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悅家國際頤養社區的老人們排隊吃午飯。（2021年5月26日）
近日，中國農業農村部等九個部門聯合發文，鼓勵各界人員，尤其是退休幹部和退休專業人士回鄉定居、捐錢扶貧。有分析認為，新方案和疫情後農村返貧嚴重有關，但除非當局能夠履行承諾，滿足退休人士的需要，否則如意算盤很難打響。
中國農業農村部、國家發改委、教育部等九部門，日前聯合印發名為《我的家鄉我建設》的方案，引述習近平所提出，要打好「鄉情牌」、「鄉愁牌」，增強認同感、責任感，引導各方人士「自覺自愿」建設家鄉。
當局鼓勵五類人返鄉養老
《方案》一方面鼓勵退休幹部、退休教師、退休醫生、退休技術人員、退役軍人五類人士回鄉定居，承諾為他們以及子女、配偶、父母等近親屬，在入托入學、就業就醫、養老入院等各方面，提供所謂「綠色通道」，並以吸納人才、資金、技術為由，計劃組織大學生、企業家、專業人士、農民等回鄉建設，並鼓勵各界，以資助、捐贈、引資等形式，支持家鄉公益事業。
《我的家鄉我建設》令外界聯想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身在美國的獨立政治學者吳祚來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年有數以千萬計中國青年響應當局號召，從城市前往中國的偏遠地區。他們的命運也因此改寫。
吳祚來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因為上海經濟不行，大量就業跟不上去，為了減輕城市的壓力，數以萬計的家庭被送到江西一些農場。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量年輕人的住房、就業問題解決不了。這些人留在城市就會鬧事。（當局）就借著備戰備荒、核威懾等政治理由，就把這些年輕人下放到農村接受再教育，(其實)就是疏散人口。」
吳祚來說，近年中共當局曾以不同名義號召年輕人重新上山下鄉，到農村尋找發展、工作的機會，但他認為，《我的家鄉我建設》與數十年前的上山下鄉不能相提並論。
吳祚來說：「其實農村的工作機會更少。農民都是一家一戶的工作，有些地也是承包給農業商了。本來就有大量農民無法就業，所以上山下鄉無法成功。現在這些已經退休的城市老人回到郊區或者農村地區生活。由於城市人口有退休金的關係，他們一回去之後，就會增加地方上的財政收入，會更多的買東西，有可能對農村經濟帶來一定的好處。他們也會有一些人脈、技術，理論上來講，對農村是有一些好處的。」
返鄉人員或將扮演「監督」角色
《我的家鄉我建設》方案另一目的可能是疏散城市人口。吳祚來估計，中國最高領導人要求北京等一線城市的人口減少到一定程度，但外界反應冷淡，若這次有大量退休人士選擇離開城市，將有助於減輕當局的壓力。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當下中國經濟下滑嚴重，可能進入長期衰退，而且物價急速上漲，目前農村面對的困難與城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局期望退休人士回鄉渡過晚年能幫助農村消除貧困，恐怕只是一廂情願。
謝田說：「從創業、商業的角度上來看，沒有什麼機會。靠捐款的話更難。要這些城市人捐款幫助自己的家人是可以的。中國通脹嚴重，城市生活也很困難。若要他們幫助整個村子或整個鄉，這些人也沒有什麼錢去捐給鄉親。」
謝田注意到，《方案》提出，鼓勵、引導回鄉定居的退休人員，當好各類指導員、監督員、智囊員。
謝田說：「你看看文章裡面，（讓退休人員）『當好產業發展指導員、村級事務監督員』。監督員是監督啥呢？人家農民過得好好的，卻受到變相警察、城管、農管的人監督。還有『社情民意信息員』，這個就是特務。《方案》把中共在城市對人民的控制帶到農村去，來監督、監視這些農民，不讓他們有反黨、反政府的行為。」
農村醫療素質備受質疑
身在美國的時評人王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退休人士都會擔心，若回鄉養老該如何解決醫療問題。他認為，當局在《方案》中所提出，要為退休人員在就醫等方面提供「綠色通道」，不能當真。
王劍說：「有些人（退休人士）還是願意（回鄉）的。因為覺得落葉歸根，想回到鄉下，給我一塊地，我自己蓋個小小的房子。養老的生活成本也比較低。
這個主意不見得完全不行，但是問題是，農村缺醫少藥。這些人到了農村如果生病了怎麼辦？所以這個政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破口』。這些人都是高齡，生病對他們來說是最常見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政策）可行嗎？可行性是零。」
今年2月，中共發布了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解決好「三農」問題是中共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可是中國農業農村部等九個部委最新公布的方案，令外界關注農村面對的困境。
王劍說：「原來農民工不用回鄉，在城裡工作就好了，現在很多工廠倒閉，沒單子，城裡生活成本高，農民工呆不住，只好回到鄉下。原來鄉下很簡單，我只要家裡有塊地，我在家裡就能混，但是現在生活成本提高，混都混不了。」
今年在中國統計局停止公布相關數據之前，中國的青年失業率持續處於較高水平，且逐月攀升，從四月開始均超過20%。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說，九部委以高姿態出台《方案》與此有關。
謝田說：「現在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可能高達50%。農村現在種地的人少了。來自農村的那些農民工、年輕人，他們回到農村也不一定願意務農。有些回到農村可能也躺平了。」
謝田認為，當局面對疫情後中國農村的返貧問題，根本束手無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