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國者》是近年來少見的紀實間諜小說，而且是出自作者長期調查、訪問相關人士所寫成的作品。
媒體工作者李志德的間諜小說《叛國者》在月前問世之後，引起熱烈的迴響，特別是該書是以1990年代軍情局所執行的「少康專案」為藍本所改編，重新喚起公眾對於當年台海諜戰的回憶。
對於情報事務的討論仍然不足
《叛國者》是近年來少見的紀實間諜小說，而且是出自作者長期調查、訪問相關人士所寫成的作品，在媒體界甚少涉足的情報領域上，突顯出獨特的價值，跟稍早資深媒體工作者范立達跟調查局退休官員劉禮信合著的《調查員揭密》，以及張友驊探討早年情報系統傾軋的著作《綁架蔣經國?!情治首長的背叛與奪權》，可以說是台灣媒體界在近年來情報領域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但是台灣媒體界在促進情報事務討論的空間上，仍然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雖然媒體對於情報事務時有報導，卻一直是零星而片斷的，較多的部分是回顧過往的情報事件和退休情報人員的事跡，比如說「少康專案」、2006年軍情局官員在越中邊境遭綁架事件、以及更早期的情報界歷史等等。可是對於情報界的現況，乃至於未來前景，則甚少為媒體界所討論，公眾不容易透過媒體了解今日的情報界，更不用說了解情報界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如何面對日新月異的未來情報世界。
國外媒體這樣討論情報事務
相對於台灣媒體界，國外媒體，特別是歐美日等國媒體對於情報事務的報導則深入得多，也積極得多。
以美國為例，著名記者鮑勃·伍德華(Bob Woodward)在1987年描寫凱西(William Casey)執掌中情局時期的《帷幕》(Veil)以及長年報導美國國安局的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就是典型的例子，至於其他媒體工作者對於美國情報界的專題報導、專書、電視紀錄片等等更是汗牛充棟。
在英國也是如此，BBC製作關於情報界的電視紀錄片、播客、甚至可以在採取保護措施前提之下採訪現職情報幹員，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即使是相對保守的日本，主跑情報領域的媒體工作者們針對單一情報事件或綜覽情報界現況、探究情報界過往的作品在所多有，如探討中情局跟戰後日本政界、情報界關係的《秘密のファイル―CIAの対日工作》、概述當前日本情報界的《日本の情報機関―知られざる対外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全貌》、敘述俄國武官吸收海自軍官事件的《ドキュメント秘匿捜查・警視庁公安部外事1課スパイハンターの344日》等著作，就是出自春名干男、黑井文太郎跟竹內明等日本媒體工作者之手。
身為公營媒體的NHK也同樣製作過探討日本情報界的電視紀錄片、報導日本情報單位的內幕、專訪卸任情報首長北村滋等等。
NHK也同樣製作過探討日本情報界的電視紀錄片、報導日本情報單位的內幕、專訪卸任情報首長北村滋等等。（網絡截圖）
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評比跟這些國家相若的台灣媒體界，面對、處理情報議題的廣度、深度跟這些國家同行相比，高下立判，實在讓人感嘆。
媒體界報導情報事務仍然受到局限
無庸諱言，議論情報事務，特別是本國的情報界在台灣的媒體界依然是相當敏感的，過往《壹周刊》報導國安密帳遭到國安局方面施壓、搜索，撰稿記者謝忠良被監聽長達兩年五個月，《中時》記者呂昭隆回憶當時報導國安密帳的壓力等前例，在在讓媒體界感受到處理相關議題的風險。
再者，今日媒體界的淺碟化現象讓媒體界疏於針對情報事務進行深度的調查報導，再加上耕耘情報事務議題的媒體工作者始終是少數，只能靠少數資深記者勉力支撐，使得這方面的議題不容易開展。
而情報界的封閉文化及內規，使得不少情報人員在退休之後仍對於媒體界的採訪有所遲疑，必須靠主跑相關領域的資深記者以自身的人脈、關係，以及長期的時間洽談，才能讓相關人士願意在有限的範圍內談論內情，從前述記者范立達回憶當時跟調查局退休官員劉禮信洽談回憶錄的過程，就可以看到這種內規束縛的影響。至於現職人士的敏感度就更高，即使是作為情報機構門面的情報首長，都少見接受媒體採訪，以國安局為例，國安局長蔡明彥日前接受網絡直播節目訪問是罕見的情況。
《壹周刊》報導國安密帳遭到國安局方面施壓、搜索，撰稿記者謝忠良被監聽長達兩年五個月。（圖片截至TVBS網站）
在前述因素的局限之下，當國防議題成為今日台灣媒體界熱議焦點的時候，跟國防議題同等重要的情報事務，卻始終未能得到媒體的重視，更不用說進行深入的報導。
台灣媒體界應該要更重視情報事務
如前述，當今日公眾對於國防事務的重視，讓相關議題成為媒體熱議的焦點時，對於國家安全同等重要的情報事務，繼續被台灣媒體界視為冷門、甚至敏感的領域，而未能得到同樣的關注，是令人遺憾的現況。
事實上，從本文開頭所提到間諜小說《叛國者》等著作在書市及口碑的熱烈反響，證明相關議題並非一般所認為的那樣冷僻、乏人問津，只要媒體界有心者積極的耕耘跟探訪，是可以在這方面的領域得到豐碩的成果。
至於台灣情報界在面對媒體界報導情報事務上，不應該被動、消極的因應，更不應該以「一切都是國家機密」的舊有心態規避媒體界的報導，相反的，應該把媒體界的報導視為督促自身進步的動力、形塑自身形象的助力以及作為跟公眾溝通的橋樑。
因此情報界應該思考重新檢討退休人員出回憶錄、迴避採訪的內規，重新制訂兼顧公眾知的權利、言論自由及維護機敏資訊的界線，讓相關人員及媒體可以依循遵守。再者，情報界應該思考比照國外同行的作法，放寬面對公眾的開放度、讓情報首長作為情報機構的門面接受媒體訪問，將媒體視為爭取公眾支持的助力，同時重塑情報界的形象。
結語
筆者深切的期盼，台灣媒體界能夠引領情報事務議題的討論，讓公眾更重視情報事務議題，讓台灣社會不再對於情報事務抱持隔閡及疏離感。更期望情報界思考調整態度，以更開放的心態面對媒體界，為情報界、媒體界、公眾及台灣國家安全創造共贏的契機。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