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擁有巨大的過剩人口，卻有極度惡化的生態，各項最主要的人均資源占有量也極度貧瘠。這說明，中國離開世界，離開發達國家的巨大市場，離開發達國家的科技活力，要想主要依靠內循環，現代化的實現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對中國經濟增速會逐漸下降，經濟學家在十年以前早有共識。這是因為，只要沒有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和相應的政治改革，允許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一定會遇到各種瓶頸而無法繼續。反過來，這也意味著，如果沿著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的路子走下去，世界本來會歡迎中國儘快發育出要素市場，歡迎中國以自身健全的市場機制繼續深化與世界各國的分工、合作，使中國經濟增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一定的勢頭。最重要的是，只要中國繼續擴大與國際的全面接軌，徹底融入世界經濟，從1980年代開始的中國城市化奇蹟就能延續下去，將有更多的農民和農民工吸收到城市中去，使本來依靠小農生產方式謀生的農村人口得以繼續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城市現代部門，實現上述的兩個彌合。藉助改革、開放，讓世界幫助中國消化巨大的過剩人口，幫助提高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乃至全體國人的收入水平，彌合與已開發國家的收入差距，這是百年來中國遇到過的最好的機會，反映了人民的呼聲，人民的願望，人民的夢想。
可是，這種百年未遇的機會已經被中共的自私和貪婪所斷送。自從中國進入以重新大力建立黨國體制為特徵的新時代後，經濟增長率一路走低，目前已經降低到百分之五以下。由於強硬謀求黨國體制的進一步加固，中國和幾乎所有奉行民主體制的已開發國家的關係變得疏遠，如果不是對立的話。在黨國體制下，中共用《共產黨宣言》的理念作為繼續騙人的幌子，扼殺了按市場經濟的要求儘快發育出要素市場的可能性。在沒有要素市場決定性配置資源的情況下，名義上是政府在作決定性的資源配置，實質上，由於強調黨領導一切，資源的決定性配置自然變成黨的特權，並為黨的戰略目標服務，而不是旨在改善民眾，特別是中下階層的福利。由於沒有市場的供求雙方產生的均衡價格的信號，黨對資源的配置只能是瞎指揮，全憑心血來潮。新時代不過將九龍治水，政出多門變成定於一尊而已，卻更加朝令夕改，前後矛盾，沒有任何制衡，唯有諂媚和奉迎。可以預見，只要黨國體制繼續主宰資源的配置，不但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與已開發國家的收入差難以彌合，而且，由於都市化程度面臨倒退，農民工和廣大農民的收入也難以提高，使城鄉收入差的鴻溝繼續擴大。只要兩個彌合難以實現，中國百年未遇的全面現代化的機會必定離中國遠去。
在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赤裸裸的背離。發育要素市場必然會使黨在經濟活動中尋租的權力越來越小，而針對黨的瞎指揮導致的市場失靈，侵害企業和民眾利益的追責卻會越來越嚴厲，使得黨在資源配置中越來越顯得多餘，顯得有害。如此一來，隨著要素市場的充分發育，隨著黨干擾經濟，破壞市場的真面目的暴露，黨必然被人民和企業所唾棄，最終被徹底邊緣化。這本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頭等好事，對人民的幸福來說也是頭等好事。但是，對一心尋求凌駕於法律和憲法之上，享受特權的中共來說，是決不甘心的。為了拯救中共的執政安全，中共的保守派只能強行扼殺要素市場的發育，開改革、開放的倒車。現在，為了挽回民企和民眾的信心，出台了民企31條，好話說盡，卻迴避一系列要害問題：即中共究竟讓不讓要素市場發育出來，究竟讓不讓民企享有國企的同等待遇，對於為了讓國企做大做強而不惜動用國庫，給予他們的種種優惠和特權，民企究竟能不能同等而自動地享受？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決定性作用究竟能不能還給市場？顯然，這是中共保守派最感害怕的問題。難怪31條完全迴避。
所以，中國經濟遇到一個要不要讓要素市場發育出來的死結。只要這個死結無法解決，中國也就無法實現兩個彌合，無法實現將廣大農民和農民工包含在內的全面現代化。中共已經意識到在自己的治下，這種意義上的現代化遙不可及，正在推出所謂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神話。可以斷言，就像當年的人民公社道路，後來的農村工業化道路，以及再後來的華西村，南街村道路那樣，不管一時被吹得如何天花亂墜，都已一一破產一樣，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也將作為一個自說自話的，反市場，反憲政民主的笑話載入人類的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