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rdan Schneider(J)&Stephen Kotkin(S）譯蘇利文
史蒂芬·考特金是他這一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對於那些對共產主義抱有病態迷戀的人來說，他是最接近羅伯特·卡羅的人。他最出名的著作是史達林傳記的前兩部分。《磁山》、《避免世界末日》和《非文明社會》也是必讀經典。
史蒂芬對中國抱有濃厚的興趣，在過去幾年裡，他的《話中國》時事通訊打開率達到了96%。
習近平最糟糕的惡夢
J：我想先給你讀一些習近平的名言。讓我們從2013年開始：
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史達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為什麼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蘇聯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解除了黨的武裝。出來幾個還想挽救蘇聯的人，把戈巴契夫弄起來，沒搞幾天又被反過去了，因為專政工具不在他們手中。葉爾欽站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衷，保持所謂「中立」。最後戈巴契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S：他是對的。他一生都致力於防止這種情況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發生。這是他最關心的問題；他不斷地灌輸給黨的幹部。[習2007至2013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在中國黨校，有兩門學科絕對占主導地位。其一是所謂的美國衰落論——即美國正在墮落，美國是一個過氣的大國。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越來越多的黨員幹部認識到了這一點(這要歸功於川普政府中的馬特·波廷格，以及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這對他和習近平都產生了不利影響。但我們須等待事態的發展)，意識到關於美國衰落的教導是荒謬的。
而另一大課題——實際上對他們來說更重要——怎樣避免蘇聯的崩潰在中國重演，因此他們對蘇聯崩潰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全方位地研究，確保這種情況不會(在中國)發生。這是習近平的終身使命，[也是]黨校的重大課題——這也是為什麼我的著作被盜版並翻譯成中文的原因之一，至少被一些人當作研究的文本。
J：我們來談談《非文明社會》。你在書中提出的觀點：西方認為持不同政見者和邊緣人群是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實際並非如此——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政權的崩潰並不一定需要知識分子或廣泛的公民社會來推動。事實上，這個體系可以迅速自行崩潰，幾乎象是銀行擠兌式崩潰一樣快。
請詳細闡述一下，然後把它應用到今天的中國。您認為20世紀7、80年代的蘇聯和21世紀20年代的中國有什麼相似和不相似之處？
S：必須承認持不同政見者的勇氣常常令人驚嘆和鼓舞人心：這些人願意承受被驅逐、被迫流亡、被監禁甚至更糟糕的後果，因為他們代表著自由，反對政權的專制和對公眾的統治；看到這些人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
但共產主義的主要威脅是共產主義本身。這就是它(體制)的悖論。
共產黨是列寧主義組織。如果你研究中國問題，很可能多年前你讀過弗朗茨·舒爾曼的書(那是菲利普·塞爾茲尼克《組織武器》的改編版)，它是我研究所有列寧主義政權的重要參考書之一，包括中國政權。[J：在錄製這次採訪後我讀了這本書，可以確認它非常棒。]
列寧主義政權最顯著的特點是同時具備全能和脆弱的特質。黨是無所不在的，它籠罩著每一個機構、每一個組織——無論是在國家官僚機構、軍隊、教育系統，還是在中國的准私人領域。現在很難確定如何稱呼它——我們正遵循巴里·諾頓的重要觀點，稱之為「CCP Inc.」，即中共集團。
但無論如何，黨是統治的重要武器。然而，與此同時，你不能是半個共產主義者，就像你不能是半個孕婦一樣。所以黨要麼壟斷，要麼開始瓦解。沒有政治改革的平衡點。
(比方說)讓黨內開放，開始說，「好吧，讓我們在黨內開展辯論，讓我們開放一些。甚至可以在黨內進行一些競爭性選舉。」結果會如何，喬？結果是一些人站出來說：「我不想要共產黨。我要另一個政黨。」黨的官員會說，「不，不，不，我們不允許那樣。我們只允許黨內辯論。我們要保證共產黨專政；我們只是稍微自由化一些。」
我們在1956年的匈牙利看到了這一點。我們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所謂的「布拉格之春」)看到了這一點。我們在戈巴契夫的改革中也看到了這一點。正如列寧的傳人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所說，他是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當時他正密切關注布拉格的杜布切克，獲得的情報稱那裡體制在解體，因為杜布切克試圖重新振興、自由化、開放的共產主義，同時保持黨的統治。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改革是反革命」——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自我解體。我們也經歷了戈巴契夫時期——開始政治改革，它停在哪裡？因為人們不斷地推動，直到他們走出共產主義的統治。
因此，你面臨選擇。你可以結束政治改革，採取打壓手段，宣布：「我們要把這個妖魔塞回瓶子裡，不再進行政治改革。」或者，你可以讓事情繼續發展，相信「它最終會成功——只是比我們預期的更加混亂一些。」戈巴契夫忠於自己的信仰：他相信人性化的共產主義；相信改革的可能性；相信一個自由化的共產黨統治體制——結果，他毀滅了蘇聯的共產主義。
由於黨凌駕於蘇聯聯邦制度之上(蘇聯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有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還有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它們都是聯邦的平等成員)，但黨是一個具有軍事紀律性的金字塔，在實踐中取代了國家的聯邦制。一旦黨因為戈巴契夫試圖在政治上開放而解體，就失去了蘇聯的中央集權國家體制，得到的是自願的聯邦制，聯邦內的各個成員也決定退出——就像許多人希望擺脫共產黨統治一樣。
習近平現在正回顧這段歷史，如若出現什麼「人性化的共產主義」、共產黨的政治開放，那將意味著體制的解體，那是絕對不允許發生的。
這正是塞爾茲尼克所說的「組織武器」(借用列寧的術語)的悖論。這就是列寧主義體系的悖論：既全能又脆弱，不存在政治改革的平衡點。因此，對我們來說，中國若出一個戈巴契夫那將是救贖，因為他有可能推翻這個政權。而對習近平來說，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防止。
如果你更深入地思考一下：他們可以開放經濟，實行經濟自由化。順便說一下，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列寧時期就這樣做了，他們開放了經濟，允許合法的私人市場和市場行為；被稱為新經濟政策(NEP)。然而，從未進行政治上的新經濟政策——他們沒有開放政治體制；事實上，正如我所說的，他們加強了政治體制，並在一段時間內嘗試了市場經濟。但他們是共產主義者，所以市場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手段。一旦國家不再挨餓，一旦經濟穩定下來，史達林就會再次取締市場和私有財產。因為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基礎不能是資本主義的，而政治體系或上層建築不是共產主義的話根本無法存活。因為基礎(社會經濟關係、生產資料、誰控制它們)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決定性的。
現在，有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這是新經濟政策的另一種版本。共產黨仍然壟斷權力，沒有所謂的政治新經濟政策。當然，最終出現過一些村莊選舉；現在也已經消失，原因很明了，它們威脅到了共產黨的統治。
所以一直以來，我在觀察中問自己：「在共產黨領導層開始感到其統治地位受到威脅之前，能走多遠？」因為財富的積累——獨立的、私人的財富——就是權力的積累。因此，即使你不堅持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即使你只是出於實用主義的驅動，富人仍然擁有很大的權力，從而威脅到共產黨的統治。
因此在某個時刻，我想他們將再次打壓私營部門，因為共產黨會感到私營部門正在威脅到他們對政治體制和公共領域的統治。當然，他們需要私營部門來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和就業創造——但私營部門也是一種威脅。所以你會看到開放和壓制的循環；這是可預期的動態——再次強調，你不能是半個共產主義。
[中共]政權在行動上存在限制，因為它不想主動放棄權力。因此，它可以運作的空間(它能容忍多少私營部門以及何種類型的私營部門；它是否能在政治上開放，包括放寬審查制度等等)，都受制於政權的性質、組織武器和體制的力量。
如果將這些因素綜合起來，結果是對於共產主義政權來說，每一天都存在危機。而在我們這些民主、法治體系中：我們可能會擔心某項政策、某個常規被破壞；或出現這個或那個政治人物——但我們能夠應對最瘋狂、最無能、最腐敗的政治人物；因為我們的[制度]是建立在堅韌的規則基礎上的。
回應你引用的習近平的話：對於他們來說，每一天都生死攸關，因為如果他們放得太開，整個體制可能會解體。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我們(美國)可以加速這個過程，可以影響這個過程。
習近平和普京對美國最大的擔憂不是北約擴張，而是所謂的「顏色革命」，他們擔心「民主」、「西方價值觀」、「法治」、「普世人權」滲透到中國的公共領域、滲透到人們的意識中並傳播開來，從而引發要求政治體制開放的呼聲。
他們不得不每天面對這個問題：盡力獲得全球經濟的利益，引進技術、外商直接投資和加強貿易聯繫，確保對中國經濟的依賴關係，這些都是他們能夠操控的——但是當他們這樣做時，思想、價值觀和實踐有時會隨著技術和外商投資一起到來。因此，這是一個非常難以日常管理的命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此非常擔憂，你知道嗎？他們擔心得沒錯。
真正的威懾：威脅共產黨的統治地位
J：您之前說，通過創造政治替代方案的可能性來發揮槓桿作用。你能詳細解釋一下嗎？
S：當然可以。通過創造政治替代選擇的可能性來施加影響，像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專制政權往往更擔心對其政治權力的威脅，而不是經濟方面。
這些政權可能很無能，他們可能在各個方面都失敗。他們可以在半夜撤銷「清零」政策。人們可以看到他們有多無能。人們可能會遭受後果——無論我們估計有多少易受重開政策影響的弱勢人群的死亡人數——但只要他們能壓制、否認所有政治替代選擇，他們就能保住江山。因此，與所有這些政權的遊戲就是在政治領域中培養、造就可能的替代選擇。
這就是我們的切入點。還有，你必須擁有他們害怕的軍事能力；你必須擁有其他手段，可以潛在地使用，可能具有強制性，但也只是作為一種威懾，以使他們可能採取違反國際法或他國主權、自治島嶼主權的行動前感到恐懼；是的，你必須在軍事和經濟上威懾他們。
但威懾終究是一種政治主張。如果你從他們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刮掉幾個百分點，他們可以接受。他們不是私募股權大亨。習近平自己也會削減GDP增長目標。但如果突然出現了一個可行的替代政治體制——一種以法治為基礎、自治的體制，擁有真正的選舉，黨不再統治一切——這會讓他非常害怕。而這正是我們的力量和影響力所在。
可以從香港例子中看到這一點。香港對這個龐大的大陸有多大威脅？香港是英國送給中國的一份珍貴禮物。回顧1945年，當時日本占領著英屬香港，但日本已經戰敗——美國宣布香港應該歸還給中國，而不是英國；英國說：「不，中國人不能拿回香港。我們要把香港重新要回來。」美國試圖挽回面子或妥協，但英國對除了收回香港以外的任何事都不感興趣，他們順利奪回了香港。
蔣介石能在英國人之前收回香港嗎？也許可以，也許不可以，這取決於他複雜的軍隊部署，因為他對滿洲的關注，以及對美國空運力量的依賴，這些都是你知道的變量。
關鍵在於英國的堅定不移，而不是在這一刻表現出的妥協態度，意味著香港沒有歸還給蔣介石，也意味著它在1949年也沒有歸屬毛澤東，意味著香港作為一個受英國控制的國際金融中心得以發展，以法治為基礎，資本分配基於市場標準，而不是政治標準、裙帶關係或共產黨決策。
你看看鄧小平，看看現代中國故事，看看中國的奇蹟——人們問我：「為什麼戈巴契夫沒有像鄧小平那樣做？」我回答他們：「香港問題發生時，戈巴契夫在哪兒？」不僅僅是來自日本和台灣的外國直接投資和技術轉讓流入中國，而且還是通過香港輸送。這是關鍵變量，關鍵手段。
當租約到期時，英國將其歸還給了中國。後來事實證明，這個地方非常有價值。換作我可不會這樣做，再次強調，我可不是掌權者。
我們在香港看到一個對中國有利的制度。它為北京的共產黨政權提供了巨大的價值。當然，街頭有抗議，呼籲民主，有真正的選舉——這些是中國大陸沒有的東西。它對中國政權有多大威脅？客觀上很難衡量——但主觀上，它意味著一切。它只是個小瑕疵——它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土上的另一種政治制度。那麼它能持續多久？直到習近平決定它不再持續。我們見證了這一點。
這種政治上的另類故事，這種能夠想像一個成功、自由、自豪的中國——它並不是某些外國操控的結果。事實上，它是一個國內創造的中國願景。這正是我們可能介入並發揮作用的地方，我們努力在習近平和那些試圖保護自由和國際秩序的國家以及自治島嶼之間建立威懾。
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的死了嗎?
J：你提到塞爾茲尼克。2023年人們還應該讀哪本關於蘇聯或共產主義研究的經典書籍，你希望今天思考中國問題的人能夠認真對待?
S：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我們過於關注中國的政治體制，並認為它是由列寧主義體系演變而來的。因此，我們有許多很好的關於中國的著作，設想中國已經超越了列寧主義。然而當我們發現列寧主義體系從未消失時，問題就出現了。實際上，他們正試圖強化這一體系，恢復其活力和能量——但並非通過政治開放，而是相反，通過強硬的列寧主義，通過史達林版列寧主義和毛澤東版列寧主義。
是時候回歸那項工作了。現在是時候回到我們認為已經完成的工作，由我們的領域(中國研究、共產主義研究、蘇聯研究)所產生，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價值，儘管你們了解這所有的變化。
然而必須同時認識到，意識形態的故事更為複雜，無論是那些對其不屑一顧的人，還是現在說它重要而回歸的人。列寧主義體系並不完全決定政策或意識形態。是的，它在政治改革方面限制了行動的範圍（除非你想自殺）。但它並不決定你對X、Y和Z的政策是什麼——這些是在利益集團之間競爭中決定的，在領導人的偏好中決定的，在他們所處的國際環境中決定的（這個環境對他們的願望或目標是有利還是有害的？）
因此，理解動機和決策制定的複雜性，意識形態的作用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程度是一項挑戰。在舊文獻中，對此過於簡單化或不予重視，有人說這是犬儒主義，而非意識形態。
無論是前瞻性的思考還是回顧性的觀察，理解這類事情很重要的一點是：當你思考馬克思列寧主義(即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時，它有兩個基本方面需要了解。
其一是反資本主義：意味著市場、私有財產、僱傭勞動（或馬如克思所說的「僱傭奴役」）——這些不僅僅是剝削，而且從根本上說是人性或人道意義上的異化。這比不平等更糟糕，比剝削更糟糕，它是對人類精神的根本破壞和異化。反資本主義是深刻而根本的；因此，你超越資本主義的方式(在黑格爾、辯證法、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是通過消除私人利潤，消除合法市場，在一段時間內消除僱傭勞動——因為你認為通過消除所有這些事物，你將去到另一個世界。當然，這導致了經濟的完全國家化和所謂「計劃經濟」中的激勵問題——如你所知，這不是計劃，而是對稀缺資源的國家化、集中化配置，使資源更加稀缺。
除此之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反帝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反帝國主義意義同樣重大。這是一種觀念，認為西方——西方勢力、西方國家，主要是當時的歐洲（如今的西方概念涵蓋了更廣泛的範圍，不僅僅是地理上的）——是邪惡的，因為它是帝國主義的：它侵占其他國家，終結了所謂第三世界的國家主權，實施了直接統治式的帝國主義；有時還會採取間接統治的形式——他們通過經濟或外交政策迫使你做某些事情，而非直接統治你的領土。當然，在中國也發生過這種情況，他們稱之為「百年國恥」。
因此，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組成部分，而這兩個組成部分可以有強有弱。你可以減弱反資本主義，但實際上加強了反帝國主義的地位。有些人認為（我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一段時間內因為反資本主義的減弱而消亡了。但是，反帝國主義從未消失：你可以說它在一到十的刻度上一直是十一的水平，甚至可能達到了十二。因此，反帝國主義意味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未真正消失或消亡——即使你允許在這個體制的思想或教學中，反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減弱。因此，你可以去黨校，也許他們會教你致富並利用資本主義來鞏固中國的國家地位，但他們從未放棄過那個關於百年國恥和反帝國主義的敘事。
如今我們看到了一種反資本主義的復興版本：並非完全摒棄市場，而是馴服市場；並非讓市場主導，而是讓市場完全順從黨的統治。這適用於黨認為最重要的領域，就像列寧曾經稱之為「制高點」的那些個問題（在某些情況下，中國可能不會用「制高點」這個詞；但在黨校你會聽到這樣的詞彙）。
這就意味著，例如，公共領域（教育、青少年社區、科技公司）以及私人教育、輔導等一切與價值觀，對控制公共領域中被允許的事物有關的事項，都將成為「制高點」。當然，科技超級大國的領域，例如人工智慧和生物科技，也將是「制高點」；此外，他們還可能將自然資源視為「制高點」，因為這涉及到巨額現金流和腐敗以及權錢交易的可能性，這是共產黨統治通常喜歡的。
當你把所有這些因素放在一起時，就會發現共同富裕的理念之所以引起共鳴，是因為它紮根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公正和公平觀念——「資本主義是邪惡的」，「資本主義造成不平等」，「資本主義產生各種不公正」；部分原因就在於此。
也正因如此，你可以看到(黨)甚至可以復活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一面——它們可以賦予其新的生命力——不必完全消除市場，而是讓市場為他們服務。
畢竟，新經濟政策(再次引用列寧的觀點)並非目標本身：他憎恨資本主義、市場和私有財產；它只是達到目的手段——當這種手段不再為達成目標服務時，可以堅決摒棄它。
我們現在看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從未消失，因為其中的反帝國主義部分(這是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我們所說，反資本主義隨時可以被復興或重新煥發活力（取決於如何看待它，認為它曾減弱了多少）。
我們發現甚至是意識形態的東西——即使是蘇聯學派、毛澤東思想等傳統觀念，也需要重新審視。儘管在未來，它看起來不會和從前一樣：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湧現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出現了幾乎算得上金融體系的東西（很難用我們系統中的術語來稱呼中國的事物，所以我們總是難以用相同的詞彙來描述中國的情況；這也是為什麼中共集團對中國敘述有所改進的原因）。
但無論如何，你已經了解了舒爾曼，之前還有塞爾茲尼克。然後有關於毛澤東和意識形態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豐富文獻，以及毛澤東如何為了自己的權力而不斷顛覆體制：他攻擊自己國家的官僚階層，使其失去平衡，以鞏固自己的權力。習近平會像他那樣做嗎？我不預測任何事情，但我只是說這段歷史值得去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僅僅是毛澤東的任性，還是體制內部出了問題？
我最近讀了周雪光的《中國治理邏輯》。我提到這本書是因為它是運用組織理論來理解中國的絕佳範例。組織理論曾經是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和其他系所的重點學科；它曾經是我們的驕傲所在：我們有吉姆·馬奇，周雪光也是他的學生。而[周]的書融合了許多已經被遺忘的眾多文獻的見解。它並不象菲利普·塞爾茲尼克的「組織武器」、「列寧主義黨的結構」那樣的東西——它真正涉及組織理論，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組織理論的基礎課，但也包括了進階課程，從201、301一直到501，甚至超過博士水平。
如果你仔細閱讀，他向你展示了組織具有一定的內在邏輯和動態性，有時你並不能完全掌控它。他詳細講述了競選在鄉村中的引入和演變（在他選擇的一個鄉鎮，該鄉鎮包含一定數量的村莊）。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因為結局並不理想。選舉結果並沒有增強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而是動搖了其統治地位，破壞了黨的統治局面，最終逐漸消失。因此，沒有了那些競爭性的選舉，也沒有了在地方層面進行的實驗。但我們確實看到地方政府努力應對中央強加的未得到資金支持的命令，這使地方政府陷入巨額債務，破壞了它們的財政狀況，但也創造了激勵機制，鼓勵他們在糟糕的財政狀況下努力解決問題。
因此，這是一本關於反常和意外後果的組織理論，關於共產黨實驗的局限性的傑出著作，即使是在系統稍微寬鬆的鄉村也是如此。其中的教訓是永恆的。
J：讓我們來聊聊另一本精彩的書：約瑟夫·托里吉安最近關於俄羅斯和中國的繼承關係的著作。你如何看待他的研究(以及其他圍繞蘇聯和中國轉型時期的學術研究)？對有關中國未來幾年可能面臨的情況有何看法？
S：約瑟夫的著作絕對出色，有許多方面值得我們強調。
其中一個是約瑟夫讓我們重新比較了蘇聯政權和當前北京政權——也就是對共產主義政權類型的比較。再次強調，存在著差異，而不僅僅是相似之處；即使在列寧主義結構內部，也存在顯著的差異，約瑟夫對這些差異有深刻的認識。但在我看來，能夠再次把它們放在一起比較是一項重大成就。
當然，約瑟夫在實證方面非常出色。他有研究數據，他擁有關於蘇聯和中國兩個案例的實際一手資料，涉及繼任政治、繼任動態和結果。能夠憑藉原始資料、真實證據進行研究非常重要，而不僅僅是純粹推測、有據推測或生成式人工智慧式推理(這在當前很流行)。約瑟夫正確地比較了這兩種政體，他有大量的證據支持。
他還指出這種體制統治的事實，並存在著特定的動態。在許多方面，他通過更深入的實證研究使我們更加了解這是一個關於個人統治的問題，而這個個人統治並非偶然產生，而是通過黨的統治實現的。這一點可以從列昂·托洛茨基那裡得到啟示。在支持列寧之前，托洛茨基曾反對列寧。他寫過一句著名的話，說共產黨的統治會導致個人獨裁的出現——而事實上這種個人獨裁就是他預測的結果。在托洛茨基成為該體制的重要推動者和促成者之後，個人獨裁最終導致了他自己的死亡。在約瑟夫的研究中展現了這種動態。我還可以提到更多令人驚嘆的方面。
對所有專制政權來說，繼任問題都非常困難。在這個問題上它們始終存在脆弱性，因為沒有合法的方式來被選為或繼承下一任領導人。這是生存問題，充滿不確定性。所有利益相關者都不知道，當政權更迭時，當領導人不可避免地去世時(這是所有凡人都會經歷的)：他們的權力和非法財富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已經在七十年前的史達林時代發生過，也在將近四十七年前的毛澤東時代發生過；人們常說「墳墓里躺滿了不可或缺的人」，等等。
與此同時，他們也很難，繼任問題如此不確定，那些想要保護自己權力的人可能想在不確定中行動，試圖保護他們的非法財富。因此，甚至在繼任之前，會引發各種繼任陰謀和動盪局面。
然後就會出現繼任政治問題，有時我們將其歸因於政治分歧，有時將其歸因於哲學分歧。約瑟夫在這些案例中顯示出政策分歧並不存在，這是他的一項重要成就。
讓我說說最後一點：他展示的另一件事是，這些個人都很強大，沒有集體領導。只有集體領導的表象；只是集體領導的模擬；他們假裝存在某種集體規則。即使在這個幌子下，其實只有一個人在掌權。沒有制度化的繼承，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
因此，當我們說習近平「打破常規」、「打破禁忌」時，約瑟夫能夠表明的是，這裡沒什麼是堅不可摧的。就「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鄧小平理論」的意義上講，沒有真正被打破的東西，更多的是一種延續。
讓我們都回去看看約瑟夫的書，如果已經讀過，就再讀一遍。讓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討論它，因為這是了解中國的重要起點。
譯自2023年3月20日《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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