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兩國的間諜戰近來正在迅速升級。對美國而言，在各種情報中，習近平的決定和意圖，特別是習近平的對台意圖最有價值，也最難獲得。
最近讀了兩篇文章，談中國經濟放緩、政局動盪和中共發動戰爭的關係，覺得對思考習的對台意圖，頗有參考意義。一篇是9月15日刊於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題為「中國發動戰爭的謎思：國內動亂不會引發北京發動攻擊，而外部威脅更有可能讓北京作出反應」（The Myth of Chinese Diversionary War：Domestic Turmoil Won’t Make Beijing Launch an Attack—but Will Make It More Likely to React to External Threats），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訪問學者泰勒·弗拉維爾（M.Taylor Fravel）。另一篇文章是9月8日刊於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文章，題為「中國的增長時代已經結束，就像1914年的德國一樣，戰爭可能隨之而來」（The Era Of Chinese growth is over. Like Germany in1914, war could follow）。作者是記者兼經濟學家薩姆·阿什沃斯·海斯（Sam Ashworth-Hayes）。
先談第一篇文章。弗拉維爾教授說，中國經濟增長嚴重放緩，西方政治家因此越來越擔心，北京會採取猛烈動作，以轉移國內對其內部問題的注意力。前不久，美國總統拜登稱，中國的經濟困難是「定時炸彈」，暗示中國困境可能會促使其領導人「做壞事」。弗拉維爾說，有不少學者和分析人士，持與拜登類似看法，如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前主席理察·哈斯（Richard Haass）認為，為了應對中國經濟放緩，北京可以擁抱「更加激進的民族主義」作為合法性的基礎，並加快台灣與中國統一的努力。學者麥可·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也提出了類似的分析，認為中國可能會尋求擴張以應對增長放緩，「使民族主義成為受傷政權的拐杖」。事實上，人們一直對中國利用擴張作為轉移注意力的策略感到擔憂。
弗拉維爾認為，上述這些預測借鑑了國際關係術語「牽制性戰爭」（Diversionary War）的概念，指一國領導人為轉移公眾對國內衝突的注意力，捍衛自己繼續掌權的狹隘利益而發動戰爭。根據該理論，在與外部勢力發生衝突時，公民經常聚集在旗幟周圍並增加對政府的支持。那些認為自己正在失去民眾支持並擔心被趕下台的領導人發動戰爭的目的，要麼是為了分散民眾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增強社會凝聚力，要麼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有能力成為一名成功的總司令，從而加強自己對權力的控制。
然而，弗拉維爾發現，中國過去70多年在遭遇國內危機時，其領導人很少純粹為了轉移注意力而引發衝突。部分原因是，與其他政府相比，中國政府對輿論和社會不滿擁有更多控制權。當中國經濟衰退時，危險不是發動戰爭，而是 中共領導人會感到軟弱，對外部挑戰變得更加敏感，可能會通過猛烈的動作來其展示實力，並阻止其他國家利用其不安全感。弗拉維爾認為，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很容易適得其反，並促使北京變得更加咄咄逼人。
而另一篇文章的作者薩姆·海斯說，2012年，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創造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詞，描述崛起大國威脅並試圖取代守成大國，因而導致兩國發生戰爭。但現在的情況是，中國經濟終結，北京與華盛頓發生衝突，不是因為中國崛起的實力，而是中國經濟下行帶來的衰敗。作者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達到頂峰，隨著輕鬆增長的枯竭和人口的減少，其經濟可能正在進入永久性的放緩。這種狀況就像1914年的德國，不僅親眼目睹自己的經濟奇蹟受到英國、法國和俄羅斯聯盟的遏制，德國在歐洲大陸的主導地位也因為他們的軍事集結而被威脅。
而美中發生衝突的地點就是台灣。中方可能明明知道和美軍打仗肯定輸，但也要打，因為中方已經喪失了和平統一的其他選項。對中方而言，接受統一的機會最終消失的事實是無法容忍的，而讓中國的影響力高峰期過去而不採取行動也可能是無法容忍的。那些意識到機會開始從自己手中溜走的國家，都會試圖抓住他們能抓住的東西。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