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中里的學生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時間被拉長，變得很緩慢，每個時間段填充的活動都很單一甚至單調。他們並不知道未來的跑道有多長，只關注眼前這一截路程上，他們要如何奔走、打發時間。
在陝西省某縣中念初中期間，蔣黎明的媽媽去世，爸爸因眼睛失明、患有糖尿病等多種疾病而住院，行動不便、沒有勞動能力。他有時候在學校上課，有時候在醫院照顧他爸爸，如此上學上了3年。
對於像他這樣經歷重重困難才念到高中的孩子們，他的高中老師如此形容：「一開始你會困惑，這孩子在作業等方面怎麼那麼難以達到老師的要求？但等了解他的家庭情況後你會覺得，這個孩子能夠上學、撐到現在，就已經很不錯了。考100分也好，60分、20分也罷，學習的要求在他身上根本就微不足道。」
蔣黎明所在的高中位於縣城之外，是楠關鎮上的一所縣二中，曾一度處在「被撤併的危險邊緣」，經過鎮政府和群眾基於經濟發展和教育需求的強烈呼籲，才得以保留。但這所高中的生源，卻是經過了市民辦學校—市最好的公立學校—縣一中三輪篩選後剩下的。
農村孩子進入高中及大學的比例低於城鎮，其中大量是沒能進入一中或超級中學的二中孩子。（圖/網易數讀）
被剩下的孩子和邊緣化的縣二中（縣域內普通中學），不在少數。
調研顯示，在中國，2000 多個縣容納了全國 50%以上的學生，其中優秀的縣一中孩子能占多少？
剩下的孩子在什麼樣的環境中被培養、長大？他們如何面對資源的匱乏、升學的困難？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訪談了廣東、陝西、安徽、湖南、江西、河北等省7個縣域的25所中小學校，歷時4年（2019-2022），寫成關注縣域教育的《縣中的孩子》，近期出版。
她向新周刊分享了她在研究中觀察到的「縣二中們」的情況，以及她的思考。以下是她的講述。
一 曾經，每個縣都有一所縣二中
20世紀90年代末，我就讀於湖南省長沙市長沙縣第六中學。我們那個縣不算很大，卻有10所高中，包括高級職業學校。長沙縣第六中學算規模比較小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大力普及基礎教育、建立基礎教育學校，我們縣的中學大多都是在這一背景下成立的。按照地理和人口聚集的區域來分布，校名編號一二三中，當然最好的肯定是一中。
林小英就讀的高中。（圖/林小英提供）
20世紀90年代，在縣內撤鄉並鎮、撤區設鎮、鄉變成鎮的過程中，有不少縣最後只剩一所高中。
2001年開始的「農村中小學布局結構調整」，把有限的教育資源、資金集中用到少量的學校裡面，希望能夠提高教育質量。這個政策初心很好，但後來被執行成了「撤點並校」。
撤點並校，初中數量下降26.19%。（圖/《新聞直播間》截圖）
我們可以把縣裡最好的中學都簡稱一中，其他中學都簡稱二中。通常，縣政府出於一本上線率、清北上線人數的考量，會把更有優勢的資源集中到縣一中，無形中也就加劇了一中和二中們在學校規模、人員數量等方面的差距。
一中牢牢把握住了最優質的生源以及資源，老百姓用腳投票，兩種力量疊加，好學校越來越好，二中類學校好像就自然衰敗了。
目前，每個縣的二中情況不同，大致分為：一個縣裡面只有一所高中；有一所最好的高中，一所非常弱的二中；有一中，還有好幾所二中和高級職業學校，這種生態相對比較均衡。
縣教育局對縣城中學進行學位分配的政策傾斜，使得二中的高中生源數量和質量被「規定性」地下降了。
陝西省某縣二中，位於當地一個「大鎮」上，招收鎮下轄的幾個鄉的學生，是全縣唯一的完全中學（有初中和高中）。
其校長聞先生說：「省上負責劃撥縣的名額。我們縣有3000名初中畢業學生，按照四六比（普職比），今年普高會分到1600多名學生。縣上首先是要保障縣城中學的規模，所以給縣城劃撥了1300人，只給我們撥了300人。中考滿分700 分，我們收的高一新生最高成績是 379分。」
擁有優秀學生的縣一中，成為城市精英教育模式的追隨者。（圖/一席·林小英）
縣域內的資源分配不均，直接造成了縣一中與縣二中的分野，這也代表了城市學校與縣域學校之間的巨大差異。本質上，縣一中已經是城市精英教育模式的追隨者。更大的背景是：城市名校跨區招生，讓所有縣中都被城市學校和私立學校所夾擊。
有人開玩笑說，我應該再寫一本《縣二中的孩子》。但我所研究的「縣中」里，縣一中不占大頭。我關注的也不是那種超級中學裡的孩子，而是在縣普通中學裡讀書的孩子。
在我們涉足的廣東、陝西、安徽、湖南、江西、河北等省份的縣域來看，全縣中考排名前100名的學生中，至少有一半都被所在的市、省會城市學校或私立學校「挖走」。如果再細化到中考前 20名，能留在本縣就讀高中的人數幾乎為個位數，甚至是零。
有校長直言：「好學生全都走了，再怎麼教都沒有辦法體現我們的工作價值。」
最近幾年，隨著政府加大對跨區域招生的打擊，情況有所好轉。2015年、2017年我去浙江調研的時候，很多學校還是可以跨區域「掐尖」的，但是今年6月，他們說已經完全禁止了（2020年浙江義務教育階段全面推行「公民同招」，2022年又出台了《浙江省山區26縣和海島縣「縣中崛起」行動計劃》）。
在浙江這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一中與二中們的分野並不明顯，主要是縣內的公立學校與民辦學校在競爭。在中西部經濟相對不那麼發達的地方，沒有太多社會資本補充，資源基本由政府掌握，它怎麼分配，直接影響二中們怎麼發展。
二 「四類孩子」
誰還留在縣二中？我們沒有具體的數據。但政策規定就近入學、聽從安排，誰能夠繞過安排，或者考上某個分數，那遠方一定是有更好的資源等著，留下的大概就是「離場能力」相對弱的。
這種離場能力，背後是家庭資本、成績資本。憑藉家庭經濟能力、孩子學習成績或社會人脈關係等「擇校資本」，孩子就能到市裡的優質學校或承諾學費優惠好處的民辦學校就讀。家庭困難的學生，有更大的概率「滯留」在縣中。
林小英《縣中的孩子》於今年7月出版
一位縣二中校長將校內生活困難學生總結為四類：家庭不健全、經濟極困難、（家距學校）路途很遙遠、長輩需照顧。
他談道：「我們學校的學生里，家庭情況特殊的特別多，有父母離婚的，家庭重組的，或者父母未離婚但有一方突然離家出走的。這種情況，家長往往一走就是很多年，再也沒有音信。家庭正常的孩子的比例還是很少。」
「我教過一個小女孩，初中畢業後，在她大爹家、二爹家、姑姑家、姨姨家輾轉。平時在學校上學，周末就在這些個親戚家，到下一學期就換一個親戚，再下學期再換一個親戚。」
一線城市的孩子只需要考慮自己的學習，但縣中的孩子還得承擔家務甚至生活重擔。一個高一學生家長說:「我整天不在家，在外面做工。我丈夫有病，做不了事情。家裡還有田，暑假的時候孩子們是要去幫忙的。」
《變形計》中，12歲的梁小友帶著2歲弟弟一起上課，後於高二輟學。（圖/《變形計》）
我們對苦難人群的畫像，往往是家裡特別窮但成績特別好，或者家裡特別窮、成績特別不好。實際上，這類人群會得到社會上各種機構的幫扶。
現實中，恰恰有大量不夠困苦、成績也不是特別好的孩子，他們不一定符合資助機構的標準。當這樣的孩子剛剛夠著普高線，讀還是不讀？就算讀了普高，也不見得一定能上大學，讀還是不讀？
發現有學生想輟學，老師和校長如果去勸阻，家長就會問：如果再讀3年要花3年錢，你覺得TA能考上大學嗎？老師只能說，好歹讀個高中還是有用的。但這樣的話語，是多麼的無力。
義務教育後農村中學的輟學率。（圖/網易數讀）
身處縣二中，孩子和老師們遇到的問題，與在一線城市學校遇到的是不一樣的，有些甚至都放不到檯面上來說，他們只能從實踐中、經驗中去尋找方法。
在校外，他們很少會主動閱讀課外書，對近在眼前的學業選擇（文理分科）顯得迷茫和隨意。提到課餘生活，就是玩手機、娛樂聽歌、喝奶茶、逛逛商店、買買生活用品，快樂卻單調。
他們也有手機，但現代信息設備太考驗我們的信息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了，它指數級地拉大了信息的鴻溝。有時候你覺得全世界都應該知道的一件事，某些人即便成天拿著手機也全然不知。
成年社會尚且如此，未成年人拿著手機，能抵制住遊戲的誘惑嗎？能克制自己不「住」在上面，建個小群跟同齡的孩子插科打諢嗎？所有APP都在進行個性化推送，你想看什麼就給你推什麼，這對於每一個個體的吸引力是巨大的。
一線城市的孩子運用網際網路時，更懂得如何收穫當下數位化經濟帶來的社會紅利。即便縣中的孩子有著相同的上網渠道，他們也缺乏必要的指導和支持，難以養成適應數字時代的頭腦，無法利用網際網路來給他們的人生增加機會。更多的是停留在原地，享受網綜快餐以及電子遊戲所給予的快感。
在一線城市，課外補習之風盛行。以北京市海淀區黃莊為代表，那裡的時間被嚴重擠壓，任何一分鐘的浪費，都會被上綱上線到「影響未來的人生」。
但我們調研發現，在欠發達地區，縣中里的學生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時間被拉長，變得很緩慢，每個時間段填充的活動都很單一甚至單調。他們並不知道未來的跑道有多長，只關注眼前這一截路程上，他們要如何奔走、打發時間。
（圖/紀錄片《初三》）
一邊是家庭密集型教養方式在一線城市越來越盛行，人們的焦慮感也越來越強；另一邊，由於經濟壓力及學業支持方面的力不從心，放養型甚至放任型的教養方式在縣中越來越普遍。
未來，這兩類孩子終究要相遇，要麼是在考場，要麼是在徵才會。他們會如何打交道？他們用何種眼光看待對方，以及對方的孩子？
三 縣中老師，流失與留守
近年來，二中不斷地受到來自民辦學校和縣一中的挑戰和威脅。
教師流失問題一直存在，在西部縣域尤其嚴重。二中的師資總會向縣城的一中流動，曾有一中校長毫不諱言「二中是一中教師的搖籃」。
前文提到的聞校長，在介紹二中的教師流失情況時說：「3年時間調走了 60 多個老師，基本上都是那種絕對的骨幹。」
郁校長是相鄰的另一所鎮級初中的校長，他也說兩年以前就經歷了師資流動高峰期。「本來就只有50多個老師，一次調走了9個，4個教英語的都調走了。這其中並非全部都是正常調動，還有幾個以所謂『跟崗學習』名義跟到縣城學校去，就再也不回來了。」
2022年2月17日，貴州省從江縣剛邊壯族鄉中學初三年級學生在上課。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能理解鄉村老師們的選擇。人在工作之餘，總是希望能夠得到一些額外的滋養。但這些學校所在的地方，往往與文化資源絕緣。圈子和根基都不在這裡，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怎樣對抗內心的孤獨？
他們畢業於城市的學校，放假後不住在村鎮裡。開學後，TA如何再去面對斑駁的牆壁、陰冷的宿舍？這些是他們必須忍受的嗎？
我跟著他們回到宿舍的時候，能感受到落寞感排山倒海地襲來。TA就算明天撂挑子不幹了，我也能理解。
但這句我最後沒寫進書里，因為它不完全是學術的問題，也不完全是教育的問題。
為了解決縣中老師流失多的問題，學校可以招聘一些特崗老師（這是對中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的特殊政策，特崗教師沒有編制，但是3年服務期滿後，優先轉入正式編制）。
目前的縣普通中學老師，一部分是「那個年代的中師生」（主要是指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從中等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到各地中小學任教的老師），一部分是從師範類本科畢業後主動考進來的，一部分是政策性的資源補充，即特崗教師。
2020年4月10日，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民族中學學生在開班會。
安徽省一所縣級高中的200 多個老師中，50 歲以上的占40%，30 歲以下的占40%， 中間出現斷層。2018、2019 年招進的 50位教師都在 30 歲以下，其中 45 位是女性。這個縣裡兩所高中的校長都認為，教師的性別結構、年齡結構和職稱結構有問題。
老教師與新教師，就像全科醫生和專科醫生。當年中師要求教師對語數音體美等都懂一點。如今對新老師的要求，基本上以單一的學科知識和教學成績作為衡量標準。
某二中校辦的周主任試圖在學校里找一名籃球比賽裁判，但發現「好像沒有一個老師能當裁判」。「我們這些從中師出來的老教師，做起規則、手勢來，都是很正規的。現在的體育老師根本都沒教過高中學生（如何做裁判），可能他們自己都不會。」
新教師天然地認為，假設我是教數學的，就不需要當籃球裁判的本領。此外，他們也不理解體育課為什麼要教學生做裁判。這些原本是中學老師捎帶手就能完成的事，現在已經沒有人應對了。它們最終會落到學生、家長身上，需要他們花錢上課外培訓解決。
原本，我們對小學老師的要求，是帶孩子整體地領略這個世界、培養學生的感性認知。如果一所小學以招到碩士甚至博士作為師資優勢，說明這所學校是完全不懂小學教育的。
中學階段，教師除了要有學科素養、能教授各學科的理論知識外，還要通過學科來做規訓。不僅僅是注重紀律，還要培養學生的行為規則意識與道德。比如，學生學了電學後，要知道不能隨意用剪刀剪正在通電的電線；了解到硫酸的腐蝕性，就知道不能朝人臉上潑，等等。
但當下，我們特別強調不要輸在起跑線上。起跑線又不斷地前移，導致中學大學化、小學中學化、幼兒園小學化。每一個階段對教師素養的要求，都被模糊了。
如今，「那個年代的中師生」可以說是全縣基礎教育發展的中流砥柱。比如聞校長和郁校長，家都在鄉里，職業生涯都始於家門口或者家附近的鎮上學校。對於本地的風土人情、社會狀況、經濟發展、教育生態等情況知根知底，考慮學校的教育問題時，就知道如何結合本地具體情況來分析、解決。
此前，聞校長在縣城給父母買了房子。他說：「我無數次想一走了之，因為我可以到更好的學校。但是走了怎麼辦呢？我若離開這個地方，以後就不好意思再回來了，我沒辦法再回到這個家鄉來，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極度的不負責任。」
四 理想的兜底
用市場的邏輯來看，當一中的生源、師資越來越好，產出（升學率、教育理念）也足夠好，它有沒有動力去幫助縣裡的二中？我覺得是沒有的。
它更有動力去辦一所民營性質的分校，提供好的硬體，輸入一些辦學資源，走市場化道路，這就是轉制學校；甚至擴張自己，變成一個辦學集團。「衡水模式」在全國各地全面開花，它是示範給二中看的嗎？我覺得不是。
在大公司的壟斷下，小公司要麼成為它的供應商，要麼就被它滅了。縣域教育到底怎麼辦？出路在哪裡？我並沒有找到確切的答案。
2017年4月29日，河北保定，雄縣中學。
過去20年間，政府一直在出手干預，希望示範高中的學校真正起到示範作用，輻射、帶動區域其他學校的發展。
很多城市選擇把已經成型的學校重新組合，搭配初中、高中，形成一個教育集團，通過對口直升來緩解學區房焦慮。一些縣讓學校與學校聯盟，打造資源共享和相互幫扶的體系。但這種聯盟，通常由轄區內最高學段的學校來主導。這位校長掌握資源，他有可能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學校，這又構成了一級資源的截流。
那把二中都變成「衡中」？大家可能認為，最令人欣慰的參照對象就是衡水中學。它有兩個最顯見的特徵：實施半軍事化管理、清北率非常高。久而久之，人們會認為這其中存在因果關聯——因為軍事化管理，所以升學率高。
超級中學的不同模式。（圖/網易數讀）
其實，大部分城市、農村的普通高中，特別是寄宿式高中，採用的都是半軍事化的管理。但它們沒有得到衡水那樣的高升學率，人們會如何歸因？可能會認為生源不行、管理不夠嚴苛、老師還不夠努力……這種追問會指向很多方面。
我們沒有看到的是，衡中模式下，老師和學生的壓力都非常大。衡中的老師總在鑽研考題、尋找解題的套路，以節省學生自主探索時要付出的精力。我們的縣二中們能學到嗎？有必要那麼做嗎？
對於很優秀的學生來講，也許在哪裡上學都沒有什麼差別。反而是這些二中的孩子，是不是能接受到普遍的、統一的教育模式，我是打問號的。
2022年6月7日，正值高考，在貴州省畢節市織金縣第三中學考點，一個學校只設一個考場，一個考場僅有一名考生。
我調研過一所衰落的縣一中——P中。過去，P中初中部參加中考的學生，前100名里僅有15人能留在本校讀高中。生源不好，導致連年高考成績不好，形成惡性循環。連初中班主任都會跟學生們說，千萬不要留在P中讀高中。但到2022年，P中高中部的本科上線率已經達到63%。
它的改革特別簡單：補上學校圍牆的缺口，解決學生在洗澡時衣服被偷走的問題；提供免費早餐，讓老師們願意來監督學生早自習；把寒暑假充分利用起來，給孩子們補補課；學生的英語基礎太差，就引入小語種如日語，讓學生可以選擇日語高考（新高考外語包含英語、俄語、日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六門）等等。
教育是很樸素的事，不需要那麼多花里胡哨的措施，只需要回歸常規教育、回歸常識。在沒有那麼焦慮的環境下，規範地開展教育，有些人就能成才。
2022年05月28日，河南省焦作市溫縣實驗高中的高三學生在教室里複習備考。
有一次，我在一個縣調研結束，有10個中小學的校長和1個幼兒園的園長來與我交流。
他們提到，家境好、成績好的學生，多數都通過各種途徑離開了當地，要麼進入縣城最好的高中，要麼去市里上學。留在鎮裡小學、初中念書的孩子，早就是被篩了好幾遍剩下來的了。這是很多縣域教育的基底，此地也不例外。
過去幾年，他們已經試著放下以往對學習成績的執念，轉而思考：如何為這些註定無法升入較好大學的孩子們，提供讓他們終身受用的學校教育體驗。
孩子們對文化課程不是很有興趣，就把興趣類、動手類的課程開得有趣一些。他們還想用自己的方式出卷子來考試，讓孩子們的成績顯得不那麼難看……
他們問我：「林老師，我們就想聽您一句話，我們這麼做，您覺得可行不？」
一方面，我當然會分享多元智能理論（智能是多元的，每個人身上至少存在七項智能，即語言智能、數理邏輯智能、音樂智能、空間智能、身體運動智能、人際交往智能、自我認識智能），學習與成績只對應其中的幾個部分。
另一方面，他們手中調皮搗蛋、成績不怎麼樣的孩子，也配擁有更好的生活，也可以在學校里當一個好學生，就看你的學校怎樣確立「好」的標準。
（圖/《十八歲的天空》）
這些老師做的，就是理想狀態下縣域普通中學能實現的兜底——他們熟悉幾乎每個孩子的家庭情況，能擔負起一些外出務工的父母無法履行的責任：孩子回家沒人管，學校提供一些活動，讓你七八點鐘再回去；孩子一個人在鎮上租房子住，校長出面發動其他家長合力照顧……
只是，社會上對這些學校的評價，或許會讓校長們寒心。所以，我在尾聲一章中寫道，我們對中國基礎教育事業的評價，不需要一個全國統一的標準。辦學質量不能只看升學率，要考慮到在地化的情境。
另外，就是分配正義的問題。如果全縣最好的資源都配給了一中，又憑什麼拿統一的標準來衡量其餘的學校？一部分學校承擔縣內精英的培養，那麼另外一些學校比如縣二中，就回歸基礎教育，幫學生的整個人生打基礎。
畢竟，這將是許多人一生最後的教育階段。
（蔣黎明、聞校長、郁校長均為化名，文中部分內容引自林小英專著《縣中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