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照相是靠「影像鋪」這樣的店家用傳統的畫像方法描繪自己的容貌。當時畫人叫「小照」，畫亡靈為「影像」。攝影術傳入中國後，人們把這兩個詞連起來稱為「照相」。
很多人對童年照相都有種特別的情懷，它帶著時間的質感始終留存在我們的記憶深處。那時的照相術，是使被攝的影像通過鏡頭在感光片上曝光；曝光後的感光片經沖洗加工得到呈現被攝體負像的底片；再經洗印便獲得與被攝體基本一致的正像。雖然現今這個「速食時代」，照相館已經幾乎不用膠片了、繁瑣的溫情再也不被關愛了，但童年的記憶像一個五彩斑斕的夢，使人留戀、使人嚮往。它始終帶著一種奇妙的味道，在溫潤著我們的心。
據史料記載，歸化城的第一家照相館「錦昌照相館」，是1910年由內地人開設的。後來隨著市場的需求，「冠北照相館」「合記照相館」也相繼開業。
1920年，歸化城大北街路西成立了一家私人「豫芳照相館」，掌柜張占鰲，不僅精通照相術，還善於經營管理。他在區內外廣招攝影技術人員，照相設備全是進口的蔡司、林哈夫等照材。靠著優質的服務，照相館越做越大。豫芳照相館不僅配有德國大型木製高級座機，還增添了德國新聞外拍機，派專職人員跑外，滿足了呼市大小型會議外拍的需求。1956年公私合營，張占鰲的兒子接父親的班當了經理。1959年呼市遭受洪災，豫芳照相館因沖毀而倒閉。
說起豫芳照相館，不得不提石寄圃。石寄圃（1910～1984），字炳經，武川縣哈拉門獨鄉土蓋門大九號村人。是從歸化城走出的電影藝術家。民國12年考入歸綏第一中學。高中畢業後，考入北平大學法學院。後提前離校，參加了聯華公司北平廠電影訓練班，半年後結業。年底進入聯華上海電影製片廠學習攝影、導演，同時在上海天一電影廠參與電影工作。
民國35年，內戰開始後，石寄圃回鄉。1954年在歸綏豫芳照像館（後合併到「天一」照像服務部）工作，1976年退休，1984年10月13日，因胃癌逝世，終年74歲。
記得兒時新城鼓樓西街路南有一家「春光照相館」，那個照相館門前的大櫥窗里陳列著文藝界名流、勞動模範、戰鬥英雄的大幅油彩著色照片。我十分羨慕櫥窗里的那些靚女俊男，每次路過都會駐足觀望。這些「櫥窗名星」為五六十年代灰暗色的街市平添一抹亮麗的風景。
我在「豫芳」「春光」兩家照相館裡都照過像，那些照片至今保留在父母家的影集裡。我兒時所有的照片都留著鍋蓋頭，那是時代的特徵。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不看好鍋蓋頭，甚至為我的鍋蓋頭感到羞愧與糾結，自從朝鮮的金三世登基以來，我的鍋蓋頭心結才有所緩解。
記得兒時每次照相前，父親先要帶我去剃頭。那時我最恐懼的事情就是剃頭，剃頭匠的推子如果缺少潤滑油，冷不丁就會把頭髮揪住，疼得我直呲牙。寒光閃閃的剃刀，在我耳根後揮舞時，我非常害怕把我的招風耳給削下來。使我更困惑的是，剃頭匠為何非要緊貼頭皮往上推，不留點坡度？僅頭頂上留下一片烏黑的頭髮，猶如房檐、鍋蓋一般。
聽父親說，二十年代豫芳照相館剛開張時，歸化城裡還沒有電，不能利用燈光攝影。影棚里有個天窗，照相時要利用天窗射下的「天光」。如果光線太亮，就會拉起白布遮擋天窗來調整光線；如果遇上陰天，光線太弱，就用反光板增強光線。
豫芳照相館的相機是一個巨大的座機，人蒙上布看鏡頭的那種。相機下有軲轆，測光全憑經驗，變焦全靠人推。拍照前，先根據客人要幾寸的，即在相機的後匣插入同等大小塗有藥水的玻璃底片。這種相機在攝影史上分為干版法和濕版法，濕版法臨拍攝時現塗藥水，而干版法自帶藥水。底片是玻璃的，分薄厚兩種，越厚的越貴。
我兒時，照相館已經開始使用鎂光燈。拍照的瞬間，鎂光燈的鎂粉被引燃，會發出耀眼的強光，同時發出「砰」的一聲巨響。幾乎同時，燃燒的鎂粉冒出了淡藍色的煙霧。
我很恐懼那種一次性鎂光，尤其那一聲巨響、一股青煙，像炸藥爆炸一樣，沒經見過的人會嚇一跳。
攝影從清末進入中國，最初一直是屬於達官貴人的奢侈品。那時人們非常注重拍照時的形象，照相時必定要穿上時下最流行的衣服，如西服領帶、長袍馬褂、旗袍等。家中曾經有不少民國時的老照片，文革破四舊時，都付之一炬。
影棚中有各種的布景，分別纏在一根根長長的捲軸上，上面有杭州西湖、上海外灘、北海白塔或洋房花園。典雅如古畫，摩登如月份牌兒。都是請人用水粉來畫的，用哪幅就卷開掛好。還有些汽車和摩托車的模板，人到後面假裝坐汽車或開車，拍出來跟真的一樣。車燈都在閃光，十分逼真。影棚中實景也是有的。一般是怒放的鮮花置於花盆架子上，人手扶著花，拍出來很是雅致，似文人書房。
上世紀五十年代，國人將進照相館拍照視為人生一大事。中國人有為新生兒過百天拍全祼照的習俗。屆時，孩子坐在椅子上，由隱藏在椅子後面的父母密切地扶著小孩的後背；照相師一手捏著皮球快門，一手搖著小鈴，把孩子逗笑了，燈光一閃就拍完了。我們那個時代的小男孩大多數人都有一張全祼的「百歲留念照」。
那時，人們喜歡在拍照時突出自己的職業，甚至模仿工作的情景。毛紡廠的女工，下班後結伴來到照相館，身穿圍裙、手拿梭子，做著紡織的動作；醫生也身著白袍，戴著聽診器拍照；工人則身穿背帶褲，臂套套袖，手拿活扳手展示英姿。攝影機「咔嚓」一聲，將這一刻定格。
及至文革，各地的照相館為了順應時代潮流，紛紛改名，如東方紅照相館、朝陽照相館、紅衛照相館等。當時因革命需要和條件局限，許多地方的照相館還擔負起了一項偉大的政治任務，那就是翻拍毛主席像，供新華書店統一銷售。
那時，男女青年照相都要穿軍裝、戴軍帽、扎皮帶、戴紅袖章、背軍用挎包。上衣別毛主席像章、手持紅寶書在胸前，都是最時髦、最自豪的做派。攝影棚里的背景也都更換成了北京天安門。
文革中我們照過一次「全家福」。記得照那張全家福時，攝影師一再強調不能眨眼，如果誰照瞎了，那可不是一個人的事。我自然是聽話的，努力瞪著眼睛，可眨眼是瞬間的事，往往不受自己意志的控制。攝影師的頭鑽進鏡頭後的黑布里，嘰里咕嚕地說著話，我往往不知所措。他的頭數次從黑布套中鑽出來，提醒我們放鬆，然而照片上最不自然的人總是我。
那次照相時，我們走得著急，竟然忘記攜帶毛主席語錄。幸好照相館備有毛語錄，我們坐穩後，攝影師給我們每人手裡塞了一本，教我們擺好姿勢。他說，這可是天大的事情，如果上級一旦發現他拍出的照片沒有毛語錄，他將飯碗不保。
1979年，姜昆李文華曾說過一段相聲，名叫《如此照相》，說的就是文革時照相的故事。在那個年代裡有許多照片是不許照的，比如婚紗照不許照，屬於低級趣味；逆光像不許照，臉發黑象徵黑暗；燙髮不許照，象徵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照相還必須擺出革命姿勢、進門還得喊革命口號，否則也不許照相。貌似荒誕，卻是實情。
1976年，我和妻子的結婚照，是在「市毛」東面的「內蒙古照相」照的。那是一張雙人黑白「大頭照」。我倆都身穿清一色的藍色制服，胸前別著毛主席像章，我上衣左上側的口袋裡還插著一支鋼筆。我倆都沒化妝，只是簡單地梳理了一下頭髮，按照男左女右的習俗坐在一起，將頭微微靠向對方。雖然表情嚴肅、神色木訥，這張雙人「大頭照」畢竟是我們青春的見證。
我倆的結婚照遠不如父母的結婚照莊重典雅。父母在民國三十六年拍攝的結婚照溫馨而奢華，父親西裝革履、母親一襲潔白的婚紗。嗚呼，無產階級掌了權，他們仇恨富有，以貧富來劃定人的優劣。
作為時代的特徵，那時的照片上都印有照相館的徽標，裝照片及底片的小紙袋上也無不印有那個年代特有的「最高指示」，如「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這樣的紙袋我至今仍有留存，已成為那個時代的印記。
後記：
中國人的第一張照片，是1844年，由法國人于勒·埃及爾給清朝大員耆英照的。也就是說，照相機於1837年在法國問世後，這是在中國照的第一張相。這說明那時候中國還沒有照相機，更不用說會照相的人了。為什麼耆英成了中國照相的第一人？因為于勒是以法國海關總檢察長的身份來到中國的，清政府接見了他，當于勒提出要為朝廷大員拍照時，沒有人敢照，因為當時宮裡還沒有人見過照相機這津玩意兒。耆英跟洋人打交道多，見多識廣，自然就要個示範作用，他於是就成了中國照相第一人。
照相機是何年傳入中國，說法不一。據清人周壽昌的《思益堂日札》記載：道光丙午年，他旅居廣州，見到取影器的記述。因此有人推斷：道光丙午年，即公元1846年，也就是中英《南京條約》簽訂的第四年。那時候到中國遊歷的人日漸増多。周壽目看到的這架照相機，就是進入廣州的西方人帶進來的。這樣看來，最遲1846年照相機已經傳入中國。照相技術傳入中國後，被因循守舊的人視為「西洋淫巧之物，能攝去人的魂魄，傷神損壽。」所以，直到1903年，清朝皇官里的裕勛齡才開始給慈禧拍照，當然也給皇帝、太后其他皇親國戚拍照。這距今已有100多年，這應該是清王朝皇親國戚最早接觸的世界科技，老百姓當然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在民間，我小時候還常聽人說，照相能攝取的人身上的血，所以對照相都有點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