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張杰博士，獨立學者法學博士
最近，紐約時報9月28日發表來自雅典民主論壇與《紐約時報》合作的特別報導：《普世價值觀真的「普世」嗎？》by STEVEN ERLANGER,另外，連同前不久我在美國《外交事務》上看到的一篇題為「冷戰陷阱」（The Cold War Trap： How the Memory of America’s Era of Dominance Stunts U.S. Foreign Policy，By Justin Winokur）的文章，也有類似的觀點，即對現存主流國際秩序是否仍在運作的擔憂，對普世價值的懷疑，以及反對所謂「冷戰思維」等等。
這些文章，對於自由民主的前途了表達了某種悲觀的態度。我們這裡想著重討論其主要的幾個觀點。
一、陷入民主倒退的混沌世界
在紐約時報的報導中，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保衛民主聯盟主任蘿拉·梭頓認為，因為自由民主似乎在文化、宗教和種族問題上正墮入激烈的兩極分化，尤其是在被全球視為典範的美國。
梭頓說：「文化兩極分化是件大事，但民主卻沒能解決問題。人們覺得這個體系腐敗，金錢的影響力太大，存在精英俘獲——這個體系不能推動個體的進步」，或者說曾經可以，現在不行了。
無論是在俄羅斯、中國，還是在非洲甚至歐洲的部分地區，專制領導人和極右翼政客都可以辯稱「今天看來，民主是一團糟，效率低下，無法帶來經濟增長」，梭頓說，「他們認為，他們需要威權政府來讓人們擺脫貧困，他們認為社會的健康、增長和繁榮比個人的權利更重要。」
因此，地緣政治又回來了，尤其是在華盛頓的霸權日益受到挑戰之時。
上述說法，從現象看，似乎確實有所呈現。譬如，自由之家《2022年世界自由度報告》對中國、台灣、以及香港和西藏地區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評估：
中國被評為「不自由」，僅拿到了滿分100分中的9分，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在近年來對國內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打壓日益升級。
台灣以94分被評為「自由」，這一得分與去年相同，台灣仍然是亞太地區最自由的國家之一。
香港被評為「部分自由」，得分減少了9分，由去年的51分下降為42分，是2021年下降幅度最大的國家與地區之一。選舉制度的改革與對異議者的起訴有效的將反對派排除在立法機關之外，而政府根據《國家安全法》對獨立媒體的鎮壓與起訴則導致數十個公民團體和組織解散。
西藏以1分被評為「不自由」，與上一年相比沒有變化。
在2022年入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47個國家中，15個國家被《2022年世界自由度報告》評為「自由」，18年國家被評為「部分自由」，14個國家被評為「不自由」。
此外，人們也注意到，全球的反民主聯盟正在形成的過程中：
威權政府在拘捕、引渡、跨國刑事偵查、代理脅迫和數字監控等多方面進行合作，跨國打壓本國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中國共產黨是這其中最惡名昭彰的跨國鎮壓者。
在一些情況下，威權政府間的合作甚至可以對某些群體造成整體威脅。土耳其曾經一度是在中國受到迫害的維吾爾人的避風港，但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為了迎合北京而改變了他在此事上的立場：維吾爾人越來越難在土耳其獲得永久居留許可，數百人目前仍然被拘留在土耳其的遣返中心。
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不久前決定邀請中東、非洲和拉美的六個新成員加入，體現了不滿西方主導世界的強烈情緒。其核心是對美國霸權的不滿，尤其不滿華盛頓可以通過貿易制裁施展巨大影響力的美元。
金磚國家的擴張，現在看來也許只是象徵性的，但在這六個國家加入後，該組織將包括37億人口，占了全球經濟的相當部分。此外它的民主成分也將大幅減少——這個由中國主導的組織引入了俄羅斯、沙特和伊朗。全部加起來共有六個民主政體、兩個專制政體、兩個君主專制政體和一個神權政體。
除了中國以外（其實中國經濟也開始趨向弱勢了），這些國家財力上都相對較弱，但它們認為自己可以聯合起來對抗美國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西方，反對西方對國家行為規範的闡釋——也就是反對西方對普世價值的認知。
二、威權主義：由攻勢轉入守勢
但上述只是一方面的事實，其實還有更重要的更大的另一方面的事實存在，特別是在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戰爭開始後，特別是因習近平隱瞞而導致的新冠大疫情肆虐全球之後，以及其清零政策在中國大失敗而導致民怨沸騰的同時，中國經濟2023年開始斷崖式下墜之後，全球的民主聯盟難道不是在更主流的範圍內在更高度凝聚的整合力作用下凸顯於世界了嗎？那一次次的北約、G7、G20、歐盟以及印太峰會、美英澳同盟AUCUS、到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對話 QUAD」、五眼聯盟、美日韓戴維營峰會、美歐對烏克蘭的支持、台灣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上升、美菲同盟的重新強化並重開美國軍事基地於南海……，這些多年來未見的高強度高密度的民主陣營大聯手，難道不是北京主導的南非金磚國家峰會由攻勢轉變為守勢的大變局嗎？
況且，金磚國家有六個民主政體、兩個專制政體、兩個君主專制政體和一個神權政體，仍是民主國家占居多數。況且金磚內部印度與中國乃宿敵，而印度與俄國又素有友邦淵源，是故北京難於在金磚內頤指氣使，為所欲為。
更讓金磚峰會黯然失色的是不久後在印度德里主場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G20）。G20囊括全球85%經濟產出、75%國際貿易總量與三分之二人口，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壓倒性地把金磚遠遠拋在後面。這次G20峰會還把擁有55個成員國的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升為常任成員，與歐盟(EU)取得同等地位，剝奪了中國或金磚代表「南方國家」的話語權；同時金磚內的三個重要國家印度、巴西和南非的領導人都出席了G20,並且接下來三國都依次擔當G20的東道國，顯然都把G20看得比金磚重要。這讓北京情何以堪！所以習近平畏縮卻步沒有臉面出席他歷來都參加的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國際會議——G20峰會，是事出有因的。
而另一個上合組織峰會就更不足道。本來北京繞開莫斯科而把俄國後院中亞五個「斯坦」國家拉來開會，挖了普京牆角，讓北京占據了新地盤，自以為得計。孰知「斯坦」國家似乎並不買北京的帳，其中最大的哈薩克斯坦反向西方拋出橄欖枝，最近表態贊成美國西方制裁俄國，拉近了與西方的關係，北京對此瞠目結舌，不知該說什麼。
有人謂習近平的缺席表明它放棄了二十國集團，正在建立另一種世界秩序。但從目前G20與金磚的優劣、強弱對比看，從中共與「天下圍中「的國家的力量對比來看，習的另類「世界秩序「是否正在演變成海市蜃樓了呢？
三、混沌中呈現的清晰對峙
是的，在某種意義上，地緣政治又回來了，但這是在更豐富層次上的回歸。
雖然仍稱地緣政治，但當今的地緣政治劃分已經滲透進了更多的意識形態因素和發展階段的因素。譬如全球南方和北方的劃分，東方和西方的劃分，都不純粹是地理涵義上的了。日本、澳大利亞被稱為西方國家並非是地理意義上的。而澳大利亞、紐西蘭也不被人們稱作全球南方國家，雖然它們都身處南半球。
然而《外交事務》上「冷戰陷阱「一文的作者 Justin Winokur卻認為，要解決目前混沌的「多極世界（？）」的難題，「應當把頭轉向更遠的歷史，轉向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歷史，例如，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歐洲君主國之間的權力衝突、新教改革期間的百年宗教摩擦，例如十九世紀的維也納會議，例如十九世紀末開始的英德對抗……。「作者認為這些時代可能對當代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更有幫助。他特別反對冷戰思維。
我們認為，作者最基本的問題恰恰是不理解冷戰在人類歷史上的獨特地位。極端而言，某種意義上，人類歷史可以劃分為冷戰前與冷戰後兩段。
冷戰是以往人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那種大事件，對該事件的歷史判決簡單清晰，黑白分明，板上釘釘，傳之久遠，可以說是「最後的審判「。
我們反覆指出過，為什麼冷戰在人類史上如此特殊？
人們注意到，與歷史上那些民族國家間的征戰不同，在冷戰中失敗的國家心甘情願地並不尋求向戰勝國復仇，不再尋求回到冷戰前的狀況中去。俄羅斯想復辟共產蘇聯？烏克蘭、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立陶宛、亞美尼亞、愛莎尼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它們想復闢為共產黨國家？門兒都沒有，一個也沒有！即使是在冷戰後有極個別國家殘留了某些專制因素，它們不想、也不可能恢復為共產黨國家。
而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的那些交戰國的戰敗者呢，它們統統渴望洗刷失敗的恥辱，贏得國家的勝利，恢復國家的尊嚴。於是勝敗交替，征戰不息。如此，歷史充斥了反反覆覆勝負循環的民族國家間的戰爭和宗教戰爭等，因為那些征戰畢竟只是國家利益之爭，宗教教派之爭。冷戰之爭則是價值觀之爭，是意識形態之爭，是極權制度與民主制度之爭，是反人性和人性之爭，是封閉社會與開放社會之爭，是奴役與自由之爭，簡言之，是邪惡與正義之爭。這是冷戰與歷史上那些戰爭的根本不同之處。
讓我們回顧一下（蘇東）1989-1991年冷戰的史詩式終結。對於共產制度而言，那是終極性毀滅性的。回溯那一猶如神靈降臨的歷史瞬間—柏林圍牆倒塌，那普天同慶萬眾歡呼的場景。那是人類的高光時刻。在幾乎沒經一槍一彈的和平進程中，一場歷時幾十年幾乎爆發核戰、幾乎毀滅人類的劇烈對峙消失了！歷史上何曾有過這種事情！作者畢竟年輕，特別是從未在共產國家生活的經歷，恐怕他很難有共產國家民眾當年（包括在1989年50多天舉行多次百萬人大遊行的中國人）那種刻骨銘心的巔峰體驗。
（歐洲戰場）冷戰的結束，最好地詮釋了善與惡、真理與謬誤、自由與奴役、人性與反人性的涵義。
它將垂之久遠。
從混沌走向清晰
是的，有一段時間，特別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世界似乎陷入民主的倒退的混沌之中。正如自由之家說報告和描繪的那樣。像中國的倒退就是典型。北京政權後來號稱「東升西降」，以對內鎮壓對外擴張的極權主義，挑戰《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代表的普世價值以及二戰結束以來和冷戰在主戰場結束以來的世界秩序。這一挑戰，自2018年以來，引發了以美國為首的主流國際社會的高度警惕和反擊；尤其是美國最近兩屆政府，反省了過去三十多年來養虎遺患的對北京政權的姑息、綏靖政策，從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略競爭、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競爭、制度競爭等各方面，聯手世界民主國家，從四方八面圍堵和孤立以中俄伊朝為軸心的國家，基本上形成了兩個營壘對峙的態勢，實際上是國際主流圍堵和孤立中俄伊朝軸心國的態勢。
即是說，世界從混沌中浮現出了清晰的兩極對峙。
這非常類似於冷戰時期的格局。但是在更高更複雜的層次上。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演變的原因並不複雜，因為在亞洲，冷戰並未真正結束，存在一個冷戰的殘局。最重要的是共產中國的存在。
現在，是這盤大棋走向終局的時候了。
但是上述紐約時報提到有人認為，普世價值觀並不普世。他們說，《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都沒有提到民主。
而中共也聲稱，它只遵從聯合國的文件。
但德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任、經濟學家岡特拉姆·沃爾夫指出，《聯合國憲章》確實描述了普世價值，儘管威權主義者堅持認為，自由和人權應該更多地從整體上去理解。「民主可能是一個西方概念，」他說。「但這也是東方許多人——甚至大多數人——希望擁有的東西。
其實，這就是普世性。
如果我們仔細閱讀《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一條
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
人人有平等機會參加本國公務的權利。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這一意志應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選舉予以表現,而選舉應依據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權,並以不記名投票或相當的自由投票程序進行。
如果這不是指的民主，什麼才是民主？
自由之家主席麥可·J·阿布拉莫維茲（Michael J. Abramowitz）說得好：「儘管我們遭遇了（前述）這些民主衰落，但全球各地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仍一如既往的強烈，這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從蘇丹到緬甸，無數的普通人甘願冒著身家性命危險為權利與自由抗爭。民主政府和社會必須要支持這種對自由最根本的渴望，並建立一個最終能實現此種願望的世界。」
四、誰是普世價值的對手？
沒有。
至於中俄朝伊軸心國，它們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仇視普世價值仇視自由民主。至於它們互相之間，並無共同價值，沒有共同的精神基地，沒有共同的制度基礎。相互利用，同床異夢。
冷戰之後三十多年了，迄今為止，世界並未出現一種能替代普世價值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另一套意識形態。
過去，確實有過。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就是，它們都各自有一套意識形態理論體系和制度架構，以挑戰普世價值和自由民主制度。它們曾風行一時，其勢如黑雲壓城，泰山壓頂。但是，它們都失敗了，徹底破產了。自此之後，自由民主再也沒有嚴肅的系統的被世界認真看待的挑戰者了。
一些理論上或實踐上對自由主義質疑的，如社群主義，如亞洲價值論，從未占據過主流，其小有流行之後，現在已經逐漸在歷史中淹沒甚至湮滅，不再牽動人心了。
至於北京所宣稱的「全過程民主」，「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很快就化為喜劇市場中的一縷青煙了。它留給歷史的，不過是一出笑話，一樁黑色幽默而已。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34年前宣稱歷史終結，在原則上並不是錯的。只不過他對歷史節奏的判斷，過於急切；對人性複雜性的理解，不夠深入。不過，三十多年過去，人類主流的生存方式，並無根本變化，替代方式並未出現，這已經足堪慰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