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郭沫若寫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開篇就講了明末崇禎皇帝的故事，然後論述李自成建政之後驕奢淫逸，很快「亡國」。毛澤東要求中共高級幹部學習。
今天，被認為崇拜毛澤東的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崇禎的故事卻不讓講了。最近，上海文匯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崇禎：勤政的亡國君》被要求全面下架。
據網友查證，這本書其實是2016年出版的《崇禎往事：明帝國最後的圖景》（故宮出版社）的更名重印。儘管上海文匯出版社稱下架原因為「印刷問題」，但是更為可信的說法是遭遇了新時代的「文字獄」——隨著輿論中「今上」與明朝這位「亡國之君」的關聯越來越多，這一話題也就越來越敏感，尤其是新版書名以及封面推廣語讓人浮想聯翩：「勤政的亡國君昏招連連步步錯，越是『勤政』越亡國」，「看懂崇禎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絕路」。
「亡國之君」亡掉的到底是什麼？
該書作者為已故明史專家陳梧桐。據報導，他的另外一本著作、河南文藝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崇禎傳》也受到牽連，被迫下架。
至少從2015年開始，就有評論文章指「毛似洪武，習如崇禎」，並有網民總結習近平的內政外交模式是「崇禎模式」。據悉，近年來已有多篇談論崇禎的文章遭到審查刪除，進入「404檔案館」。
作為一個投機文人，郭沫若的歷史考證不夠嚴謹，但是他對崇禎皇帝的看法和陳梧桐先生大體一致：雖然他勤於政事，厲行反腐，但是獨斷專橫，治國無能，昏招頻出，最終葬送了大明江山，砍殺多名家人之後，自縊於皇宮後面的煤山（今北京景山）。
明思宗朱由檢是清朝入關前最後一任明朝皇帝，年號「崇禎」
陳梧桐的書是為大眾所寫的學術著作，既沒有做「國師」的投機之心，也沒有政治進諫或者異議譏諷之意。但是，他筆下的崇禎皇帝，懷抱中興之夢卻無所作為，打壓黨爭卻按下葫蘆起了瓢，喜歡「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卻又能力不足，無論如何很容易讓人產生現實的聯想。
現實聯想者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更看重「歪脖樹上吊」的結局，帶有憤怒的詛咒性質。同樣的情緒還見於「素女願一生吃素」而「祈翠」等網絡迷因。另一類則著重於歷史鏡鑒，期望當權者吸取血的教訓，不要重蹈覆轍。
習近平似乎頗有一些「亡黨亡國」的憂慮。
據稱他很看重所謂「蘇聯解體的教訓」，曾在內部講話中說：「為什麼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還痛心疾首地說：「最後戈巴契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最後，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其實「亡黨」和「亡國」是兩回事。崇禎作為「亡國之君」，亡掉的也只是一個家族世襲政權而已。如果國家是指土地和人民的話，在這個意義上並不存在「亡國」之說。取而代之的清朝不也被認為是中國嗎？而且還出現了令民族主義者驕傲的「康乾盛世」。
現代國家都經歷過政權的更替和消亡，而且還一直在重複這個經歷（比如每四年一次的大選），並沒有什麼「亡國之恨」。對民眾來說，歷史上的「亡國之恨」，除了「忠君愛國」的洗腦教育之外，還來自戰亂帶來的生靈塗炭。因此，人們盼望能夠長治久安的「好皇帝」。
資料圖：2016年4月出版的「時代」雜誌亞洲版封面，將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比擬為毛澤東。
歷史的縱向比較與現實的橫向比較
然而，「好皇帝」的時代已經永遠地過去了。按照現代人權標準，所謂漢唐盛世也充滿了奴役和剝削。我們不必苛求於古人，但是更不必用古人的「低人權標準」來苛求現代人。
我之所以提到郭沫若的文章，是想說毛澤東是一個熟讀歷史的人，中共官方宣傳說他把《資治通鑑》讀了十七遍。結果又如何呢？他成為了一個「好皇帝」嗎？他當然沒有白讀，因為他學到了各種權謀伎倆和冷酷無情。隨便一說，崇禎皇帝也飽讀詩書，他從中學到的大概也是這樣的東西。
雖然沒有跡象表明習近平也對古代歷史有興趣，但是他對中共黨史和蘇聯歷史的學習和總結，已經可以讓我們發出疑問：用崇禎皇帝的故事提醒他有用嗎？如果有用，會是什麼樣的作用？
歷史的縱向比較遠遠不如現實的橫向比較重要。陳梧桐先生在他的《崇禎往事：明帝國最後的圖景》一書中，已經進行了這樣的比較，得出了非常有價值的結論。他說：「晚明多元化的社會發展趨勢，無疑是時代的進步。但是明朝最高統治階層眼界狹窄，消息閉塞，沒有看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世界地理大發現以後，西方殖民主義不斷向世界各地擴張勢力，世界各大洲已逐漸連為一體，世界市場的雛形已初具規模，全球化趨勢已初露端倪」，「未能抓住這個基於，對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大力推動社會的轉型，使中國儘快走向世界，快速向前發展」。
在我看來，假如明朝統治者抓住了這樣的機遇，讓中國走上現代化發展之路，那麼就跟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歷一樣，世襲專制王朝那樣的「國」也是必然要亡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