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腦——二十世紀的特殊產物
然而，在洗腦的問題上，果然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這種泛洗腦論的相對主義能為極權政權做充分的辯護嗎？
我們注意到，前述作為「洗腦」的精神淵源的尼采、葛蘭西和福柯這幾位哲學家都活躍於二十世紀，除了馬克思以外，他們也與二十世紀兩種極權主義國家——法西斯國家與共產黨國家——的出現有某種精神關聯。這兩種國家，一是希特勒式第三帝國和墨索里尼的義大利，二是史達林式的蘇聯和毛澤東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們為制度性的洗腦提供了模板。因此簡略看看它們的運作或許會有啟發作用。
簡言之，在這兩種極權主義國家，政府都專門設有宣傳部，制度性洗腦的前提是信息被政府高度控制和封鎖，在國內外之間築起信息柏林圍牆，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當權者透過全權控制媒體，控制學校和研究機構，透過日常生活中的灌輸，從嚴格審查而播放的電視、電影、網絡、表演等，配合教育系統的灌輸，如水銀瀉地一樣對全民實施洗腦。如對歷史以及教科書的篡改，刪除所有對自身不利的歷史課題，以達到隱惡揚善的政治目的，從而為執政當局帶來更自如以及容易控制的政治，維持其統治合法性。
在這類國家，國民沒有選擇的權利，加上揣測聖意的艱難，形成了該國獨特的語境。批評什麼，讚美什麼，都是一種統治階層甚至獨裁者一人意志的體現。絕不准許個人作出獨立判斷。極權體制下，全國只需要一個大腦，就是獨裁者的大腦。全體臣民只需要複製粘貼聖語、聖意，除此之外，任何獨立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險的。
仔細觀察比較一百年來法西斯國家與共產黨國家的洗腦歷史，就無孔不入的徹底性而言，共產黨國家洗腦強於法西斯國家；而毛澤東式的洗腦又強於史達林式的洗腦，尤其是中國文化革命時期，堪稱迄今為止國家洗腦的巔峰。
極權國家的這類洗腦，人類歷史上還未曾見過。嚴格說，洗腦是二十世紀興起的一樁特殊的現象。除了這些國家的政治領袖之外，洗腦的最重要的思想淵源和精神資源是馬克思、尼采、葛蘭西、福柯。
洗腦的消毒劑
認為洗腦古已有之，洗腦與正常國家的「教育、傳播、廣告和宣傳「這些行業行為並無區別，大家都在互相洗腦。這種泛洗腦論，有違事實，大錯特錯。
誠然，正常國家內的「教育、傳播、廣告和宣傳「的行業行為策略與極權國家的洗腦或許有些相似的方面。譬如，會傳布一些不實信息和意識形態，宣傳一種宗教。傳播一種信仰，運用一些誇張或遮蔽的策略，推銷自己的思想、主張、產品。
然而，二者最關鍵的最根本的區別在於：正常國家沒有壟斷信息，執政當局不能壟斷真理，它不可能建造國內外之間的信息柏林圍牆，它不能閉關鎖國。因此，那裡存在多元的思想與言論，多元的相互競爭的媒體，那是一個思想的市場，有各式各樣的競爭對手。在一個有基本言論自由的正常國家，一切對他人洗腦的企圖，都一定會有其他人出來反制，從而相互抵消或補充。因此，無論是什麼樣的思想言論信條，總會有其他思想言論來批判反駁。它不可能成為萬馬齊喑的一言堂。在正常國家。正如亞伯拉罕.林肯斷言的，「你可以在所有的時間欺騙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而極權國家的洗腦，念茲在茲的正是「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這只是在有國家暴力支撐的高度封閉的國家才可能辦到。
洗腦是指通過各種手段來改變一個或一群人的信仰或行為。和宣傳不同，洗腦具有壟斷性、強制性、長期性和不對稱性，即組織被遊說者解除對立的信息，也就是封鎖信息。
封閉社會是洗腦的必要條件和核心要素。
社會是否存在公開的反對意見，則是洗腦與否的判別標準。
言論、思想自由的開放式社會，是洗腦的消毒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