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間以來，李怡都被人懷疑是中共間諜，在他的回憶錄里，他也多次提及曾經為中共調查部搜集台灣與海外文化人的動向，為此曾得到中共安全部門的肯定。他的妻女以「調干」（幹部調動)名義移居香港，妻子經安排在左派出版社工作，住家也由左派分配。
李怡提到他的直接領導者藍真，藍真之上是香港中共調查部負責人潘靜安，李怡曾被安排訪問北京，並接受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的接見。羅青長是周恩來的秘書，掌管中共秘密情報工作，李怡有此待遇，證明當時他受到重用。這些都是事實，李怡直認不諱。
當他在左派圈子內，從事中共交付的工作，這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是經常發生的事。中共搞秘密工作經驗豐富，隊伍龐大，不同界別不同層次都有大量潛伏人員在長期不間斷做工作，相信李怡只是在編雜誌之餘，隨時匯報一點他認為中共會有興趣的文化界動態。這些動態可能對中共的統戰工作有用，也有可能對具體的人造成某種傷害，這都是在中共體制內發生的，李怡既然在這個體制內，這種事情基本上不可避免。
據陳松齡親口告知，他在《七十年代》工作時，也曾為安全部門向海外人士寫過策反信。
至於《七十年代》與中共決裂後，李怡仍多次往返大陸，有人懷疑他是中共派遣的臥底，借主編《七十年代》來搜集台港與海外文化界的情報，這一點便缺乏說服力。
說中共為搜集情報，與李怡合演一出苦肉計，表面雙方決裂，背後是給李怡提供一個平台，方便遊走於港台海外文化圈，這在情理上說不通。李怡借《七十年代》接觸海內外文化人，能取得多少有實質價值的情報？最多也就是文化界某些重要人物的動向，他們舉辦的活動，他們與美英和國民黨的聯繫等等，這些情報對中共的價值，只屬一般性質，起不了什麼關鍵性的作用。
比起《七十年代》在海外知識界的影響，比起李怡辦這份雜誌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推動作用，比起這份雜誌對包括我在內的數十萬大陸新移民的啟蒙，與對香港抗爭青年的感化作用，那些所謂情報的價值，只是邊緣性的，無關大局的，只是九牛一毛。
既然李怡辦《七十年代》，對中共根本利益有巨大傷害，相反的，李怡借辦雜誌的身份掩護去做情報搜集，所得又屬雞毛蒜皮，二者不但不能對沖，其至是蝕本買賣，你以為中共會蠢到如此交關？
李怡大半生與兩岸三地文化人廣泛互動，與眾多知名反共學者與活動家有深入交往，若他是中共特務，也不可能不造成明顯的傷害。我們沒有證據證明存在這些傷害，因此說李怡是中共特務，乃是無中生有。
李怡是中共特務這個污名，會不會是中共自己放出來的呢？大膽假設，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要傷害李怡，沒有比這個污名更好用的了。在人格上謀殺敵人，這是中共慣用的手法，比如污衊許章潤召妓，或在海外民運圈子內製造流言，破壞團結，這都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好買賣。除非我們掌握確鑿證據，否則對散布這種流言的人，要提高警惕。
我與李怡沒有私交，來往僅僅限於吃飯閒聊，無權議論他的為人處世，除了不認同他的某些具體觀點之外，唯有那次他被指控抄襲，有損他的正面形象。
那次抄襲事件，就我看到的文本，李怡實在很難擺脫這個污名，令人費解的是，李怡為什麼要這樣做？以他的文筆與思想，要寫同樣的文章，可說不費吹灰之力，與其抄，不如自己寫，為何李怡要出此下策？
更不該的是，事件被揭露出來，他非但沒有認錯，還振振有詞。我忘記他提出什麼理由來為自己辯護，不管什麼理由，都不可能令一次抄襲合理化。問題不是以什麼理由抄襲，問題是有沒有抄襲，有抄襲就是錯的，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抄襲成為理直氣壯的事。
有人說揭露他抄襲的人為人不堪，這也不是為抄襲辯護的理由，錯的就是錯，與誰揭露無關。一個壞人揭露一件壞事，那件事不會變成好事，這是很簡單的情理。
沒有人明白李怡做這件事的動機，或許是一種不良習慣，或許在他文藝青年時代，這種大規模「引用」他人文章（沒有註明出處)，不算是一種不名譽的行為。不管如何，這也算是李怡這個不平凡的好人身上，一個不名譽的行為。正如一個人走路，走一走就拐了一腳那樣，他把自己的一生走完了，留下一個不那麼好看的腳印。
讀《失敗者回憶錄》，不時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我與其中一些人也有過交往，以後再隨時作一點回應。不管如何，讀這本書，足以了解李怡，也了解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