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印人，昌邑濰河西岸某村人氏，身材魁梧，英俊蕭灑，急公好義，善交朋友，又能言善辯，主持公道，故在村內威望極高。年令剛過18，就與鄰村于姓女子完婚。生有一子，乳名狗剩，為求好養，拜廣饒縣一起當兵的劉天錄為乾爹。夫婦和諧，恩愛有加。白天倆人下地幹活，晚上男的燈下讀書，女的縫衣作鞋，村人無不羨慕。
時在1944年，日寇侵華已過7載，印人已年屆20，為不當亡國奴，遂棄家投軍。當地沒有別的抗日隊伍，於是投奔國民黨四縱隊當兵。抗戰勝利後，本可解甲歸田，以享民樂。誰料想，國共兩黨又開戰局。高密一戰，印人被俘，遣返歸家。此時印人只想過安穩日子，誰知又被扣上四類分子的帽子，只准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處於無休止的管制監督之下。
到了1956年，村幹部找到他說：「你只要老實改造，處處擁護黨的政策、方針、路線，多幹活，做好事，就可以給你摘掉帽子，享受同等社員待遇。」從此，印人整日以汗水來洗刷干國民黨軍隊的罪惡。可誰知幹了十幾年，力沒少出，禮沒少送，帽子卻始終戴在頭上。60年代初，中央又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凡對四類份子敢下狠手，進行殘酷鬥爭的人，被看成階級覺悟高，可以入黨、當兵、升學，年齡大的還可以在村內當幹部；凡給四類分子摘帽的村幹部，在四清中都被劃為四不清，有的還成了階級異己分子。這樣，給表現好的四類分子摘帽就成了村幹部的一大忌諱。有的村幹部甚至說：「打死四類分子是個方法問題，給四類分子摘帽可是個立場問題！」四類分子的帽子成了鐵帽子，到死都不能摘掉，那滋味比判無期徒刑還難受。
到了1971年，印人年屆48歲。其子狗剩，將近30，因出身不好，雖長得一表人才，可再丑的姑娘也不敢嫁他。大家都知道，一旦進了這樣的家庭，那是永無翻身之日。正在此時，遠在光饒縣的劉天錄寫信來，邀印人參加其子的婚禮。印人盤算：我這20多年，頭不敢高抬，氣不敢大喘，話不敢高聲，力不敢少出，時不時還要拉出去上台示眾，向人民低頭認罪，當年給王豫民司令當警衛的機敏銳氣早已被磨了個淨光，今天何不借去乾親家賀喜之機出一出風頭，嘗一嘗做人的滋味？20多年雖然在家被管制，受欺負，可是到了廣饒，誰還知道我是四類分子呢？
想清楚了，於是便和狗剩去峽山水庫下穿網，忙活一夜，捕了50多斤鯉魚，又從中挑那些2斤左右的，滿滿裝了一筐子，用紅包袱蓋了，作為禮物，還去供銷社托人走後門買了兩盒大前門煙，去油庫找表弟借了一身嶄新的中山裝和一件小大衣。第二天摸黑早起，穿帶整齊，騎上借來的大金鹿自行車，直奔廣饒而去。走到昌樂境內時，前面來了一輛吉普車，到他面前嘎然而停。車內走下一名"解放軍"軍官。印人嚇了一跳，急忙下車，弓腰低頭，雙手下垂，兩腿並立，差一點尿濕褲襠。不料這位軍官向他打了一個敬禮，問道：「老大爺，去喬官怎麼走？」印人吱唔半天，竟沒吐出半個字。"解放軍"以為老大爺是個啞巴，開車遠去。
天將至午，到了廣饒大王村。迎賓者忙接過車子，禮讓進門。與乾親寒喧一陣，將禮品送上。乾親打開包袱一看，見禮品厚重，喜形於色。眾人也皆感嘆：從沒見過有送這麼大禮的，昌邑客好大手！看來日月肯定過得不錯。乾親婆接著說：「光看人家這貌相，幹什麼也錯不了。就是還有個兒沒定親呢。」旁邊的女賓應聲說：「那肯定是挑選多了花了眼了。」
此地風俗，乾親為大客。迎賓者推印人落坐，印人毫不推讓，一腚就坐在了主客位上。見桌上擺的是兩毛錢的豐收煙，印人不屑一顧，從小大衣口袋中摸出兩盒大前門，一盒放在自己面前，一盒順手放在了後門台上，然後打開大前門的錫紙包裝，彈出一支，啟動火機點燃，昂首朝天，噴雲吐霧，旁若無人。眾人見其氣派，皆恭維有加。這乾親劉天錄也是此地有影響的人物，雖然幹過國民黨兵，但其叔是1937年就參加馬保三牛頭鎮起義的老八路，"解放"後在省城任要職。人家不但不戴四類分子帽子，還在村內任革命委員會成員。兒子結婚，村內幹部，供銷社主任，公社幹部，帶匣子槍的公安員等要員，都來致喜道賀。
王印人高坐主客位上，陪客者笑臉相迎，阿諛奉承之語不絕於耳。這個叫叔，那個叫爺，吃國庫糧的就叫同志，把個王印人弄得不知道天高地厚。酒至半酣，印人早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時而高談闊論，時而指手劃腳，閱歷和經歷使他的談吐語驚四座，說到絕妙處，高舉酒杯，一碰而干。眾人皆服其酒量，順其意而迎和。正在此時，上菜的夥計手托傳盤來到席前。他環視一下眾人，說：「今天我昌邑客要點一個菜。你去和大師傅說，給我上一個龍鳳配。」眾人皆驚，從沒聽說有這麼一個菜，如果上不上來，可就丟大人了。
待了不大一霎，只見做菜大師傅穿帶整齊，兩臂著白色套袖，手托傳盤，進門就說：「哪位是昌邑客？您要的菜我給您上來了。」只見王印人手持湯匙，從湯碗中撈出一個雞頭和魚頭，看看，放下，然後舀了一匙湯，放嘴裡嘗嘗，說：「味道不錯。」隨後一轉身，從後門台上取下那盒大前門煙，放在大師傅的傳盤上，說：「拿回去抽吧。」
不知不覺，紅日西沉。待天黑席散，劉天錄耳語告知：「今天陪你的那個人，見你氣度不凡，兒子定也錯不了。他家有女，年方妙齡，想與你結為親家。你可在此多住兩天，促其婚事早成。」
話說到了1979年，我在王印人所在的村子裡住隊。此時四人幫已被粉碎，但中央還是執行階級鬥爭路線。突然有一天來了中央文件，要給全國的四類分子統一摘帽，叫他們享受同等社員待遇，於是我便召開村民大會。
會場上，一邊坐的是社員群眾，一邊是十幾名四類分子。宣讀完中央文件，我叫十多名四類分子走到社員一邊，並大聲宣布：「從今天起，你們的帽子已被摘掉，與社員是同等地位，那個時代將永遠過去了！」此時，他們都大聲痛哭，幾個年齡大的還當場昏到在地，連哭聲都發不出來，其場面就是鐵石心腸也要感動落淚。散會後，狗剩找到我說：「你宣布我爹摘掉帽子，30年的階級敵人今天成了同志，明天我要設宴慶賀，請你到我家去喝酒。你若去就是真摘了，你若不去就是沒有摘。」我聽後沉思良久，對他說：「別人家我能去，你家我當然也能去。」
後來有一次我問王印人：「人家帶帽分子的兒子都打光棍，你的兒子怎麼還能說上媳婦呢？」王印人就向我講述了上面的故事。印人已於2004年去世，享年80歲。其妻于氏今尚健在，年齡86歲。狗剩在改革開放後成為著名企業家。兩個孫兒都上了大學，現都供職京門。
此稿寫成後，狗剩閱讀數遍。我問他有什麼意見，他建議隱去村名，文中人物也用化名。只是狗剩之名為狗剩自選，其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五期，2010-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