各國什葉派力量。
在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也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鐵桿盟友。發生在1980-1988年的兩伊戰爭，即是薩達姆在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支持下，與霍梅尼的伊朗爭奪地區霸權、壓制什葉派崛起的意識形態衝突和爭霸戰爭。
後來，國際風雲變幻，薩達姆政權與沙烏地阿拉伯反目成仇，後又被美國兩次打擊而使伊拉克政權易主。但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爭霸仍在繼續。從伊拉克到敘利亞，從黎巴嫩到葉門，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進行著長期的「代理人戰爭」。
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也在域外尋求支持。沙烏地阿拉伯在冷戰期間，尤其第四次中東戰爭和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就逐漸成為美國的鐵桿盟友，並延續至今。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是一個唯利是圖的政治集團，他們沒有堅定的信仰，更沒有政治道德，一切內政外交都是為了王室江山永固和榮華富貴。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恐懼共產主義革命、伊斯蘭革命、共和革命等一切危及其統治的革命，以及相關的左翼思潮與自由主義思潮。
因此，在充滿反美思潮的伊斯蘭世界，沙烏地阿拉伯王室卻堅定站在美國一面，以換取美國的堅定支持。而美國為了沙烏地阿拉伯的油氣資源、地緣價值，也放棄了政治道德，不顧沙烏地阿拉伯專制獨裁、壓制自由、侵害人權的行徑，鼎力支持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政權。
但沙烏地阿拉伯王室也並未將身家全部壓在美國的支援上。由於美國政府總是面臨支持侵害人權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的批評與壓力，時常提醒沙烏地阿拉伯進行民主改革，讓沙烏地阿拉伯王室頗為不安。因此它努力向中國靠攏，不惜血本購買包括中國的「東風」洲際飛彈在內的各種武器，並在涉及中國及中共政權的問題上積極支援中方，以換取中國對其的外交支援和軍事保障。
而中國政府當然毫不在乎沙烏地阿拉伯人權問題，甚至因「氣味相投」而對其更加青睞。無論出於資源需求還是地緣政治利益需要，中國都極為樂見沙烏地阿拉伯的親近，將之作為極為重要的盟友善待。
伊朗方面，則自伊斯蘭革命後，走上了長期反美的道路。霍梅尼提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但在伊斯蘭世界，伊朗作為波斯人為主體、什葉派信徒為主的伊斯蘭國家，與其他大多為遜尼派占主導的伊斯蘭國家格格不入。所以，霍梅尼時代的伊朗，不僅與美國對立、與蘇聯和中國關係冷淡，在伊斯蘭世界同樣被孤立，只有敘利亞等少數什葉派掌權的國家與其有密切關係。
直到霍梅尼去世後，伊朗逐漸放棄了「輸出革命」和同時對抗東西方的政策。但伊朗與美國關係仍然十分緊張，歐洲各國也大都對伊朗冷淡。因此，伊朗逐漸向中國和俄羅斯靠攏。中俄兩國出於地緣政治和獲取資源等利益需求，也向伊朗伸出橄欖枝。於是雙方建立了相對友好合作關係。但這種合作並不牢固，僅僅是出於利益需要，而無基於民族和宗教相同性而形成的緊密關係。不過，由於中俄伊均是非民主政權執政，共同的威權主義屬性讓三國的統治者有了一些共同語言和利益訴求。
除了域外國家，如何對待以色列，也是沙伊兩國利用外部力量博弈的表現之一。自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就將以色列視為最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公開發誓要將其從地球上抹除。在現實中，伊朗也處處與以色列敵對，並鼓動其他伊斯蘭國家圍攻制裁以色列。這既是伊朗教權勢力鼓吹的意識形態所引導，也有以此吸引各國穆斯林對其支援的現實目的。
不過，從現實利益層面看，伊朗強烈對抗以色列，是弊大於利的。以色列國土面積和人口雖都遠不及伊朗，但國力軍力都十分強大，反而在與伊朗的衝突中占據優勢，給伊朗造成很大殺傷。伊朗許多科學家和軍情人員被以色列暗殺，核電站被襲擊癱瘓，都是例證。何況以色列有美國支持，伊朗則相對孤立無援。因此，伊以衝突中，伊朗大多數時候都是吃虧一方。
而沙烏地阿拉伯則不然。雖然沙烏地阿拉伯不僅是伊斯蘭國家，還是穆罕默德發跡、建國的源頭，沙烏地阿拉伯王室也以「聖地守護者」和伊斯蘭正統繼承人自居。但現實里，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毫不在乎宗教信仰，也對「消滅以色列」並無興趣。雖然礙於公開的信仰、穆斯林世界的看法，沙烏地阿拉伯也未與以色列正式建交，時常也會公開譴責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領土等行為。但實際上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關係相對友好，雙方高層往來密切，經濟交流熱絡，政治軍事互動也在暗中頻繁進行。
因此，在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衝突中，以色列當然是站在沙烏地阿拉伯一方（雖然大多數是暗中支持，但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以色列的支持，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在與伊朗的博弈中取得優勢，是頗為重要的。
總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各自合縱連橫，在中東內外進行著長期的博弈。最近數年的典型表現，即是雙方在葉門內戰中各自扶植代理人，在阿拉伯半島的南緣上演著血腥廝殺。而以遜尼派極端分子為主的「伊斯蘭國」，同樣有沙烏地阿拉伯暗中和間接的支持，打擊著親伊朗的伊拉克政府。而沙烏地阿拉伯對國內的什葉派，更是嚴厲鎮壓，導致沙烏地阿拉伯伊朗斷交的導火線，即是沙烏地阿拉伯政府處決了知名什葉派教士、社會活動家尼米爾及其他數十名什葉派人士。
自2017年川普政府上台後，實行「一邊倒」的親沙親以反伊政策，對於沙烏地阿拉伯是重大鼓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沙烏地阿拉伯加大了對內鎮壓什葉派、對外打擊伊朗及親伊勢力的力度。直接介入葉門內戰即是突出表現。而遭遇撕毀伊核協議、被美國重啟制裁的伊朗，則處在內外交困的狀態，在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對抗中處於下風。2020年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蘇萊曼尼被美軍誘殺，更是讓伊朗遭到極大挫傷。
但伊朗在逆境中不甘示弱，在內外交困下仍然全力支持伊拉克和葉門的什葉派勢力，包括支援伊拉克政府軍和什葉派民兵，擊敗「伊斯蘭國」伊拉克分支，收復摩蘇爾等地；扶植葉門胡賽武裝、沉重打擊沙烏地阿拉伯對葉門的入侵。而沙烏地阿拉伯重金打造的軍隊，在葉門戰爭中的表現極差，在擁有絕對裝備優勢下居然難以擊敗胡賽武裝，甚至連吃敗仗。至於支持「伊斯蘭國」這種惡名昭彰的組織，沙烏地阿拉伯也不敢公開進行。因此，沙烏地阿拉伯並未成功利用川普為首的美國保守派當權下「一邊倒」支持沙烏地阿拉伯的優勢條件，沙伊爭霸陷入僵局。
而2021年拜登政府執政以來，改變了前任川普政權「一邊倒」支持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中東政策，逐漸回歸歐巴馬時代的平衡政策，削減對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同時，還表達出有條件恢復伊朗核協議、重建美伊關係的意願。這顯然對沙烏地阿拉伯不是好消息。而拜登政府也拒絕對沙烏地阿拉伯入侵葉門進行支持，甚至採取措施予以制裁。
在這樣的情況下，沙烏地阿拉伯無法再咄咄逼人的向伊朗發動攻勢。而沙烏地阿拉伯國內也出現一些不安定的跡象。無論是王室的權力鬥爭和腐敗問題，還是民間追求人權和女權的呼聲，以及單一石油產業下經濟增長乏力問題，都讓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政權頗為不安。在這樣的境況下，沙烏地阿拉伯起碼暫時不希望再與伊朗過度衝突，以營造和平的外部環境，集中力量處理國內問題。
而伊朗同樣有類似的需求。自伊核協議被川普政權撕毀、制裁重啟後，伊朗國內的貧困、腐敗、暴力都大大加劇，社會矛盾越發尖銳。民眾對於掌權的教權勢力及世俗政府的內政外交極為不滿，抗議此起彼伏。
去年因庫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頭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發的大規模抗議浪潮、暴力衝突，已造成數百人死亡、數萬人被捕，迄今未有結束。這大大的搖撼了伊朗教權勢力的統治。
去年因庫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頭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發伊朗大規模抗議浪潮。（美聯社）
而伊朗試圖對外延伸勢力範圍、打造「什葉派新月」的宏圖，也遭遇許多挫折，以及引發與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等國的激烈衝突。而即便是由什葉派掌權的伊拉克、敘利亞，以及同屬什葉派的黎巴嫩真主黨，也都不願意完全聽命於德黑蘭，而是試圖更加自主的決定內政外交。而川普時期美國對伊朗的打擊，也很大程度上挫傷了伊朗稱霸中東的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