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於《歐盟政治報告》
翻譯：Lydia Li
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的突然過世引發了廣泛的猜測：這或許是中國共產黨（CCP）高層內部殘酷權力鬥爭的結果。與此同時，人們通過懷念這位與習近平聲音並不總是一致的前總理，表達對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不滿。實際上，在李克強作為習近平二把手的十年任期內，中國在政治、經濟和人權等方面均經歷了顯著的倒退。他的政治遺產乏善可陳。人們對他的懷念主要聚焦在他在2020年的一次公開坦言——當時習近平正在吹噓他的「扶貧」成就，李克強說，「中國仍有六億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150美元）。」這種懷念體現了人民的一種普遍心態，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輝煌時代的落幕——在可預見的未來，相對低速的增長，有時甚至會被政治干預打斷，將成為常態——人們可能不再對「以自由換麵包」買帳。
這種心態對中國政治生態會有重大影響。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幾乎完全銷蝕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然而，中共不僅很快穩住自己的執政地位，甚至通過三大支柱進一步對其強化：一是持續的專制控制，另外兩個是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最重要來源：經濟的快速發展（績效導向的合法性）和民族主義。其中，經濟的快速發展起了最關鍵的作用，因為民族主義的論述也高度依賴於經濟的繁榮。
從經濟快速增長獲得的合法性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表述：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引發的廣泛恐懼和政治犬儒主義的背景下，中國人民（特別是精英階層）與CCP政權之間達成了一種默契交易：「以自由換麵包」。直到不久前，儘管不斷面臨挑戰，但只要中國經濟保持在上升軌道上，這一交易基本上在持續進行。
今天，這種默契交易正在瓦解，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執政合法性的根基因此正在受到侵蝕。回顧過去，習近平可能從他上任之初就意識到了經濟下行的問題。2012年他上任時，中國經濟已經顯示出衰退的跡象。基於此，他大力宣揚民族主義，用「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口號來鞏固他合法性的民族主義支柱來彌補經濟表現的缺失。同時，出於更大的政治野心、意識形態的傾向以及預防經濟動盪引發的政治變局，習迅速實施了全面的政治管控措施。
2015年7月，中國經歷了迄今為止最大的股市暴跌。對此，習抓捕了大量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以避免經濟動盪導致的社會危機，這對公民社會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總共有300多名律師和活動人士在所謂的「709大抓捕」中被審問、拘留或正式逮捕（這個名稱源自當年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的日期）。
出於對安全意識的執著，習近平不斷加強中共對民族主義的利用，不僅用來鎮壓國內少數民族群體（民族主義的內部表現），還用來恐嚇台灣、維護中國的地緣政治主導地位（尤其是在南海）以及與美國競爭。2020年初COVID-19疫情的爆發進一步助長了習的民族主義，並幫助他渡過了最初的風暴。到2021年中共建黨一百周年時，中國的民族主義達到了新的高度，極端民族主義者自豪地宣稱「東升西降」、「毛澤東讓中國站起來，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習近平讓中國強起來」。
與此同時，習近平對民營公司（如螞蟻集團和滴滴出行）和企業家（如馬雲和包凡）感到越來越不安，這些公司和企業家擁有巨大的經濟資源，並且與官僚體系和國際社會有著複雜的經濟利益關係。他將他們視為對自己政權的潛在威脅，因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壓制、控制和剝奪這些實體的能量。
疫情平息後，許多人期待經濟困局會得以緩解，但這並沒有實現，而習近平的全球野心已使全世界高度警惕。美國及其盟友在多個領域採取措施對抗和遏制中國，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經濟困境。在天安門事件後建立的基本支柱——即中國企業家和市場能夠實現經濟增長，而不必擔心中共的粗暴恐嚇或打壓——現在岌岌可危，很明顯，以「自由換麵包的時代」已難以為繼。
這對習近平的執政安全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對此非常清楚並試圖應對。近幾個月來，習致力於重建國內外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他推出了多項市場扶持政策，但效果有限。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的政治路線已為人所熟知，難以再次獲得國內外各方的信任。此外，習近平對自己帝王式統治地位的穩固性保持警覺，且趨於偏執，不敢放鬆內控外御。「反間諜運動」等舉措加深了市場和企業家對政府的不信任。
也許習近平已經意識到，重建經濟快速增長的「合法性」支柱是一個遙遠且不確定的目標。他必須更多地依賴壓迫和民族主義來維護其政權的安全。但他在國際舞台上的強硬態度不僅未能取得成果，甚至適得其反。因此，習近平轉而在國內強化民族主義。例如，6月份，《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出台，旨在將愛國主義的定義法定化。8月份，全國範圍內啟動了一場反間諜運動，9月份對《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了修訂，將「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等行為定罪，這些都可以任意解釋。這些民族主義政策為中共政府的政治壓迫提供了方便的工具，因為異議很容易被指控為間諜活動或對中華民族感情的傷害。
儘管如此，習近平也無法消除不安感。他認為有必要消耗那些日益懷疑的中國民眾的政治能量，因為他們不再相信放棄個人自由就能帶來繁榮和富裕。在這方面，他借鑑了毛澤東的策略，採用煽動群眾鬥群眾的手法。習近平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揭發間諜和其他「不良分子」的運動，鼓勵個人、企業、高校和公眾相互檢舉揭發。最近，他還大力推崇毛澤東在1963年提出的「楓橋經驗」，該經驗主要是把對「階級敵人」的司法懲罰轉變為群眾式的動員和鬥爭——本質上是鼓勵人們之間的相互對立。習近平希望通過這種人民內部的相互監視和持續的個人危機感來維護自己的權力。
然而，在個人魅力方面，習近平與毛澤東相形見絀，這是習的另一個致命缺陷。加上缺乏基於成就和績效的合法性，無論他如何試圖凝聚人心，包括他自己的官僚團隊，人們都無法像當年對待毛澤東那樣對習近平充滿信任和支持。今天的中國人民，包括官僚們，已不同於毛澤東時代，面對習近平和中共的壓迫，他們選擇了「躺平」。
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鄧小平有一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意想不到的是，中共幾代領導人一直在摸那些石頭，但中國非但沒有過河，反而陷入了泥沼，找不到岸。對習近平而言，就是在爛泥潭裡打轉，沒有方向。李克強的意外離世是否會引發求變的浪潮，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