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一面中共國旗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舊城區內一座清真寺上飄揚。
很多人都知道德國猶太詩人海涅說過：「焚書的地方，最終也會燒人。」但可能沒有太多人知道海涅這話的出處和背景。
海涅於1820年在波恩上大學時，德國剛戰勝拿破崙法國不久，正是德國民族主義甚囂塵上之際，制定了很多歧視和排斥猶太人的政策，被極端民族主義蠱惑的德國大學生，開始在各大學校園裡焚燒不符合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書本。看到此情此景的海涅，便以1492年西班牙征服格瑞那達後，發生的強制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焚燒《古蘭經》事件為背景，寫了他一生唯一的劇本「Almansor「。
「焚書的地方，最終也會燒人。」便是海涅借這一劇本主角之口發出的警示。
海涅這句預言式警句，在近代，以希特勒納粹德國的禁書、焚書、集中營和以猶太大屠殺冠名的屠殺，不幸被證實。
但海涅的這一預言式警句，儘管被血淋淋的屠殺、種族滅絕一再證實，憂心忡忡的文人學士也在不斷地重複引用，試圖阻止悲劇的重複發生；但極權政府卻一再地冒天下之大不韙，變換手段和口號，繼續禁書、焚書，也燒人；而極其可悲的是，極權統治下的部分民眾，似乎也非常地健忘，不停地被極權政府的民族主義口號所蠱惑，加入到焚書，甚至燒人的行列；自覺不自覺地助紂為虐，成為極權政府的幫凶！
我作為一個維吾爾人，被迫生活在極權中國殖民統治下，一生也見證了發生在維吾爾民族頭上的無數災難，包括禁書、焚書和燒人。
我最早見證的禁書、焚書，甚至燒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時我年齡很小，只是覺得禁書、焚書不應該，但沒有太多的思考。
伴隨76年毛澤東的死亡，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維吾爾人以為，在經歷了那麼多血腥的人為災難後，那一塊兒土地上，應該再不會有禁書、焚書，更像想不到還會再出現殺人、『燒人『。
但，幼稚善意的人們想像不到的是，禁書和焚書，甚至燒人，就像是達摩克里斯之劍，一直就懸掛在維吾爾人頭上，根本就沒有遠離過！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剛剛獲得一喘息機會的維吾爾人，開始挖掘被殖民者以革命的時髦詞彙所刻意掩埋的維吾爾歷史、文化、信仰和傳統；倖存下來的老一輩維吾爾知識分子，大多剛從勞改農場、監獄釋放回家；他們不顧遭受的身心傷害，開始全身心投入到復興維吾爾民族文化的事業中，開始大量書寫、翻譯出版各類書籍。
然而，好景不長，伴隨維吾爾出版業的短暫繁榮，禁書的名單也跟著來了。八十年代末，第一批由自治區政府正式下文被圍剿批判並被禁止出版的書，我記得大概有六本。
著名維吾爾詩人、作家、歷史學家圖爾貢∙阿力瑪斯的《維吾爾人》、《匈奴簡史》和《維吾爾古典文學》名列榜首；其他被禁的書，有著名詩人、作家、學者阿布都熱依木∙武鐵庫爾的《足跡》；三十年代被盛世才殺害維吾爾著名詩人阿布杜哈里克∙維吾爾的《詩集》；和描寫當時轟動維吾爾人社會的、時任維吾爾自治區水利廳廳長的維吾爾∙米諾夫的女兒、著名維吾爾女演員夏提古麗∙維吾爾被炸身亡事件的書《夏提古麗∙維吾爾》。
當然，有很多八十年代出版發行的其他維吾爾書籍，特別是有關1944年成立東突厥斯坦（新疆）共和國歷史的書，大都是曇花一現；儘管維吾爾自治區政府沒有明文禁止，但基本上是剛聽說書出版，過兩天書店就沒有了，也沒有再出版過；如作家阿布都熱合曼的《濤濤的伊犁河》、武鐵庫爾先生的《甦醒的大地》等歷史小學。
最令歷經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一代維吾爾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的批判圍剿和『燒人『事件，發生於2001年的1月1日。那一天，在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會堂舉辦著名演奏家努爾麥麥提∙吐爾遜的彈布爾演奏晚會，演奏過程中，作為演奏家朋友的維吾爾詩人吐爾遜江∙艾買提詩興大發，即興寫了一首詩，並當場上台朗誦。
這首詩，不盡斷送了演奏家的演藝生涯，而且還牽連了一大批維吾爾演藝界人士、及一大批維吾爾作家和詩人；演奏會第二天，自治區政府立即下文，開始了對維吾爾知識界的批判圍剿和清洗；各大學開始了整頓教育；詩人被抓捕監禁；演奏家努爾麥麥提∙吐爾遜在隔離審查中，不堪精神折磨，很快便撒手人寰，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接努爾麥麥提∙吐爾遜新年演奏會之後的禁書、焚書和殺人，發生在2005年，年輕的維吾爾作家努爾買買提∙亞森，他因其發表於《喀什噶爾文學》的一篇寓言故事《野鴿子（Kok Kepter）》而於2005年被捕判刑，他的寓言故事被禁。據後來的報導，不到40歲的努爾買買提∙亞森，大約於2011年死於監獄關押中。
維吾爾人，書寫出版文學藝術書籍是危險的，寫詩、出版詩集也危險，書寫上世界三十年代兩次東突厥斯坦（新疆）共和國歷史，更是雷區，稍不小心，不僅會書被禁止出版，人失去自由，甚至可能會坐大牢，甚至失蹤消失。
書寫出版有關伊斯蘭信仰的維吾爾語書本則更加危險；要書寫有關伊斯蘭信仰的維吾爾語書籍，作者面臨兩種選擇，要麼是冒著生命危險自己非法出版，要麼是放棄，讓作品胎死腹中；所以，在維吾爾自治區，基本上找不到正式出版的維吾爾語伊斯蘭書籍。
我在國內時擁有的伊斯蘭書籍，要麼是在夜市里買的維吾爾語非法出版物，要麼是在回族人伊斯蘭書店裡買的中文非法出版物。
一些牽扯維吾爾歷史的書，或者有關19世紀末維吾爾新式教育的書籍，如上世紀初維吾爾獨立運動發起者之一的，參加過在喀什噶爾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著名維吾爾政治活動家、作家、歷史學家，默罕默德∙伊敏∙博格拉，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喀布爾流亡期間，寫作出版的《東突厥斯坦歷史》，在國內時，只聽說過，沒有見過；依據中國殖民政府的不成文政策，維吾爾人擁有該書就是犯罪，被判刑入獄、甚至殺頭都是可能的。
當然，降落維吾爾人頭上的，最大規模的禁書、焚書，最終的燒人，則是始於2016年的維吾爾種族滅絕。
大概是在2018年年底，一位剛從烏魯木齊回來的美國外教女士告訴我，她的很多大學維吾爾同事，悄悄地問她能否幫忙將他們家裡的書籍扔到街頭上的垃圾箱裡；她哭著說，因為她自己也害怕，只幫助一兩位她最好的朋友扔了一些書，但不得不拒絕其他同事的求助。
去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碰到了於2022年死裡逃生跑出來的一對中年維吾爾夫婦，都曾經是老師。他們告訴我，很多維吾爾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大學老師，在恐懼中，不得不主動上交很多家裡的藏書；他們說，上交的維吾爾語書籍，堆滿了大學的幾間教室，後來被用車拉走了，不知道是被燒了、還是搗碎了。
這對中年夫婦告訴我，再後來，很多上交了書的維吾爾老師，開始一個個被抓捕失蹤。他們說，當時，整個維吾爾人，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官員，都生活在極度的恐懼中，而且每家都在家門口放著一個收拾好的小包和一兩件厚衣服，以便突然上門被帶走時有所準備。
我問他們，你們也準備了嗎？女主人說，當然了；說完，她低頭擦拭著眼角的淚水，男的一臉憂鬱看著我說：「你們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們是死裡逃生；那裡，對維吾爾人而言，已經是人間煉獄。「
我相信他說的是對的。就如二戰時美國、英國的猶太人，對當時發生在東歐的猶太人大屠殺所知有限一樣；今天，我們海外維吾爾人對發生在家鄉維吾爾人頭上的種族滅絕的了解，毫無疑問，也只是冰山一角；但是，作為生活在文明世界的我，也毫無疑問地確信，就如海涅在兩個世紀前所警示的「焚書的地方，最終也會燒人。「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