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4日晚，華格納集團的成員準備從南方軍區總部撤出，返回他們在俄羅斯頓河畔羅斯托夫的基地。6月24日，克里姆林宮稱，派遣戰士推翻莫斯科軍事領導人的叛軍僱傭軍領導人葉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將離開俄羅斯，前往白俄羅斯，作為避免「流血事件」協議的一部分，針對他的刑事指控將被撤銷。
前美國國務院首席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在台灣《自由時報》撰文說，俄羅斯兵變觸及習近平心病，因為中共領導人一直擔心軍隊造反。
他說，中共歷來最擔心三變，即政變、兵變和民變。兵變可能性因華格納事件被人津津樂道，反而頗具啟發和發酵功效。這正是中共悚人心寒之處。余茂春現為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及2049計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余茂春說，共產中國的國運與莫斯科向來有十分緊密的聯繫。在6月底，莫斯科—北京之間的「不死之情」又有了新的戲劇性發展。俄羅斯總統普京遇到了他統治廿餘年來的最大危機，由俄國出兵出錢豢養的華格納僱傭軍團發起兵變，由該集團的頭子普里戈津領頭，攻占俄國南部戰區司令部，長驅直入莫斯科，嚇得普京政權心驚膽戰，倉皇應付。
余茂春還說，這次兵變雖然發生在幾千公里之外的俄羅斯，但對中共政權來說，也非常具有震撼力。
「它多多少少打破了中共統治集團的心理平衡，啟動了一些中共制度性的不安和恐慌。」余茂春說。
三個因素導致中共極端害怕兵變
余茂春表示，對俄羅斯六月兵變，中國共產黨是極端地敏感和萬分小心，看在眼裡，急在心裡。
根據他的分析，首先，華格納兵變更加加深了中共對黨指揮槍這一個核心原則的絕對信仰和執行。在華格納兵變發生之前的幾個月，中共的軍事專家和政府分析人士就公開指出，俄羅斯與僱傭軍這種特殊關係的危險性，他們認為，一個專制政權如果不對國家之內的所有武裝力量施展絕對的控制和指揮，遲早會出問題。
按照一些中共內部分析人士的說法，俄羅斯軍隊之所以在烏克蘭戰爭中表現差強人意，敗績累累，其根本原因是俄羅斯軍隊沒有像中共軍隊那樣，在部隊的各個層次安插政治委員，來保證軍隊對國家和領袖的絕對忠誠。所以，華格納兵變對中共最大的一個教訓，就是一定要進一步加強軍隊中的政委制度和洗腦灌輸，在中國境內絕對不能有合約性質的僱傭軍事力量。
其次，華格納兵變也觸及到習近平的一塊心病，就是軍隊造反的可能性。在俄羅斯，普京本人在體制內還是比較有聲望的，華格納兵變的主要目的是所謂的「清君側」，打擊目標集中在普京身邊的俄國國防部長和俄軍總參謀總長，並沒有直接指向普京本人。
但是在中國，在習近平執政的十多年來，對軍隊高級軍官的清洗，在中共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習近平把他前任的將近一百多名中共高級將領和部隊領袖，毫不留情地加以清洗和整肅，關的關、殺的殺。
在進行大規模軍隊清洗的同時，習近平還以對他的忠誠為主要標準，提升了一大批在意識形態上信得過，但並不見得技術上優良的高級將領擔任軍中要職。即使這樣，他還不斷武斷地撤換、調離戰區指揮官，以防萬一。因此，在這種生存環境下，中共歷來最為擔心的三變中，即政變、兵變和民變，兵變的可能性也因為華格納事件而更為人津津樂道，頗具啟發和發酵之功效。這正是令中共悚人心寒之處。
第三，華格納兵變差一點另立中央，建立了獨立的武裝根據地，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一種可能性。因為一旦有了跟現政權不一樣的另類選擇，中共非常害怕深受自己打擊而對自己不滿的武裝力量，會大規模跳槽譁變。在中共軍隊的歷史上，發生這樣的事件是常見的，往往是一有另類選擇的機會，就有大批官兵出走敵營。
在朝鮮戰爭（也稱韓戰）期間，中共不少的前線作戰官兵，一有機會就臨陣脫逃，轉變立場。在戰俘自願甄別的原則下，總共兩萬一千名中共戰俘中，有三分之二拒絕回國。所以在歷史上，防止中共軍隊官兵叛變和逃跑，一直是軍隊工作的首要任務。
「華格納兵變，真正觸動了中共一根非常敏感的神經。這方面的工作和算計，一定會在解放軍（中共軍隊）各部門中更加深入和加強。」余茂春寫道。
他推斷說，中共一定會和普京一樣，至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絕對斷絕軍中所有高級軍事人員與外國同行的職業交往和聯絡，以防外國勢力對中共軍隊的所謂「顏色革命」。
「當然，中共在這方面一直神經質，對自己的將領和外國同行的任何正常交往都絕對敏感。」余茂春說，「當年彭德懷當國防部長時，對這一點認識不夠，自以為與莫斯科的同行有深厚的職業關係而自傲，結果遭毛澤東懷疑而惹下殺身之禍。」
「對於美國來講，認清這一點，就不會對建立美中軍事熱線的前景抱持羅曼蒂克的幻想。」他補充說。
余茂春表示，毛澤東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這種俄國人送來的毒性劇烈的精神污染，危害中國人民長達一個多世紀，至今仍然未有解毒的跡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