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人稱「發哥」的香港老牌影星周潤發，在韓國釜山電影節的一場記者會上表示，在中國大陸拍攝電影時，劇本必須送去多個政府部門經受審查。
「我們現在有很多限制，電影人的處境很難，」他說。「但其實來講，我們也會盡力創作展現香港精神的電影。這是我們的目標。」
這位68歲的影星還表示，香港主權移交北京後，香港電影業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1997年後，很多事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得不留意政府的指向，這很重要。否則很難籌到足夠的資金拍片。因為中國大陸市場如此龐大，所以我們試圖找到某種解決辦法，可以繼續維持生計，」他說。
人在韓國的周潤發也讚賞了這幾年在國際上影響力不斷擴大的韓國電影。
「韓國戲好看的原因就是題材很廣闊，還有可能是韓國政府的支持，以及他們的自由度很大，所以他們的創作思想會很寬，」他說。「有好多題材我都覺得很驚訝，哇，他們都夠膽拍這些！」
周潤發的話雖然說的很含蓄很委婉，但其中暗含著對中共審查制度的不滿和批評，以及對藝術創作自由的渴望，卻是顯而易見的。
眾所周知，香港近年來出台了一系列針對電影內容的法律法規。香港政府2021年發布指引，要求審查電影時增加「國家安全」的考量。根據同年通過的《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不利國家安全的電影將被禁止上映。
周潤發的發言針對的就是這種現狀。由於他的話是在韓國釜山電影節記者會這樣的國際場合說的，難免不會刺痛中共和香港當局的敏感神經，令其惱羞成怒。
按說發哥在涉及政治的敏感性問題上一向比較謹慎，不大輕易直接表露自己的立場，這次卻在國際場合公開吐槽，顯然是憋得太久透不過氣來的緣故所致。由此不難想見在中共和香港當局的高壓下，香港的大多數藝人活的如何憋屈和壓抑。
發哥的一番吐槽令我想起了大陸電影巨星趙丹的臨終遺言。
1980年10月5日清晨，北京醫院412病房。昏睡多日的趙丹忽然異常清醒。他對妻子黃宗英說，他有要緊的話要對組織講。黃宗英說：「那我打電話給夏衍吧。」趙丹沉吟道：「胡喬木，他管宣傳。」很快，胡喬木在時任文化部副部長賀敬之的陪同下來到醫院。
那天黃宗英代替趙丹說了三個問題：1.黨管文藝，不要管得太具體；2.給領導者以藝術欣賞的自由；3.支持建立個人風格的創作集體。這番話後來被人們稱作「趙丹遺言」。
了解趙丹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位民國時的影帝，1949年後活得十分憋屈和壓抑。為什麼？因為中共堅持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對電影管頭管腳，這個不准演，那個也不准演，令趙丹毫無創作自由可言。文革中，他更是成了牛鬼蛇神，慘遭迫害。他的臨終遺言道出了長久以來憋在心底的話，雖然說的也很含蓄很委婉，但卻飽含著對中共文藝政策的不滿和批評。
周潤發是趙丹的後輩，他在記者會上的吐槽與趙丹的臨終遺言可謂異曲同工。如果說後者反映了大陸電影藝術由民國到所謂新中國的衰落，那麼前者則反映了香港電影藝術由回歸前到回歸後特別是近幾年的凋敝。兩者都說明了一點，那就是中共是扼殺創作自由的罪魁禍首。只要它存在一天，藝術的春天就永遠不會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