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能拿我怎麼樣！」習近平就是為了向美示威

                       習近平與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會談。（2023年3月21日）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不顧國際社會強大壓力，包括國際刑事法院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逮捕令，如期訪問莫斯科，將其在中國權力場上大獲全勝後的首訪獻給他「親愛的朋友」，並與普京達成抗美共識。長期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學者指出，「習近平更害怕普京政權倒塌」，他訪問俄羅斯「很大程度上就是向美國示威」，因此他認為，「中美對抗已經到了難以停止的程度」。

「他（習近平）做很多事情都是為了平衡美國的力量。」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院教授趙穗生告訴美國之音。「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向美國示威，就是我仍然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國家，你美國能拿我怎麼樣」，「他是向美國展示，中國和美國是可以對抗的，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趙穗生認為，中美之間的對抗現在已經到了某種很難停止的程度，「他（習近平）必須要鞏固他在國際上的這樣一種地位，來增強他與美國對抗的籌碼。」

習近平在獲得前所未有的第三個國家主席任期後，進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動，包括在中東促成沙特和伊朗復交、奪走秀灣所剩不多的邦交國之一宏都拉斯，以及這次高調出訪俄羅斯，為深陷戰爭泥沼的普京打氣。

「我覺得他（習近平）更害怕的是普京政權倒塌。這個對他來講是非常不願意看到的，所以他現在處於一種很難的境地，就是兩害相權，兩個都對他不利，完全倒向俄國他會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但同時，如果不對俄國表示一些支持，一旦垮台，中國就處在跟美國對抗的最前沿了。」

不喜歡美國、跟美國對抗是習近平由來已久的成見。「你看從他還沒有上台，他當時訪問墨西哥，就說這些西方大國吃飽了沒事幹，整天對中國指手畫腳，他有這樣一種心態。」

趙穗生教授在課堂上教中國外交政策20多年，最近出書《巨龍怒吼：變革型領導人與中國外交政策的驅動力The Dragon RoarsBack: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and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ForeignPolicy》，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70多年來8位領袖的分析，得出結論：驅動中國外交政策變化的最大動力，不是經濟實力，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最高領導人的世界觀（Vision）。他稱這一理論框架為「領導人是最重要的決定外交政策因素的變量」（LeaderCentered Approach）。

「領導人在所有的政治制度里都重要，」趙穗生說。「但在中國這樣列寧主義、一黨制體制下，政治領袖在外交事務中的作用，是其他國家不可以比擬的，因為他既不受公眾輿論的牽制，也沒有反對黨，甚至於最強勢的領導都沒有任期限制。」

「他（習近平）現在過度膨脹他的欲望、他的政策目標，而且他認為這在他有生之年，他已經可以看到這個目標的實現。」趙穗生說。「這其實對中國的長期目標是一種傷害。……他現在這麼做在很大程度上讓美國覺醒了。」

趙穗生認為，習近平「東升西降」的國際戰略判斷是錯誤的。「中國現在完全沒有取代美國的這樣一種能力，」趙穗生說。「中國人自己也好，西方很多國家也好，都誇大了中國崛起的速度、中國發展的實力。」他說，中國國內也有一些學者指習近平的做法是一種「戰略透支」。

習近平與美國對抗的外交政策使一些原本可以溫文爾雅的外交官變成了「戰狼」。「作為一個大使，他（秦剛）做的非常成功。但是他回去做了外交部長以後，他就不再是一個外交官了，他就完全是個政客了。」趙穗生說。

「他們要保住飯碗，要得到他們應得的政治待遇，他們必須服從於新的領袖的要求，所以就變了。」趙穗生說。「所以不是他們個人到底是什麼風格，或者他們個人有什麼想法，而是這樣一種體制所決定的，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政治領袖塑造他們的吧。」

以下是對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院教授趙穗生的專訪：

實力和制度不是中國外交政策關鍵動力

記者：你寫此書的動機以及在這本新書中有哪些新的重要發現？

趙穗生：寫作這本書有兩個動機。一是我長期在美國大學裡教授中國外交決策這門課，我發覺很少能找到全面闡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七十年來的發展變化、背後的驅動力、歷史縱深和現實動態狀況的書。二是從理論上講，大家都想認識中國崛起的驅動力到底是什麼。很多人用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就是說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的國際野心和行為就日益擴張，所以中國現在的所有行為，尤其是這些年的大國外交行為，完全是由於其國力驅動的，也就是中國人講的國強必霸這樣一種觀點。但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國力並不強，而且打了八年抗戰、四年內戰，毛的革命外交卻非常強悍，整個外交安全政策是非常對抗的。所以用國力解釋中國外交行為，我覺得有問題。

再看鄧小平時期，中國國力並沒有發生很大變化，但他的外交政策非常實用溫和，沒那麼多對抗性，而是集中於國內經濟建設，儘量避免各種衝突，包括跟美國、蘇聯的衝突，還利用一些國際的槓桿來為國內服務。

到胡錦濤和江澤民時期，他們都繼續了鄧小平的所謂低姿態（Lowprofile），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即使中國國力在胡錦濤時期已經開始崛起，但他的行為並沒有如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所說，中國的國力發展起來以後對外行為就開始擴張。

習近平這十年很清楚，中國國力並沒有很大增強，中國的外交行為卻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有很多學者都認為，習近平這些年開始了一種中國學者稱之為「戰略透支」，就是做了他的外交政策和他的國力不相符合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結構現實主義不能解釋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尤其是長期的變化。

還有一種理論來解釋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英文叫RegimeType，政治制度類型理論。也就是說，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是和平的，Democratic PeaceTheory，民主和平論，而專制國家是擴張型的，是要打仗的。所以中國的這種進攻型外交政策，是由其專制制度決定的。換言之，如果想改變中國的外交政策，只有改變這個政權的性質。但把這個放到中國長期外交過程中，你也解釋不了。中國的這種所謂的集權專制體制一直沒變，但是中國外交政策這七十年來卻有很大變化，尤其是鄧小平時期，政治上仍然很專制，但是外交政策卻相當沒有對抗性，中國政權的性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外交政策變了，所以用這種政權類型解釋中國外交也是沒有很強的說服力的。

我就想把這些結合起來，發展一種新的理論框架，我用英文叫它Leader CenteredApproach，就是領導人決定論，領導人是一個最重要的決定外交政策因素的變量。也就是說，領導人在所有政治制度里都重要，但在民主國家，領導人也許沒那麼重要，因為它受到公共輿論、任期制、反對黨等各種各樣的限制，他能做的事情相當有限。

但在中國這樣的列寧主義體制、一黨制條件下，政治領袖在外交事務中的作用，是其他國家不可以比擬的，因為他既不受公眾輿論的牽制，也沒有反對黨，甚至於最強勢的領導都沒有任期限制。這裡面有個謎，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八個領袖人物：毛澤東、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並不是每個領導人都能夠運用專制權力來對外交政策進行重大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