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命運的幸與不幸、歷史的轉折、麻木與反思
在朝鮮半島的西南方向，越過黃海、東海、南海，或穿過中國大陸，又一個和中國大陸地理相連、和中華文明密切相關的半島–中南半島，它最東側的國家–越南，與朝鮮半島有著驚人相似的一段歷史，但又在各種機緣巧合或個人主觀奮鬥下，有著與朝鮮半島不同的階段性結局與命運。
越南，其歷史的悠久不亞於朝鮮/高麗，也長期作為中原王朝的臣屬、中華文明的支翼，締造了「南國小中華」的燦爛文明。而近現代，越南各路志士仁人，也都投入到民族救亡和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後來成為敵人的胡志明和吳廷琰，當年都是有志拯救祖國的青年。其實他們之後也未忘卻初心，只是走上了不同的、各自認為可以拯救越南民族的道路。
相對於長期遭受日本侵害和殖民的朝鮮半島，越南在近代大多數時期是法國殖民地。日軍短暫的入侵和統治，打亂了法國在中南半島的殖民體系，但二戰後法國人即捲土重來。而剛剛取得中國大陸控制權的中共，則成為胡志明領導的越盟（「越南獨立同盟會」）和越共（在1976年之前正式名稱為「越南勞動黨」，但各方一般都以「越共」稱之）的堅實後盾。
在中共的軍事援助下，越軍擊敗了勞師遠征的法軍，並控制了北緯17度線以北的越南。而南方則被吳廷琰領導的反共勢力控制。而北越和南越的政權性質及對比，與中共和國府、朝鮮與韓國，是頗為類似的。
南越的吳廷琰政權被北部、中國、社會主義陣營污名為「法國、美國帝國主義的傀儡」，其實並不是事實，相反它是雖受美國等西方列強支持、但歸根結底擁有獨立主權的民族主義政權。它比北越更加強調越南民族的民族屬性和國家利益，並且和同屬反共陣營的柬埔寨朗諾政權等，一直因領土等問題而衝突，表明它是很在乎國家利益的。它依靠法國和美國，當然主要是為了對付由中國和蘇聯支持的北越的威脅。它雖然充滿腐敗和暴力，民主也流於形式，但是社會環境及國民個人有著相當程度的自由空間。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言論自由，在南越雖都不健全，卻頑強存在。
不過，吳廷琰政權鎮壓各路勢力，包括屠殺佛教徒和左翼知識分子，讓這個政權污點巨大。釋廣德自焚的映像、南越警察局長槍決越共俘虜的照片，讓世界都知曉和震驚。而吳廷琰也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死亡。
而北方的胡志明領導的越盟政權，性質與中國、蘇聯、朝鮮等社會主義政權幾乎無二，但其專制性和殘暴性卻低許多。這很大程度在於作為越南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胡志明本人，是一個相對寬厚、和藹、善良的政治家，且較為清心寡欲，而非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那樣權欲薰心、殘忍嗜殺、不擇手段的暴君梟雄。這也很大程度影響了整個越盟/越共的政治風氣。越共政權內部的暴力清洗較少，黨內民主氛圍較濃。即便胡志明擁有壓倒性影響力，也並未獨斷專行。
但南北越根本上的對立關係，未因雙方一些有益因子而改變，反而因種種原因比朝韓關係更加互不相容、你死我活。名義上雙方都在強調基於民意與和平的國家統一，但現實中都頻繁使用暴力和陰謀，對內部清除異己鞏固專制、對敵方控制的另半部越南予以鯨吞。
而美國也逐漸取代法國，成為南越政權的保護人，並最終親自「下場」干預，激化了越南各方的矛盾，陷入長達十多年的戰火之中。不像在美國被稱為「被遺忘的戰爭」的韓戰，越南戰爭成為當時從青年到老年幾代美國人的歷史記憶，相關的媒體報導、影視作品、社會運動層出不窮。而這些反思和壓力下，已付出5萬多名美軍死亡、數十萬美軍受傷代價的美國政府，最終在1973年從越南全面撤軍。而撤軍兩年後，美國更是放棄了對南越政權的保護。
1975年，此時由黎筍領導的北越政權發動統一戰爭。喪失美國支持的南越軍隊，憑藉美國遺留的武器和資源，仍然進行了數月可歌可泣的抵抗，節節抗爭。但最終，1975年4月30日，西貢陷落，越南被越共政權所統一。
西貢的攻克，不僅標誌著越共政權成功統一了越南，在當時還被廣泛視為共產主義勢力達到新的高峰的標誌。美國等外國的國民及部分越南官民，在西貢陷落最後一刻倉皇撤退和逃亡的影像，似乎象徵著美國與資本主義的沒落。
在西貢陷落前兩周，柬埔寨的紅色高棉也攻占了金邊，朗諾政權滅亡。1975年12月，寮國左翼勢力也占領萬象，取得了寮國革命的勝利，也意味著印支三國全部落入左翼勢力之手。而1970年代中期的蘇聯，其勢力範圍也達到鼎盛，在中東、拉美、非洲、南亞四處擴張其勢力範圍和影響力。而西方各國內部的左翼運動也已持續多年，積澱到了最高程度。此時的世界，真的幾乎就是「赤旗插遍全球」了。
但無論越南自身，還是全球的共產主義事業，都在「西貢攻克/陷落」這一巔峰後極速下墜。其實，北越政權從1945年建立後，控制區域就長期處於戰爭破壞和政治損害下。無論是法軍、美軍的轟炸破壞，還是越共實行的極左經濟政策，都讓越南經濟萎靡不振，沒有大規模發生饑荒僅僅是因為紅河三角洲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而南越同樣遭受各種殘酷的暴力衝突和政治動盪，經濟雖明顯好於北越，但同樣相對其他東南亞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貧窮。
越共占領南越、統一全國後，即在南越強制進行土地改革和所有制改革，全面公有化、集體化，並廢止各種私營企業、沒收資本家財產、沒收地主富農土地。越共政權還把數十萬前南越軍警、公務員、地主資本家等投入勞改營。這極大打擊了越南經濟民生，工農業全告崩潰，國民赤貧化急劇加速，社會動盪不安。數百萬越南人通過乘船等方式「投奔怒海」，前往香港、東南亞、歐美等國，過程中發生各種殘酷的悲劇。
此後的越共當局，決定開啟類似於中國「改革開放」的「革新開放」政策，放棄了曾經堅持的全盤公有制和完全計劃經濟，允許私經濟和個體經營的存在，並在農村允許家庭自耕和副業生產，對外則開放投資和進出口。而「革新開放」的推行已是1986年，取得明顯成果則已到了1990年代及之後。在1975-1980年代中期的約十餘年間，越南經濟幾乎是崩潰狀態。
越共雖然統一了越南全境、贏得了與南越民族主義政權（及背後美國支持者）搏鬥的最終勝利，但對於越南的發展建設、民生改善，其實是輸了。而「革新開放」雖挽回了國家完全崩潰的頹勢，但迄今成就也是有限的。而且「革新開放」恰恰意味著越共放棄了原教旨化的共產主義理想，在堅持一黨專制下實行了實際的資本主義經濟，共產主義則僅僅被作為空頭支票而束之高閣。
而國際共運，同樣在1970年代後半期至此後的十多年裡極速下墜。蘇聯在1970年代的強盛，更多是因為石油經濟的拉抬和舊有基底的迴光返照。1980年代的蘇聯經濟蕭條、民生凋敝，政治上暮氣沉沉、老人政治沉疴日重，社會喪失活力。而整個蘇東集團幾乎均是如此。戈巴契夫曾試圖力挽狂瀾，但反而加劇了內部矛盾，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聳立世界數十年的龐然大物轟然倒塌，以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建立「共產主義天堂」的「艱辛探索」歷程也徹底破滅。
在西方，1960-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左翼運動，也日益消沉。文化上，基督教保守主義復興，人們重新拾起了傳統，而不再想著破除一切；政治經濟上，隨著柴契爾、里根的執政，代表資本主義新模式的「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務實政治也超越了理想主義外交；西方思想界也更多在反思曾經對蘇聯的盲目崇拜、對人道民主的忽視。而弗朗西斯·福山更是提出「民主終結論」，認為世界將普遍採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世界制度競爭似乎已有了最終答案。
而在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日漸消退。在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顯然是拋棄了共產主義，擁抱了務實主義。在拉美，激進的暴力共產革命被社會民主主義的和平抗爭路線取代，「光輝道路」和「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等煊赫一時的左翼暴力組織的勢力逐漸被削弱、逐漸走向沒落。而非洲受蘇聯扶植的若干左翼政權，也逐漸在理論上社會民主主義化，而現實里它們更多是寡頭統治下的獨裁體制（或只有低質量民主）的政權，與共產主義理想本來就大相逕庭。而東南亞曾經火熱的共運，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的左翼力量，被各地民族主義勢力與西方帝國主義聯合絞殺。
最令人唏噓的，是越南的鄰國柬埔寨。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在西貢陷落前夕占領了金邊。但它沒有像越共整體上赦免了南越政權人士（最多只是送進勞改營）那樣相對寬容，而是對柬埔寨朗諾政權大開殺戒，並逐漸擴大到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城市居民、農村富裕階層。在紅色高棉統治的三年多時間內，約150萬柬埔寨人被屠殺，占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而終止屠殺的，是與紅色高棉曾是革命同志、又有國家利益衝突、並謀求地區霸權野心的越共政權。無論是占領柬埔寨的越共，還是逐漸得知真相的整個世界，都震驚於柬埔寨慘絕人寰的普遍性屠殺，驚訝於一些地方的共產主義勢力滅絕人性到如此程度、共產主義理想被挪用和扭曲下造成了如此的惡果。
相對於毗鄰的柬埔寨被紅色高棉幾乎毀滅的慘狀，越共治下的越南，似乎還頗「說得過去」，並沒有大規模的屠殺，政治清洗規模較小且手段相對「文明」許多（大多數只是被要求參與工農業勞動、接受再教育），沒有中國那樣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金家朝鮮相比，政治和社會環境可謂頗為「寬鬆」了。在1980年代中期「革新開放」後，經濟社會更是取得很大發展，成為東南亞的後起之秀。
但根本上，越南的狀況與中國類似，是一個專制國家，國民普遍缺乏政治權利和自由，越共一黨壟斷了各項權力，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被扼殺，政治異見人士稀少且被迫害。而經濟上，雖然越南近年來有了長足發展，民生也得到改善，但仍是世界上較為貧困落後的國家，人均GDP落後於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也低於人均同樣不高的中國。這些年的發展很大程度也是此前殘酷破壞下的補償性增長，並不值得過於誇耀。而越南國民福利保障水平也很差，無論城市鄉村都有大量貧困人口，許多人為求生而移民或偷渡至歐美日港台等世界各地。
而越南經濟上的有限成就，很大程度也恰恰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之上的，而非越共從建立以來宣揚的共產主義理念和政策的成果。而越南經濟發展下貧富分化、權貴貪腐、裙帶關係等醜惡，同樣反映了越共政權並未能阻止各種似乎只有在資本主義或農業專制主義社會下才會出現的醜惡。
那麼，共產主義革命、流血犧牲數百萬人，卻換得這樣的現實，又是為了什麼？對此，有一些越南人在反思。在《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一書中就列舉了不少例子。例如越南作曲家范維就在《兩個軍人的故事》這首歌中泣訴：「在泛紅的破曉，兩名軍人為越南而相殺！為越南而相殺！」而另一在越南更加著名、可謂家喻戶曉的音樂家鄭公山，其作品也在反思戰爭的殘酷無情、對越南軍民的戕害。
而越共軍人出身的作家鮑寧，更是以親身經歷寫出了對越共進行數十年戰爭、死亡枕藉、國家化為焦土，最終卻一無所獲的悲憤控訴。在他的代表作《戰爭哀歌》中，他借小說中士兵的口控訴：「流了這麼多血，犧牲了這麼多人，所為何來？」
另一位女性作家楊秋香，則以女性視角控訴了戰爭的罪惡、越共政權各種行為的殘暴。她的激烈控訴，讓相對開明的越共總書記阮文靈都難以忍受、暴跳如雷，並被阮文靈開除和流放。
而他/她們的反思、疑問、哀痛，也是有良心的蘇共、中共、朝鮮勞動黨等政權中一些有見識和反思精神的幹部、知識分子、工農所思所想的。俄國內戰、國共內戰、韓戰，多少死亡與破壞，各種被冠以「失誤」與「彎路」的慘烈悲劇，所為何來？
越南知識分子的這些反思是可貴的。但這對於越南國家民族，是遠遠不夠的。越南的知識分子如同漂浮在河上的荷葉，的確是生機勃勃的。但大多數越南民眾，則被掩蓋在河面下的濁水中，渾渾噩噩的生活與死亡。而底層的弱勢者的悲苦，則如河底泥濘般不得見光了。血腥的戰爭和殘酷的生存環境，普遍的貧窮和缺乏知識，讓越南人更多是隱忍、沉默、得過且過。這和既享有自由民主又安定富足、公民意識強烈、常年參與社會運動的韓國民眾，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國越戰電影《現代啟示錄》中，借被視為惡魔般的美軍上校科茲之口談到：美軍士兵難以承受戰爭的殘酷，一方面被要求有道德感和責任心，另一方面卻又要他們殺人不眨眼，許多美軍做不到，所以發瘋了；而越南人，可以一邊和家人作為平民一樣正常生活，一邊又可以沒有心理負擔的殺人，甚至砍掉許多接種了美國疫苗的越南孩子的手臂、堆成一堆。
而另一部電影《獵鹿人》中的美軍士兵尼克，被俘時被越軍強迫使用左輪手槍玩「俄羅斯輪盤」死亡遊戲。雖然他和同伴最終殺死越軍、逃出生天，但尼克卻無法從「俄羅斯輪盤」遊戲中掙脫，沉浸其中，最終死於一次「俄羅斯輪盤」遊戲中。而那些經常以「俄羅斯輪盤」戲弄戰俘的越軍，卻不會糾結於這樣的遊戲。無論美軍死去，還是同伴喪生，他們都習以為常。
越南人民軍領袖武元甲在法越戰爭結束後曾說過：「「全世界每一分鐘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萬，成千上萬的人的死亡，為了革命與國家的統一，即使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也算不得什麼。」而後來的對美戰爭，北越從上到下，同樣秉承如此的觀念行事。
越共正是依靠如此的強悍、無情、摒棄同理心，不怕人命的犧牲、不畏美好的破碎、無視一切物質與精神的損耗，生生的熬走了美軍。
這些越南人如鋼鐵般堅硬而無感情，其實是一種精神麻木和道德沉淪。當然，戰爭下他們也只能這樣做，並沒有咀嚼痛苦和心靈反思的條件和平台。美國在越南陣亡4.6萬、受傷15萬，全美國做了無數哀悼與反思，成百上千的經典電影皆取材于越戰相關，深深改變了一代美國人的思想與命運，並影響至今。而越南人，在戰爭中死亡超過一百萬，受傷和致殘者數百萬，國土化為焦土，但整個國家、人民大眾的主體，並沒有普遍而深徹的反思。這恰恰是因為，戰爭對越南人太過於殘酷、物質損耗和心靈毀損過重，如今也普遍沒有擺脫戰爭創傷及導致的國弱民貧。
而越共軍隊及越南人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的確換來了國家的統一。相對於仍然處於分離狀態的中國、朝韓，越南民族在1975年就實現了國家統一的夢想。但由越共統治的越南全境，卻在上演著上述那些悲劇。
而越共統一了越南，也為歷史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謎團：它所推翻的南越威權自由主義政權–越南共和國，在另一條時間線上，如果沒有被北越吞併，是否可能成為韓國那樣的、和台灣香港新加坡並列的、亞洲又一個騰飛而發達的「小龍」？
很多人都以南越政權的腐敗、專制、暴力來否定它。但其實這頗受了中共官方宣傳的影響，以及將西方媒體在越戰期間對南越政權批判誇大後，產生的與事實有很大差距的印象。
事實上，越南共和國（南越）的經濟，一直是好於北越的，在東南亞的表現也屬中游。無論城市的工商業，還是鄉村的農業，都頗具活力。在越南戰爭（從1961年南北衝突擴大化、南方游擊戰活力增強、美國直接介入，至1975年被北越吞併）之前，南越曾經有過經濟迅猛發展的時期。而後來戰爭的爆發和擴大化，對南越經濟造成很大打擊。但即便如此，在美國的資金與技術支援下，南越經濟仍然保持繁榮。這對於一個戰爭期間的國家，已頗為不易。被吞併前的南越經濟繁榮程度，不亞於同時期已開始經濟起飛的韓國。到了1970年代上半期即南越政權末期，南越仍然在保持經濟增長、出口額還有所增加。
而在政治和國民自由度上，南越的確並不算一個充分民主自由的國家，但是它仍然有著其他任何列寧史達林式國家多的多的自由，以及民主的基本框架。相對於思想單一、文化凋敝、國民整齊劃一的北越，南越公民起碼西貢等大城市居民權利自由都得到一定的保障，社會環境寬鬆。雖然吳廷琰時期曾殘酷鎮壓佛教徒等群體，但並非對所有公民一律高壓，且在吳廷琰死後鎮壓力度就大大減少。而南越政權強烈的軍人專制特性，很大程度也在於它處於戰爭期間的不得已。
南越的一切和同時期的韓國相比，基本都不遜色甚至略好於韓。尤其考慮到南越處於戰爭狀態、大面積的國土被游擊隊控制，能做到如此程度，南越政權中的政治家/政客、軍人、技術官僚，基本都是盡了力。而1975年北越入侵後，南越軍隊並沒有像中國的國共內戰中國民黨那樣，除了遼瀋和淮海戰役外皆普遍不戰而降，而是堅定的打了下去，從順化、峴港，到春祿、邦美蜀，與北越軍血戰、節節抗擊直到西貢陷落。
這些都說明了，南越也算一個頗有骨氣的政權，成員也是人才輩出。「人才輩出」並非諷刺而是真言。如今的國人總是以成敗論英雄，加上當事人本就有的污點，於是無論吳廷琰及其弟弟吳廷瑈、弟媳「瑈夫人」陳麗春，還是阮文紹、楊文明、阮高祺等南越政治人物，被鄙夷的似乎一無是處、猥瑣狼狽。但其實，如果和韓國那些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如朴正熙、全鬥煥、白善燁等相比，未必就差到哪裡去。如果南越沒有滅亡，這些政治人物及其後繼者的大戲，也會引人入勝。而其他許多知識分子、勞工、婦女，也都會在有一定自由的環境下脫穎而出，各展風采、在歷史激流中揮灑與激揚。這些風雲人物也會讓北緯17°線以南的越南有著與當今不同、但幾乎必然更加繁榮和多樣的面貌。在經濟、民生、政治、社會文化上，即便不如韓國，也幾乎一定是遠好於如今越共統治的整個越南。開放社會，無論如何都勝於極權壟斷。
但是，北越的吞併、越共的統治，讓這一切只存在於假想之中。如今包括原南越統治區在內的整個越南，都籠罩在越共政權的巨手下，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幾乎為零，政治民主也流於形式。經濟上一定程度的發展，只是讓人們沉浸在紙醉金迷中。這與中國頗是類似。越南自古稱為「小中華」（包括自稱和被稱），本是指其傳承了漢文明的溢美之詞，如今卻諷刺的象徵著它是一個縮小版的中共中國。極權的壟斷和制壓，摧毀了多樣性與活力，即便仍有許多俊才英傑，也早已入了越共「彀中」，成為官僚、打手、御用文人。官辦的工會和婦女組織，並不能充分捍衛她/他們的權利，更無法給她/他們帶來自由解放。
當然，如果和金家朝鮮相比，越南還是讓人欣慰。這也要歸功於胡志明、阮文靈等越共領袖個人的品格和政治選擇。越南人民，仍然還有一定自由，還能奔向世界謀求出路。它的今日仍然不算暗淡，未來也還有希望。
而越南和韓國相比，當然在政治、人權、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皆完全不在同一層級。韓國僅有半島半壁、民族骨肉分離，但其繁盛比肩美歐日；越南國家一統，卻反而將全國都罩進極權牢籠。「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民族的命運，就是這樣的悲辛和複雜。
而北越之所以能一統南越，也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強烈的反戰思潮、人道主義價值觀頗有關係。越戰的殘酷通過影像、文字、口口相傳，讓二戰後生活在相對和平幸福中的美歐民眾產生強烈的反戰情緒。他們既不想看到美軍的死亡，也不想美軍殺戮越共在內的越南人。「要做愛，不要作戰」，強烈的反戰聲音與當時美歐的民權運動合流，最終促成了美軍的撤出。
這的確讓美國人不再於越南流血和死亡，美國人也不再殺戮越南人。但這導致南越政權喪失了依靠，越共政權才得以一統越南。當時的越共領導人黎筍之所以敢撕毀於1973年簽訂的、尊重南越主權的停戰協定–《巴黎協定》，很大程度就是因為其知道美國人普遍憎恨戰爭，不願再重新捲入越戰泥潭。黎筍的判斷顯然是正確的。而隔壁柬埔寨朗諾政權倒台、紅色高棉攻占金邊，同樣和反戰浪潮下美國戰略收縮、放棄了對扶植的右翼政權支持有關。
而那些反戰人士，歡欣鼓舞於反戰運動的勝利，卻忽視了美軍撤退後，被極權勢力侵略的國家國民的悲慘。越南的勞改營和「投奔怒海」的路途上，數十萬人悲慘死去，許多家庭骨肉分離。專制與貧窮籠罩下的越南，民眾之苦不亞于越戰期間。而社會的多元性和思想文化發展，更是夭折和毀壞。而越南鄰國柬埔寨，更是發生了紅色高棉將占人口總數四分之一的約150萬國民「自我屠殺」的驚世悲劇，死亡人數超過美軍在中南半島造成的死亡總和的數倍（且美軍殺死的大多數是武裝部隊，平民只占少部分。越共和柬共殺害及致死的大多數是平民，還有一部分是已放下武器的軍警）。
而專制極權統治國家後，不談這些在特定時期的屠殺，其種種日常暴行直接和間接造成的國民生命喪失、權利被剝奪、言論被鉗制、社會失去活力和多元性，種種人權損害造成的損失，更是巨量而難以計數。
還有，西方進步人士、左翼分子，總是對越共等標榜自己為社會主義、被壓迫民族解放者的左翼力量抱有好感，將他們視為對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大國霸凌的正義力量。他們卻忽略了越共、柬共等勢力的極權屬性和暴力特徵，其所作所為比美國和法國等殖民者更加殘暴，權力壟斷和社會控制更是遠甚於南越威權政權、柬埔寨朗諾軍人政權、寮國王室政權等右翼專制政權，與美歐的民主與開放程度更是完全無法比擬。
越共柬共等勢力固然扮演了反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弱勢抗爭者角色，但其對待國民的殘酷程度卻遠勝於還將一些人道和底線的歐美、有一定社會自由的右翼政權。而知識分子則相對更加喪失自由和悲慘。如西方左翼思想家薩特，就支持包括越共在內世界各地左翼勢力的反帝反殖運動，可他在越南的朋友陳德滔，卻被越共政權迫害，折磨的死去活來。而西方著名左派思想家喬姆斯基，還曾經為紅色高棉各種暴行辯護（還一度非常懷疑紅色高棉大屠殺的真實性），認為紅色高棉相對美國是弱勢者，一些暴力行為是美國霸凌所逼、應該被同情和寬容。可紅色高棉種種屠殺行為遠超防衛外敵和內患的必要限度，且其屠殺對象大多數都是平民包括老弱婦孺（且99%以上為本國人）。在柬埔寨人民面前，紅色高棉才是強勢的統治者、霸凌者、屠夫。他們也並沒有為民族帶來解放，人民反而被套上了更沉重的枷鎖並以各種悲慘方式生活和死去。
西方進步人士對越共柬共的同情支持，與其對蘇共、中共、朝鮮勞動黨等勢力曾經的支持同情，是類似的邏輯，也陷入了相同的誤區，造成了雷同的惡果。這些西方左翼勢力尤其進步知識分子，本心的確是好的，但客觀上卻成為了披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外衣的各國殘暴集團奪取權力、戕害人民的幫凶。
美歐反戰人士和左翼勢力的呼喊和對美歐本國政權的抗爭，雖然讓短時間內的美國人、越南人、東南亞各國人，都避免了一些因戰爭、國際衝突、外部干預造成的死亡和痛苦，還讓越南實現了國家民族統一，但卻讓千千萬萬中南半島的人民淪陷於極權，「短痛」變成「長痛」。而這些邪惡政權的存在，也成為世界自由民主、和平進步的巨大威脅。
而由民主自由勢力主導的民族統一，只有西德對東德的一統。哪怕其分離也持續數十年，期間多少多少苦難與哀傷。一堵柏林圍牆，多少人為穿越它而殞命其旁。所幸的是，1989年柏林圍牆被萬眾推倒，次年兩德統一。這既是民族情感與凝聚力的勝利，更是自由民主的勝利。
而朝韓、中國，何日實現民主統一？已統一的越南，又何日能夠實現民主化、保障國民自由和人權呢？現在並沒有明確的答案。相反，如今的世界，進步浪潮退去，保守民粹大興，中國的政治更是極速倒退。這樣的情勢下，中國、朝鮮半島、越南，都難以實現全境的自由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