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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龍和雨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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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深秋的一個下午,快放學時,忽有五六個民兵在一個大隊幹部的帶領下熱熱鬧鬧地從校門口經過,其中兩個民兵還背著步槍,他們中間還跟著兩個個頭跟我們相仿的男孩,老師和學生都來圍觀。兩個男孩一下見來這麼多孩子,儘量往大人後邊靠。那大隊幹部大聲喊:「雲龍、雨龍,你們過來。」兩個本想躲閃的孩子怯怯地走了過去。那幹部告訴老師:「那稍高一點叫雲龍,矮的叫雨龍,是王時仙的仔。」老師恍然大悟:「原來你們是去接他們回來。真是不覺過去四五年了,看他們都長這麼大了。」

去接這兩個地主仔回村的事在村中已傳一段時間了。有些村民不同意這麼做,認為孩子太小,大的不足十歲,小的不足八歲,接回來以後怎麼生活?然而大隊幹部與村中一些階級覺悟高的群眾的觀點相反,說必須掌握改造地主分子的主動權。

王時仙是我們村唯一的地主。他祖上幾代單傳,積累下來一些土地。我村在附近還算個大村,有兩百多口人,不劃出個地主說不過去,就定了王家。當時王時仙還不足十五歲。

文化大革命開始,改造多年,比貧農還貧農的王時仙一下成了專政的重點。1968年,在大隊的一次大批鬥之後,王時仙終於死了。關於他的死,有說是被用棒子活活打死的,有說是把頭按在水中溺死的,還有說是用電電死的。王時仙當時不到三十歲,撇下了五歲多的雲龍、三歲多的雨龍和一歲多的女兒。在極度恐懼中,王時仙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逃回離我村有近二十里山路的娘家。

轉眼六年過去了,村中一些幹部看別村階級鬥爭熱火朝天,深感本村沒地主可鬥的寂寞,於是就要求將地主的兒子帶回村來接受改造。我村屬廣西,雲龍、雨龍的外婆家屬湖南,在那個糧食緊張、戶口管理極嚴的年代,跨省要人回來,手續是很麻煩的。然而當時階級鬥爭掛帥,一切給階級鬥爭讓路。由大隊幹部出面,基幹民兵為主,組成接回地主仔工作隊,先後三次去湖南。在湖南地方當局積極配合下,工作隊終於如願接回了小地主雲龍、雨龍。

他們原本想將三個地主仔一起接回來,由於那村一批覺悟不高的群眾出來勸阻,更兼地主婆(王時仙的妻子)牽著那六歲的女兒跪地哀求,村里許多群眾也跟著下跪,工作組就高抬貴手了。不過已經說好,待孩子長到十歲後,還是要抓回村接受改造。

大隊幹部對師生、村民繪聲繪色地講著接地主仔的曲折而輝煌的歷程,兩個地主孩子卻在那裡偷偷落淚。故事講完,大隊幹部極為榮耀地帶著自己的戰利品——兩個地主仔,在村民簇擁下往村中地主家的老屋走去。

那近五年沒人住、也無人管的屋,門半掩著。幹部讓兩個地主仔進去,並說這是你們的老屋。誰知那倆個孩子一聽到老屋,就驚恐得全身顫抖,想轉身逃走。大隊幹部連推帶拉,硬是把他們塞了進去。進屋後,倆個孩子再也忍不住,大哭並哀求那大隊幹部將他們帶到別處去。大隊幹部根本不理會,也不問原因,只交代身邊一個跟來的老農說:「你也算是這地主仔的本家,平日就幫著照看一點,可別讓他們跑回他娘那去了。跑了就拿你是問。」老頭唯唯應著。兩個孩子緊張地瑟縮在一塊,村民在暮色中紛紛散去。

我到家時,父母正悄悄議論接回地主孩子的事。母親連連嘆息說:「真是作孽啊!那么小的孩子,今後怎麼生活?讓他們住在那平日大人都不願進的鬼屋中,他們肯定害怕。」

那老宅是王時仙祖上留下的。文革開始,革命群眾沖入老屋鬥地主,將王時仙反綁雙手,高吊在屋樑上,要他交代「變天帳」。在反覆拉上拉下的吊罰中,王時仙痛苦的喊叫聲響徹全村。每次吊打王時仙,還將一家老少綁屋中觀看。雲龍、雨龍眼睜睜地看著父親被吊打,多次昏死過去,屎尿並流,嚇得大哭,為此他們也挨了紅衛兵的毒打。後來他們的祖母也吊死在這老屋的樑上,祖父也在這屋中被折磨死。

他們母子去姥姥家以後,這屋中再沒人住。村中傳說,雷雨的夜晚常能聽到屋中傳出悽厲的哭喊。村里大人都不讓孩子到這屋裡來,隊裡也不敢拿這屋存放東西。雲龍兄弟到他老屋時之所以顫抖、哀哭,顯然與當年刻骨銘心的恐怖記憶有關。後來他們兄弟只住在屋角上的一間小房,從側門出入,從不到堂屋去。

我母親與雲龍的母親是同村人,從小就認識,後來又嫁到同村,自然是好朋友。文革前每年回娘家拜年,我母親跟雲龍的母親總是結伴而行。文革期間,我母親每年回外婆家時,總會偷偷去看雲龍的母親。雲龍、雨龍被抓回村後,我們很快成了朋友。母親經常叫我去看看他兄弟倆。那時大人是不敢明目張胆關心地主仔的。

雲龍、雨龍兄弟被接回村後,就被那些階級覺悟高的幹部像扔垃圾一樣丟棄了,沒有人會想到關心一下他們的生活。兄弟不到參加集體勞動的年齡,沒法掙工分,就承擔了村中的養豬工作。每年將養的豬送到生產隊,按豬的重量結算工分分糧食。那年月,連人都吃不飽,拿什麼餵豬?可是養不出豬,年底就分不到糧食,沒糧食就沒法活。養豬難,不養更難,於是兄弟倆只好起早貪黑,到田間地頭扯豬菜。一個近十歲的孩子牽著個近八歲的孩子,無論風雨,每天都得采幾筐豬菜。幾年下來,兄弟倆竟比村中老人還熟悉山上人能吃的植物。在采豬菜時,他們也在努力尋找自己能吃的東西。

采豬菜不易,砍柴更難。煮豬食需要大量的柴,砍柴須走十來里山路。成人早上去,晚上才能砍回一擔柴,孩子砍柴就更難了。豬養得不好,糧食也分不到分量。兄弟倆一年只能分到四百來斤稻穀,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米。正是長身體的年齡,這點糧食就算餐餐煮粥也吃不到半飽。至於穿衣服,兄弟多年都是穿著從他母親那裡來時穿的那套秋裝,變化的只是不斷增加的補丁。

兄弟倆被從母親身邊帶離時在上學,大的三年級,小的一年級。接回村後,上學就甭想了。哥兒倆對上學充滿嚮往,每看到同齡的孩子背著書包去上學,都遠遠站在路邊呆呆地看。村中的孩子,只有我跟他們熟,別的不是欺侮他們,就是遠離他們。每天放學後,我也常幫家中扯豬菜,我們經常相約在學校前面三百多米的一個小山坡後見面。我曾多次要求他們到校門口等我,但他們堅決不去。他們常常就在那山坡後的草地上等我,以致那裡有一塊地方被他們兄弟臥得連草也生不出來了。他們趴在那裡等我,能清楚看到學校,學校的師生卻看不到他們。他們常常早早採好豬食,就到那裡趴著看學校,順便等我。我每次放學後到那坡後,他們就圍著我問當天的學習。我拿出書本給他們看,兄弟倆輪流看語文、數學。為了這份友情,兄弟倆經常把好不容易采來的豬菜分一些給我。

有一年兒童節,學校在教室外的空地上表演遊戲節目,歡度節日。結束時天快黑了,我匆匆趕到山坡後,發現雨龍一個人在那坡上已經睡著了。他滿臉淚痕,可能哭得累了,又等我太久了,就睡著了。我在他身邊坐下,他醒了,很不好意識地擦擦眼睛問:「你放學了?今天怎麼這麼晚呢?」其實他知道為什麼這麼晚。他肯定在這偷看我們玩遊戲很久了,也肯定因為觸動太大,太傷心了,所以才哭得睡著了。我奇怪他哥怎麼不在,他告訴我說,哥哥有點感冒,先回去了。正說著,哥哥又來了。他也是雙眼紅腫,好像剛從水邊洗臉回來。他見我也不好意識地說:「今天放學真晚噢。我們回家去吧!」兄弟倆都低著頭,我們一起回村。

每年春節,他們兄弟就躲在家中不出門,甚至整天不生火。在村中鞭炮與孩子的嬉鬧聲中,兄弟倆躲在被中哭泣,哭累了睡,睡醒了又哭。他們思念母親,也深深掛念著自己的妹妹。有幾次我母親回外婆家,他們偷偷將自己省下的好東西,托我母親給媽媽、妹妹帶去,有一次竟將僅有的一隻雞托我母親帶去。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雲龍、雨龍兄弟喜歡到離村較遠的一個高山上去采豬菜,其實那山上並沒有什麼豬菜。有一個星期天,我要求跟他們到那高山上采豬菜。他們儘管不太樂意,也不好拒絕我。到那山上我才發現,他們是為了能遙望他母親所在村後面的高山,猜想著自己的母親也可能會帶著妹妹在那山上幹活。兄弟倆看著,談著,情不自禁地流著淚。

兄弟倆有時候生病,或受傷,或受村中別的孩子毆打,從來沒哭過。除了我曾見過幾次他們哭泣,村中其他人應該很少看到他們流淚。有幾次外村拉人到我村游鬥,村中那些狂熱的階級鬥爭幹部就把他們兄弟倆拉來陪鬥。每到這時,他們兄弟那滿臉的痛苦,實在讓人不忍多看,但這種時候卻從來沒見過他們流淚。他們只是默默低著頭,緊緊咬著嘴唇。有兩次,被激起階級仇恨的群眾衝上台,毆打別村的被鬥者,順便將他倆也揍了。被扶回家時,他們沒哭,人都走後,他們才縮在被子裡痛哭。多少年後,兄弟倆只要一聽說開大會,就渾身不自覺地發抖。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對地主的階級鬥爭結束了。兄弟倆唯一的願望是回到自己母親身邊,因為自1972年被帶離母親後,母子就再未見過面。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八期,2010-12-01)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黑五類憶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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