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過去四十年來相繼出現許多「中國崩潰論」的主張，近幾年，以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論斷最為典型，他大膽預言中國必將是繼蘇聯之後的「下一個」政治潰敗國家；在此之前，華裔美籍律師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時發表了一本名為《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的著作，他當時預言中國社會體制因種種問題將在五年至十年內崩潰。
事實上，此後10年，中國不但達成年均GDP有10%以上的高速成長，在世界經濟的重要性更是逐年增加，甚至連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時，中國都能在國際社會中一枝獨秀，維持良好的經濟成長，也對國際經濟的復甦做出貢獻，會有這樣的結果，主要還是要歸功於鄧小平所堅持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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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在習近平掌權之後，極有可能出現崩潰的結果，主要原因在於習近平走的路線不再是市場經濟、改革開放，2012年11月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以來，由於其對於計劃體制的了解更勝於市場經濟，因此反其道而行，改走「國進民退」的倒退作法，使中國這個當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由高度成長，提早進入中度，甚至是步入低度成長的陷阱，本文利用長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觀察，來剖析中國有可能崩潰的原因。
習近平的經濟發展路線
中國的經濟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幾乎都能維持10％的經濟成長率，但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習近平掌權之後，反而有走回計劃經濟的跡象，可以發現到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成長率只剩下7％，2016年則降至6％，尤其是從中美貿易戰開始到現在只剩下3％。
習近平對計劃經濟的暸解勝於市場經濟，和前任領導人江澤民及胡錦濤相比起來，習近平的政策表現對改革開放並沒有明顯的貢獻，不管是政治或經濟路線上都顯得更緊縮，有朝「中間偏左」路線反推的作為。特別是在習近平第二任期（中共十九大）的後期，在政治上較過往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更加強對媒體和意識形態掌控，不斷擴大政府監管職能，強調內部維穩及國防預算的支出，可以說習近平是傾向「左派」特性的中共領導人。
2018年，中美兩大國展開貿易戰以來，中國有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增高，2020年習近平為避免私人資本失控，開始了一連串針對大型私有企業的整改，以「國進民退」等經濟上左傾政策來掌控資源，並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管控，這是習近平為解決危機的解方，但也使得部分民營經濟體面臨巨大營運困難。
歸納習近平的經濟思維，他是採取一個「寧左勿右」的政策路徑，政治穩定優於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針對經貿規劃上更多以政治、國安、集權為核心考量，不再以「追求經濟成長」做為單一政策目標，而中共內部也有聲音認為習近平的經濟路線是相反於鄧小平以來的「改革開放」方向，有意把中國拉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道路。
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假設
在美中對抗的大環境下，習近平的經濟發展路線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有四個假設來作為分析的理論基礎。
首先，當中國經濟發展愈高，對主要競爭者尤其是美國來說，威脅就愈大，那麼「中國經濟發展」和「美國威脅感」之間就呈現正相關。以過去日本在1980年代的經驗案例來論證對比，日本在1989時GDP已經到達美國的一半，人均GDP更是超過了美國，美國就採取讓日幣升值等方法來抑制日本經濟發展，這對比現今的中國與美國，可以推論中國經濟水平與美國威脅之間的關聯性是正向關係。
其次，當美國面臨經濟威脅時，會對其競爭者中國採取孤立措施，則「威脅」與「孤立」之間呈現正向的關係。當前的中國與1980年代的日本進行對比，也有著類似的情況，在國際現實的壓力下，當時的日本不得不聽從美國，當一個國家威脅愈大時，孤立就會愈嚴重；而反向推論，當威脅度低時，反而不會孤立而是促進發展，這解釋了2001年中國順勢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狀況。
第三，當中國面臨國際孤立的壓力時，中國經濟路線會傾向社會主義靠攏，這樣的假設是「孤立程度」與「傾向社會主義」之間有正相關。理論上，當中國被孤立時，中共政權的維繫就可能會出現問題，因此中共的統治思維會往社會主義道路傾向，政治會凌駕於一切之上，領導人可以藉此來穩定掌權，而這同時也可以解釋，當社會主義的程度愈高，就意味著「改革開放程度」就會愈低。
最後，當中國愈是朝向社會主義發展，其經濟水準將會愈低，那麼在理論的假設上，「傾向社會主義」程度與「經濟水準」兩者間呈現反向關係。就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經驗及論證來看，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程度愈高時，那麼經濟水平就可能會表現愈差，過去中國在毛澤東掌權時期，採取鎖國、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沒有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政治動員重於經濟民生，尤其是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文革階段，中國的經濟水平是處在糟糕且低迷的狀態。
習近平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前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期，無論遭受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壓力與衝擊，在經濟發展的路線上都堅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因此對應到前文的假設，意即「不論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情勢如何」，中國經濟都維持著一定程度的改革開放路線。
倘若中國持續發展經濟，卻未同時降低社會主義的堅持，此時，經濟發展水準會先有上升的可能，而競爭者美國的威脅感會隨之增加，對中國採取圍堵及孤立的動作，這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強化社會主義程度，那麼接下來中國經濟發展水準就會出現下滑的問題，在理論模型上的表現則回退到原點。值得留意的是，如果中國突然因內部矛盾使得經濟發展水準下降，為了維持內部穩定，中共會增強社會主義程度，短時間內促使經濟水準回復，這會削減可以出現「中國經濟崩潰」的可能性。
同理推論，如果中共領導人為了經濟發展而將社會主義程度下降，這表示經濟發展維持或增加改革開放的程度，則中國有可能出現新的經濟發展契機；換言之，中國經濟發展水準下降，只要加大改革開放力度，一樣會回復到新的經濟發展水準。因此，只要中國持續加大改革開放的程度，中國經濟儘管遇到短期的動盪，最後都會回到更高的經濟水準，這解釋了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30年，儘管屢屢遭受到內外部政治與經濟危機，其平均年成長率仍能維持在10%左右的增長態勢。
回到現實的情境，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後，初期看似維持鄧小平和江澤民以來所保持「政左經右」的路線，但隨著其執政時間漸長，無論是政治或經濟路線卻展現出愈來愈緊縮的現象，甚至朝向「中間偏左」的路線反推；而且，在面對中美貿易戰的挑戰，中國經濟出現危機，美國對中國採取圍堵與孤立政策，其經濟發展路線有愈來愈偏向社會主義的趨勢。倘若習近平對美國孤立圍堵政策的回應是持續大幅向社會主義靠攏，如此將使經濟發展水準在第一期就大幅下降到負的水準，可能步入中國無法承受的水準，如果中國在此時並未在經濟發展路線上有任何的調整，那麼有關「中國經濟崩潰」的假說與預測就有可能會發生。
基於此，只要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中國經濟儘管會遇到短期動盪，最終都會回到穩健的經濟水準；相反的，若習近平面對國際圍堵，為了鞏固政權持續提高社會主義程度，如此將使經濟發展水準在第一期就大幅下降到無法承受的水準，而現今的中國經濟有著這樣的狀態出現。
綜合上述，預期習近平因應美國圍堵而向左發展的路線持續，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將會比前三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時期更為動盪，甚至有可能實現「中國經濟崩潰」的結果，鄰近中國的台灣，對中國經濟後續發展情勢，必須要更多關注及探究，以免遭到崩潰的波及。
作者為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